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邵逸夫先生去世。普通人对其感触最为深刻的便是学校的逸夫楼。不少人在微博上回忆起当年在逸夫楼里的往事。点滴文字，告慰老先生在天之灵。虽不为人师，但桃李遍天下。

　　竹子 （媒体人 毕业于复旦大学）

　　“邵逸夫先生仙逝”，一个接一个弹窗在手机上亮起。一阵愕惋中，第一时间想起的不是香江边的声色犬马，而是多年前认识的一位姑娘，从记忆的夹缝中探出头来，让人心生笑意。她曾指着学校里逸夫科技楼的路名牌，天真地问我，RunRunShawbuildingofScienceandTechnology，为什么翻译成了“邵跑跑”，是典故还是名字的直译“逃逸的夫”？

　　其实，她问的不是我。“复旦人问复旦人”邮箱的另一头，我是当时唯一的编辑。

　　那个夏天，韩寒主编的《独唱团》刚刚大火，“所有人问所有人”赢得了口碑，我也提议所在校园媒体《复旦青年》的主编增设一个“复旦人问复旦人”。

　　栏目至今已经运行三年半，贡献着“为什么‘三马’来复旦第一次看到光华楼开正门”、“给F的时候老师是怎么想的”这样有趣的问题。

　　它曾经被我赋予过很多想象，爆料平台，网络品牌营销，与学校各处室建立联系的敲门砖，新记者的培训点等等。但推广不畅、原始封闭的邮件互动、有限的话题空间、还有学生媒体小作坊式的热情，决定了它偶尔还是“自问自答”的尴尬。

　　但对我而言，它毫无疑问是一整个大学生活和新闻梦的缩影，时时流露着不安分的细胞。毕业后南下广州开始真正的媒体生涯，旧电脑留在家中不期然烧坏了硬盘，大学四年的文档付之一炬，如今只可凭学号邮箱找回片断。似乎自己拥有的很少，又或许拥有了太多，以至于经过记忆的过滤，仍然有那么多闪亮的日子不时地冒出来。那是工作后都不再有过的热情。

　　对了，那个提问的姑娘名后来也来了这份报纸。她提过的那个问题，给了我如此深刻的印象，她当然可以自己谷歌或百度：邵逸夫的英文名RunRun其实是利用他的本名“仁楞”的国语发音拼成，并非戏传自他早年在南洋抱着菲林奔走于各大戏院的跑腿经历。

　　我想她当然不是为了调戏“小编”，更多是出于信任。在逸夫楼前，她看到过我没有“看见”的东西。我从来不曾怀疑，读者比记者编辑都要智慧得多，他们永远不该被愚弄。

　　邵夷贝 （独立音乐制作人 毕业于北京大学）

　　北大东门有一个逸夫楼，上学时有一阵喜欢玩“刷刷”（滚轴旱冰），我们总会在逸夫楼旁边小广场碰头，会在那里摆些一次性纸杯练习绕障碍刷。记不清曾在“逸夫苑”几个大字下摔过几个大马趴，这是我对北大逸夫楼最深刻的印象。因为同一姓氏且名字读起来相似，我对邵逸夫先生有一种奇特的亲切感。刚入校的时候向同学自我介绍，也喜欢开玩笑道：“我叫邵夷贝，邵逸夫的邵，邵夷贝的夷，邵逸夫的贝”。会这么说是因为没有人不知道邵逸夫这个名字，我想这大概都是因为“逸夫楼”的缘故吧。

　　黄涛 （媒体人 毕业于云南大学）

　　一大早看到邵逸夫去世的消息，第一个念头是TVB以后还有多少经典。稍后，网络上的悼念如潮水一般。跟很多地方一样，我当年就读的云南大学也有邵先生捐建的建筑，即云大校本部的图书馆，左侧三个大字——逸夫楼。

　　2009年，毕业在即，写论文、看书、刷卡，几乎每次都从这图书馆进出。偶尔一撇，还没有意识到逸夫楼、邵逸夫跟云南大学图书馆的联系。

　　那年夏天。当时学校开人类学大会，彼时少年意气参与盛会，报名做了志愿者，被分配到新闻中心。报到第一天，老师就带我们来到图书馆，跟学生不同的是，当时和随后都可以以工作人员身份直接进门，无需刷卡。楼上悬挂的画像和简介，正是邵逸夫当年的慷慨义举。据老师介绍，这座图书馆是邵逸夫在云南捐资兴建的第一个教育项目，为纪念其慷慨捐资，因此本部东陆园图书馆也叫逸夫楼。

　　那时，跟一帮喜欢文字的同行朋友，在机房以志愿者的身份给正式媒体记者做服务，收发传真，联系采访，还到门口接记者们。记得一次，老师安排让在图书馆三楼外的玻璃墙上贴个新闻中心的标志，我们几人隔着玻璃确定合适的位置，不过因隔着玻璃，彼此能看见却听不见说话，只好拿出电话对讲，至今记忆犹新。

　　虽然那次大会及工作很是郁闷，但和朋友一起工作过，总算一段特别经历。人类学大会期间每天在那活动，对格局已经非常熟悉。毕业前，写论文的时候曾路过图书馆里的机房，接过的电话听筒仍然躺着，有点陈旧的传真机已经搬到了另一边。电脑仍然整齐排列，只是坐在里面的人们已经不认识了，多少有些怀念一起工作的日子。曾和同学笑言，这里面多少电脑上还留着我的QQ号，一时感慨不已。也许，人去楼空的感觉如此。

　　陈思中 （教师 任教华中科技大学）

　　当时是1992年，我还是校报的副主编，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心里还有点忐忑不安，因为他当时是亿万富翁，而且是香港的企业家，我们接触海外侨胞比较少，当时中国万元富人都不多，我们不知道怎样和他聊天会比较好。在采访前，我和他一起参加了华工逸夫图书馆的剪彩仪式，看着他觉得很和蔼，对人很朴实友善。在参观的过程中，我一直陪在他身边。

　　参观完以后，趁着休息的时候，我说：“您好，我是校报的记者，我能不能采访您一下？”他很随性，说：“好呀！来这边挨着我坐吧。”结果我就坐下来问了他几个问题。

　　当时方逸华女士也在，我去之前，别人就叮嘱我“对于方女士身份的介绍要问一下邵老，看他怎么说”，我询问邵老“是写贴身女秘书呢？还是写生活秘书”，邵老说“不能这么写，到时候要出麻烦的”，他后来又想了一下，说“那就写随行的工作人员某某女士吧”。

　　其实，让我记最深刻的是他给我传达的“送钱”的概念。当时，我对于他以前送出了这么多钱表示惊讶而尊重，就问他将来打算再做点什么。他看着我，笑哈哈地说：“我送钱啊，我要把我该送的钱都送出去。”我当时一听就傻了，因为我们当时对慈善事业这个东西还没有什么了解，也没有谁说自己后半生要做的事业是继续送钱，所以当时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后面，我还和他聊了很多。开始采访的问题比较严谨，以后我们又聊家常聊了20多分钟，他确实很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我们聊得很开心。

　　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对邵老“送钱”的意思不是很了解，为什么一个人后半生的打算是“送钱”呢？在以后来的20多年间，我去了全国很多的城市，也去了一些乡村，结果发现全国各地都有很多的逸夫楼、逸夫馆，连乡村也不例外。这时候我才知道这个老人确实没有食言，他的后半生真的一直都在“送钱”。

　　所以，我以后每次看到逸夫楼、逸夫馆，我就会想起他，他真是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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