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朝末期到1949年中共建政，几十年间各路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在众多军阀中，有一方势力执掌地方38年始终屹立不倒——阎锡山，出身钱庄，算盘打得精明，但在山西却屡屡能见到他的种种“善举”：掏钱推行国民义务教育，使山西成为中国义务教育的策源地；埋头经济建设，专注地方治安，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他八面玲珑，决不贸然得罪人，在内战中却积极反共，最终败走台湾。“军阀”阎锡山，代表了那个年代掌握私人军队、控制一个地区政经命脉的特殊群体，他的一生是近代中国地方集权历史的缩影，生动、百变、复杂。
1911.10.29“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开始38年统治
青年时期的阎锡山（左）与孙中山的合影；在日本，他曾亲耳聆听过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的教诲
1911年10月29日，阎锡山等革命党人发动了太原起义，起义军攻占山西巡抚衙门，击毙了陆钟琦父子和协统谭振德，拘押了大批官员。太原起义宣告成功。
太原是继武昌起义后，在全国响应起义的第三个省份。太原起义成功的当天，阎锡山就被推举为山西军政府都督。从清末到1949年，在众多军阀中，阎锡山执掌山西38年，始终屹立不倒。
阎锡山在山西建立起了一个自己的小朝廷。1930年，他登上了《时代》封面。文章这样记述：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锡山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尽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使他显得出类拔萃。阎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面对各派系争雄的局面，阎锡山表示服从中央政府命令，同时采取“中立”态度。他专注于地方治安，埋头经济建设：修建铁路公路、建工厂，在民国成立的头20年里，确实为山西带来了繁荣与稳定。山西教育在当时也在全国领先，阎锡山很早就推行国民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在当时是极新鲜的事。
1947年，山西太原，阎锡山（前排右一）全家合影。
到1916年，山西每万人中有小学生290名，居各省之首。从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上。他在家乡河边村创办的川至中学也设附小，共7排140间瓦房，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运动场等一应俱全。头4年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校服、一双皮鞋(后改为帆布鞋)。这都是阎锡山自己掏的钱。
中国的义务教育始自民国；民国的义务教育，则始自阎锡山治下的山西，正如教育家陶行知所言，“山西是中国义务教育策源地”。
还有一些事颇能说明阎锡山的“善治”。1918年的《山西省疫事报告》中说：当年1月5日，阎锡山接到晋北肺病疫情严重的报告，立刻通电各县，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并要求官民清洁隔离、埋尸封室——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公开事实、尽量透明；当时内务部派了个叫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赴山西，阎立刻授以医务全权；同时，他相信并借助一切社会力量，如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参与救治。他以开放的胸怀和当机立断的决策，两天之后就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1947年，身着军装的阎锡山
阎锡山大方善举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又是出了名的精明、会算计。1930年代中，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登过一幅阎锡山的漫画：他身着长衫马褂，头戴瓜皮小帽，一边拨拉算盘一边念叨：今天又进多少钱。其公众形象的一面就是：精明、会算计。
在解放战争中，阎锡山反共很是积极。1949年4月24日，中共解放军对太原城发起总攻。解放太原整整花了6个月时间，攻守双方伤亡均在3万以上。1949年众人仓皇逃往台湾时，大家都候在机场，只有阎锡山的样子很奇怪，他带着两只箱子寸步不离，这两只箱子里全是金条。
