注：9月13日晚，王菲李亚鹏相继发微博宣布离婚，两人八年婚姻宣告结束。继一番狂轰滥炸报道后，二人各自私生活始终未离开媒体视线，而谈及李亚鹏却总是绕不开王菲。《看天下》专访“李亚鹏：离开天后的日子”，令其极度不满，称报道“如此八卦令人作呕”。文中李亚鹏两次提及夫妻财产问题，那句“财产独立是我保持一个男人尊严的最后坚持”想必道出了他的心声。

　　但财产独立就一定有广泛认可的尊严吗？恐怕未必。更何况，男人养家不是自古就有的，男性“养家人”之位的确立，意味着男人之间开始据此构建等级。李亚鹏作为一名精英，可以在男人等级间进退自如，但中国数以亿计的下层男性则饱受等级之苦，尤其是不养家的男性还被男权社会贴签为“吃软饭”。

　　在近期《看天下》专访中，聊到离婚声明时李亚鹏直言：“财产独立是我保持一个男人尊严的最后坚持”。对这句话，我只赞成三分之一，因为财产独立的确与尊严有关，但财产独立不只牵涉男人尊严，它和女人的尊严同样很有关系。而且，没有财产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尊严。特别是在目前的中国社会，许多人沦至社会底层并非因为懒惰、不聪明，而是因为遭受到性别、户籍、健康等体制性的排斥，以及“我爸是李刚”等特权者的剥夺。那么，财产独立就一定有广泛认可的尊严吗？未必。表叔、房叔、房婶们的财产非常独立，可他/她们从别人目光中得到的，恐怕是对特权者的鄙夷、痛恨居多，当然也不排除羡慕嫉妒，但尊重应该是较少的。

　　为什么李亚鹏的这句表达令许多人心有戚戚呢？因为这句话指出了男权社会中的男人等级和底线。从男人是否养家和如何养家两方面，可以将男人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等级，即最爷们的等级是：男人养家。第二等级是夫妻共同养家，但以男性为主。第三等级是夫妻共同养家，但以或被认为以女性为主。第四等级则是女性养家，不养家的男性被男权社会贴签为“吃软饭”。如果说第三等级的男人会受到社会凝视，那第四等级的男性简直就是进入了梦魇，会遭到“你不是男人”的致命打击。所以李亚鹏不得不庄重地做出上述宣言，以表明自己具备随时回到一等男的能力。

　　男人养家不是自古如此，而是个相当晚近的发明

　　实际上男人养家从来不是自古如此，而是一个相当晚近的发明。恩格斯认为，不论在狩猎社会还是农业社会，男性都是主要的生产力，所以人类会从母系社会变为男权社会。但当代古人类学家的研究发现，狩猎社会准确地应称为采集狩猎社会，女性们负责采集植物果实和在家附近捕获兔子等小动物，男人们到较远的地方尝试捕捉较大的动物。由于后者的成功很不可靠，所以当时人们的主要食物是通过女性们的采集和捕获小动物来保证的。特别要说明的是，尽管是女性提供了更多、更稳定的食物，但并没有建立母权社会，而仅仅是母系社会。母系社会中不存在性别之间的等级，这一社会组织方式的存在是由于当时的人们还不清楚生育原理，无法判别孩子的父亲，所以只能以母亲来计算血统。至于农业社会，如果以“男耕女织”为我国农业社会的主要性别分工，那没有证据表明男耕比女织更能支撑一个家庭，所以男人历来就是养家人的说法是没有历史依据的。而且，男人是养家人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如，在现在的美国下层黑人家庭中，由于该阶层中的男性很难找到工作，更别提薪水较高的工作了，所以他们几乎从未成为养家人，养家的是年长女性，所以美国下层家庭主要是女家长制。

　　那么，男人到什么时候才开始在一些社会中变成养家人呢？这个历史并不长久，只有200多年。18世纪中叶机器大生产开始后，资本家大量雇佣工资非常低廉的成年女性和童工，大量失业的成年男性工人非常不满，再加上资本家雇女不雇男对原有的家庭性别分工——女性主要承担家务、照顾成年男性和孩子——造成了巨大冲击。所以成年男性工人们组成工会，排挤成年女性和儿童进入工厂，并向资本家抗议和斗争。当时的知识分子和人道主义者也极为愤慨地抨击资本家对成年女工和童工的残酷剥削，和这一雇佣偏好对家庭、社会制度的破坏。

　　资本家也逐渐意识到，大量的成年女性和童工进入工厂会在三个方面对资本生产起根本性的破坏作用。首先，成年女性的健康因残酷漫长的工厂剥削而败坏，难以生育出健康的下一代劳动力。其次，大机器生产需要健康和初步掌握读写技能的劳动力，这些都需要孩子在家庭和学校中得到质量尚可的营养和教育，而七八岁就开始做童工的孩子显然没有这样的身心发展的机会。第三，劳动力在辛苦工作一天后，需要在家庭中得到食物、清洁、睡眠、情绪支持和性生活，才能恢复劳动能力，开始第二天的辛苦劳作。最后，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斗争后，资本家与成年男性工人于19世纪末达成协议，停止雇佣童工；大量减少雇佣成年女性，特别是在高收入、高福利、高社会地位的行业与岗位；优先雇佣成年男性，并以家庭工资的形式发给成年男性赡养自己、妻子和孩子所需金钱。由此，男性“养家人”的身份和地位开始形成。

　　男人养家与男人等级、性别等级

　　男性独占“养家人”之位，意味着男人之间开始据此构建等级，如文章开头所说的男人间的四个等级。李亚鹏作为一名精英，在这个男人等级间可以进退自如。可中国数以亿计的下层男性，则饱受男人等级之苦，对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来说，不但三高工作难以企及，而且建立家庭、拥有蜗居都成为奢望。换言之，由于资源会在男人等级之间不均等地分配，当人口比例中占极少数、但绝对数字并不少的上层男性享有妻妾成群、房产众多的特权时，必定有大量底层男性遭受无房无妻之苦。所以“财产独立是我保持一个男人尊严的最后坚持”是只属于李亚鹏等精英男的特权，按此标准，中国目前数以亿计的下岗男工人或男农民工是无法保持男人尊严的。

　　当“养家人”在男人之间制造等级时，也在两性之间制造了等级，而且这一等级实际上是建立在幻觉之上的。如，尽管我国成年女性几乎都外出就业，尽管如果没有女性的那份收入，许多家庭将付不起养育孩子的高额费用和吃人的房子贷款，尽管是女性承担了无酬家务劳动中的85%

　　才使家庭得以日日正常运转，但不妨碍许多男性认为是自己在养家。当个别女性获得高收入、可以承担经济养家的责任时，由于社会标准和自身内化的标准，不少男性不但无法享有妻子高收入带给自己的好处，而且还为此饱受男人不男的困扰。实际上，我们是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女人或男人，赚钱多少绝不是唯一和首要的评判标准。所以美国诗人南希?史密斯早在1973年就写道“只要有一个女人，不再因为自己的能力或职位高于丈夫而感到抱歉/就一定会有另一个男人，不再因为自己的平凡和庸常而终日感到委屈和紧张”。

　　再回到“财产独立是我保持一个男人尊严的最后坚持”这句话，性别解放的初级目标是每个成年男人和女人都有能力如此宣言，最高目标则是尊严与财产无关，尊严是天赋人权，彼此尊重是所有人的相处方式。

　　文/王向贤，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性别社会学，近两年来特别关注男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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