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曾经说过，在新旧道德变迁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赞同新道德，同时谨慎地恪守旧道德。比如在他那个时代，最好的办法是赞同性解放，同时自己恪守一夫一妻的价值观。罗素说的话足够聪明和安全，但是他本人显然并不愿意这样，他赞同新道德，同时也身体力行坚持他自己的恋爱观，情人一个个地换，离婚一个个地离，所以他在美国的时候被一大群人抗议，现在憎恶他的人也还是很多。
中产阶级价值观，嘲讽的人太多了，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美国丽人，比如那个革命之路，但是写这个东西的人，拍这些电影的人，依然首先得足够“成功”，换言之，显得比中产阶级们要“强”，这样他们才有足够的资本来嘲笑这些东西，同时被嘲笑的人也可以安心地继续过这样的生活，因为那些嘲笑的人是因为他们足够强，而中产阶级我们不够强，我们面对自己的弱点。
再举例来说，毛姆写得比这个聪明多了，看看月亮与六便士还有刀锋，多么complacency，丝毫不会冒犯别人，让向一部分观众展示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同时又对墙内生活又足够的宽容，分享了足够多的墙内的同情，因为墙外的生活太过于奇绝，太过于奇葩，只可能是“天才”们的生活，而不是一种可能的生活。我早年只是不喜欢毛姆，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厌恶毛姆了。
我说的就是最近的自然醒的人生和妈坚强这两篇文章。其实这两篇说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我不大认同前一篇文章的内容，也不认同后一篇文章的写作方式。但是在我看来这两篇说的是不一样的事情。妈坚强那篇在我看来没有太多好说的，无非就是福利，公共精神，在这个事情上可讨论的东西有很多，比如anti-poverty还是warefare society, 在这个事情上，讨论的是social justice, 作者是什么人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在中国某种奇葩的环境里，才会有人仇恨出来争权的人。
出于某种奇怪的理由，作者说到了西人的恶和华人的恶，我不理解这点，我也完全不赞同这点，作者说西人在骂她，我找了一下原文，看了一下，其实支持她的人也不少，但是这个不是很正常么？难道一件符合公共精神的事情有更多的人赞成，不是正是说明这个事情的正确么。这篇文章本来更多地是应该关于政治的，但是作者写的时候加入了一些绝对的道德判断，个人不大赞同。
而那篇自然醒的文章，我依然说我里面很多东西我不同意，但是这是一个从宗教视角出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一大堆小说，里面的人一个比一个反社会，看到的人也不觉得多难受；耶稣说你们要放弃财产，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钻过针眼还困难，没有几个人真的实行了，大家只是觉得，说的挺好的，so what? 反正耶稣早死了，也不会在大街上抢夺大家的财产。
回到开头那个说法，在很多人看来，一个人可以批判中产阶级生活，可以批评伪善，可以批评虚荣，但是至少得证明一点，你过得比我们好，你比我们强，或者至少说，你不必我们过得差。就像那个经典的问题，倘若高更没有成功，那他之前的行为还能够得到justify，或者说，原谅吗？因此，批评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人最好是过着被中产阶级称许的生活。倘若是穷人，就没有资格。
所以很多人纠结于那个领救济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作者并没有领救济，只是行文中让人有此误解而已。但是作者需要为自己没有领救济来辩护么？我觉得无必要，作者是没有领救济，那么难道一个真正领救济的人就无权说这些么？而最可耻或者说最可笑的一点是，那些真正处于完全贫困的人，根本不可能发声，而发声的要么是具有同情心的中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受过良好教育的，自己身处贫困的人，在中产阶级看来，只能被嘲笑。
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也只能是赞赏新道德而恪守旧道德的人，我既没有足够多的勇气也没有足够provcative也不具备足够的安全感来选择自己所做的路，我足够害怕被瞧不起，我足够害怕被指责。所以那些抛弃公司高薪工作而去非洲做NGO的在只能是那些常青藤的学生们，对于三流大学的孩子们，他们的成功道路只能是一步步爬到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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