晚年的阎锡山居住在台湾的家中，身着长衫，坐在挂着老式蚊帐的床上
阎锡山刚到台湾时，还颇有几分卧薪尝胆、卷土重来的决心。殊不知，蒋介石对这个“山西土皇帝”心存芥蒂。历史上，阎锡山曾几次“倒蒋”，甚至在中原大战中与蒋介石直接对垒。很快，阎锡山看明白了形势就提出辞去“行政院长”的请求。
多亏了那两箱子的黄金，让他晚年能在阳明山麓独占一隅，建起一座碉堡式建筑，著书(70多岁出版《三百年的中国》)、会友、“观察宇宙”，安度余生，不必多看蒋介石眼色。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死于因感冒引发的肺炎和心脏病，走完78年人生路。[]（资料来源：南方人物周刊、东方早报、炎黄春秋、腾讯历史等）
1977.10.30 "马振抚事件"受牵连老师获平反
初中女生因一张英语考卷被批判而自杀；进而发展出另一个悲剧
马振扶中学因一个女学生的身亡而声名远扬
1977年10月30日，震惊全国“马振抚事件”被判刑的班主任和校长得到平反恢复职务。1979年春，这一事件被中央定性为冤案。从此，这一事件画上了句号。那个羞愤而自杀的女孩也不再被人提起。
1973年7月10日，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初二（1）班的学生张玉勤（女）在期末英语考卷背面写下了几句不太顺口的顺口溜：“我是中国的人，何必去学外国文，不会ABCDE，也能当好革命的接班人，接好革命的班，还能埋葬帝修反”。
据张玉勤的班主任杨天成讲，张玉勤是个农村女孩，没啥特别，但成绩不好，也不努力。考英语时，很多题不会做，就在卷子上写了那几句话。
这种政治口号式的顺口溜在“文革”时期毫不稀奇。但如果张玉勤的老师看到那几句顺口溜一笑而过，这个故事就到此为止了，偏偏遇上一个较真的老师，把卷子交给了较真的班主任，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她的班主任杨天成。校长在全体师生会上批评了张玉勤，并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这也是那个年代的特色，凡事都讲政治，动辄就是批判。
杨天成当年是“马振扶事件”主角张玉勤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 图片来源：大河报
张玉勤多次索回卷子未果，遭到批判后，承受不了这种打击，一直哭。7月12日，学校负责人罗长奇召集200多人批判张玉勤，说她“公开对抗和反对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但张玉勤一直没有出现。2天后，张玉勤的尸体在水库边被发现，县公安局给出的结论是自杀。当地教育局也认为，校长、班主任有错误，但是工作方法问题，应批评教育，但不负刑责。张玉勤的家属获得了100元的抚恤金，虽少，但也无可奈何。
事情到这里原本就平息了，但岂料时隔半年后又惊动了中央，从而在全国教育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转载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张玉勤的那张卷子突然被赋予了政治意义，河南唐河县教育局重新调查，并从“路线高度出发”认定这一事件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表现。1974年1月，江青派人到马振抚，赞扬张玉勤是“反潮流的革命小将”，并追认为“优秀共青团员”，重修的坟前立了“胸怀朝阳战恶浪，敢把青春献给党”的墓碑。她的一个哥哥被推荐上了大学，她父亲也有了一个新的政治身份，做了学校的贫农代表。
文革“白卷英雄”张铁生
树起一个，倒下一批。事件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出了另一个悲剧。1974年2月，涉事班主任和校长为这张卷子付出了代价，被判刑各2年，出狱后分别被送到农场接受改造。此外，还有老师数百人受到批判；县教育局、公安局也被迫作出“检查报告”。老师们更害怕小心得罪下一个张玉勤，下一张“白卷”。差不多同一时期，另一个“白卷英雄”知青张铁生横空出世，被树为“反潮流”的英雄，也因此而加入共产党，一路高升。但他后来的命运同样令人嘘唏，一度被判刑15年。
“马振抚”事件平反后，后来不断有纪念和反思的文章，但张玉勤不再被人提起了，似乎她只是一个政治事件的配角。因她而入狱的班主任杨天成很多年后谈起她，怀有歉疚：“每次有记者来采访，我都带他们去她的坟上看看，毕竟她是我的学生，我不能也不会推卸责任”。“学生是受害者，我们也是受害者啊！”杨的眼角泪光闪闪。（资料来源：大河网、南方都市报等）
1946.10.30 毛泽东号机车正式命名
被看作是代表工人阶级革命力量的“英雄”机车
毛泽东号机车头
1946年10月30日，中共东北局陈云正式批准“毛泽东号”机车命名。“毛泽东号”并不是毛泽东的专列，却被看作是代表工人阶级革命力量的“英雄”机车。
抗日战争结束前夕，驻守哈尔滨机务段的日军在溃逃时，大肆破坏段内设备。日本人走后，哈尔滨机务段只留下了几台破旧的蒸汽机车，远不能满足战时的运输需求。为了支援内战，哈尔滨机务段将那台被日本人藏匿了快一年的机车，经过27天的修复、赶制，“毛泽东号”就在这个背景下诞生。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毛泽东号”离开哈尔滨机务段，落户北京丰台。“文革”前，日本、法国、印度等国家的民间访问团都曾经参观过“毛泽东号”，还一定要在车上留影。“毛泽东号”接受着一切溢美之词。那个年代，蒸汽机车的司机是个“金饭碗”，50年代，一些老司机的工资是102块，在那个年代是罕见的高工资。
1968年——“毛泽东号”在洛阳_调整大小
1958年“大跃进”浪潮刚刚掀起时，“毛泽东号”遭遇了诞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生存危机。国产第一代机车建设型蒸汽机车研制成功，几个月内，新型机车增多，到1958年下半年，京山线就剩下一台解放型机车——“毛泽东号”。
而往往，新型机车能够轻松完成任务，而“毛泽东号”却只能硬着头皮拉，遇上大风，就会晚点，影响其他列车。有人说“毛泽东号”是“老头子”，跑不过“年轻人”还挡道。
“毛泽东号”司机长与组员研究业务
随之而来的“文革”，不仅差点毁了“毛泽东号”，也险些摧毁中国的铁路系统。1966年8月，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各地学生开始了“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大串联，其后果是给运力本已短缺的铁路运输带来了极大压力。1967年1月，铁道部被造反派夺权后，各铁路局、分局、基层站段也相继被夺权，铁路运输几近瘫痪。
一些大专院校的红卫兵频繁来机务段串联，说“造反派要出名，就要整倒‘毛泽东号’，因为‘毛泽东号’全国出名”。河北师大的红卫兵还出版了一册《机车皇后》，声称“毛泽东号”搞特殊化，隐瞒事故。
1951年11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为“毛泽东号”第三任司机长郭树德《毛泽东选集》签名（图片来自毛泽东号画册）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三个月后，“毛泽东号”蒸汽机车退役，正式起用国产第一代东风4型0002号内燃机车。
在1976年10月30日庆祝“毛泽东号”机车命名30周年大会上，机车组的司机长们，请求铁道部命名一台“周恩来号”机车。1978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周恩来号”机车，是继“毛泽东号”机车和“朱德号”机车之后，第三个以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铁路机车。（资料来源：时代人物周报、北京晚报、人民网等）
1998.10.28 国航机长袁斌劫机到台湾
上世纪90年代初，大陆现“劫机潮”，1993年就发生21起
台湾警方正和劫机犯袁斌接触
1998年10月28日8点零5分，国航的CA905次航班机长、正驾驶袁斌驾驶的B-2949号波音737飞机，执行北京-昆明-仰光（缅甸城市）。他把妻子也安排在了正副驾驶后面的座位上。
8点40分左右，飞机飞至太原上空东北约30公里处，袁斌突然对副驾驶员说：我要把飞机开到台湾，你配合我。副驾驶劝他不要干傻事。基于飞机的安全，副驾驶只得放弃副驾驶舵，将飞机驾驶权都交给袁斌一人。
11时17分，被劫持的航班安全降落在台湾中正机场。很多乘客睡到降落才知道飞机被劫了。国航内部人员对机长劫机一事认为，袁斌“个人私欲膨胀”，“想要更多的房”，但不可能满足他，于是他劫机了。
王志华1993年劫机飞往台湾，被判刑十年；图为2008年被遣返的王志华（戴红帽者）显得很苍老
袁斌夫妇向台方表示，夫妇俩愿意接受台湾司法制裁，但希望出狱后能够在台湾服务。但他们的愿望落空了，他们在台湾服完刑后，于2001年6月被遣返大陆。
上世纪90年代初，大陆曾出现“劫机潮”。仅1993年就出现连续10起大陆客机被劫到台湾的事件，还有11件劫机未遂事件，令世界瞠目，台湾甚至被称为“劫机者的天堂”。甚至有一位厦门航空的乘务员，1993年时24岁，当年在执行航班任务时先后两次被歹徒用刀或匕首胁持。
2001年8月10日晚10时07分，曾因“反共义士”之名而被台湾当局视为座上宾的卓长仁、姜洪军被枪决于台北分临刑场，罪名为绑架杀人，对于他们而言，这或许是迟到了18年的宿命。
从1983年开始，卓长仁等6人劫机开始，劫机事件就不时发生。卓长仁等6人将中国民航的客机劫持并飞往韩国，当时韩国还没有与中国建交。6人在韩国被判处4-6年徒刑。但在次年，韩国提前释放了卓长仁等人，并将6人遣送至台湾。台当局对6人表示欢迎，并给予了每人超过750万元台币的“生活费”。不过，这几位“义士”却没给台当局面子，后来涉嫌绑架杀害台北泰医院副院长儿子，于2001年8月10日被执行死刑。
劫机事件频发，与台当局最初“善待”劫机者不无关系。迫于压力，台湾当局在1990年宣布：台湾不欢迎劫机犯，如有劫机来台，将立即予以遣返。然而，台湾方面并没有履行这一承诺，1993年3月黄树刚、刘保才劫机事件发生后，台湾当局实行“人机分离”，以“侦办”为由将劫机犯留下，飞机和乘客返回内地。其直接后果就是给了内地一些亡命之徒一个错误信号：劫机去台湾，可能不会被遣返。
1990年白云机场劫机惨案，导致此后中国民航应对劫机策略的改变，不再鼓励飞行员冒险与劫机犯进行斗争。图为被劫飞机与一架乘客正在下机的客机相撞。
除了台湾的原因，还与当时还没有建立中国民航系统反劫持的应急机制有关。1990年，机组人员与劫机者搏斗造成128人遇难的事故发生后（本栏目第50期有介绍），安检和安保才开始被重视。
从1993年到1998年，大陆涉嫌劫持民用航空器来台案件共13件，合计18人，18人均被遣返大陆。这些从大陆劫机赴台的人或许动机各有不同，但最终几乎都逃脱不了悲惨的结局。（资料来源：国际先驱导报、《法律与生活》杂志等）
1998.11.3 印尼骚乱调查报告出笼
据称这是1名欧洲摄影师拍到的“五月骚乱”
1998年11月3日，在印尼司法部大楼内，上百名记者苦苦等待负责调查“5月骚乱”的联合事情调查委员会公布最后的调查报告。大约5小时后，调查委员会主席公布了报告的全部内容。向人们证实“5月骚乱”是一场精心组织和策划的骚乱，在以华人为主要袭击目标的骚乱发生期间及之后，的确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集体强奸华人妇女事件。
报告显示，5月13日-15日骚乱期间，在雅加达共有52名妇女被强奸，14名妇女被强奸及虐待，10人受到性袭击或虐待，9人受到性侮辱，调查报告还发现，强奸案在不同地区几乎同时发生，而且多为集体强奸案。
自1998年7月各国媒体连续报道印尼5月骚乱期间发生的令人发指的事件后，在国内外强大舆论压力下，印尼政府于7月23日由国防、司法、外交、内政、妇女各部的部长以及总检察长联合发出决定书，成立联合实情调查委员会。成员包括7名政府代表和11名来自人道志愿者、法律援助团体等民间组织的代表。按原计划，调查委员会应于10月23日提交最后报告，但因内部分歧，报告公布被迫两度推迟。
这份调查报告通过媒体公布后，在印尼国内立即引起强烈反响。支持调查委员会报告的人强烈要求政府继续调查，以揭出骚乱真相，审判参与骚乱的人。但，印尼政府对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却反应冷淡，他们或沉默、或批评反驳，甚至还有人对报告真实性表示怀疑。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托公开为军队辩护。而当时的印尼总统哈比比迟迟未就此事正式表态。（印尼5月骚乱经过请看第30期）
1966.10 文革中青海一次流血事件
枪声响起，清理战场时，死者170多人，重伤者近200人
1967年2月，解放军武装游行，向搞打、砸、抢、烧的造反派示威
1966年10月底，青海爆发了一连串大规模的武斗。如：10月底的136厂事件、一二·五的大通桥头事件。武斗源于“六·三社论”，两派发生激烈冲突。
何为“六·三社论？文革开始后不久，中共青海省委机关报《青海日报》，根据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精神，于6月3日刊出一篇题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的社论，发动群众参加即将全面铺开的文化大革命，鼓吹把全省搞它个天翻地覆，天下大乱。
这篇社论见报后，很多干部民众结队到报社提出抗议，要求严肃处理报社负责人。随后，中共青海省委把这篇社论定为“毒草”，并撤销了报社总编的职务。
8月底9月初，一批批红卫兵到青海串联，带来了批判资反路线的消息。他们到来，就是为了要为“六三社论”平反，并在青海日报社首先组织起“八一八”红卫战斗小组（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期命名）。
文革初期，和全国各地一样，青海省的革命群众也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一派是造反派，一派是保守派。两派是随着文革的进程逐步形成和对立起来的。
1967年元月下旬，毛泽东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广大左派革命群众”指令，支持造反派。在青海省领导中，省委书记杨植霖支持“八·一八派”（即造反派）夺权，省长王昭和多数省委领导则支持“捍卫队”（即保守派）夺权。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召集军区党委开会，决定支持“八·一八派”。刘贤权当即被夺权，软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获得青海省军区控制权。1月29日，“八·一八派”举夺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委的大权。
1967年2月23日，部队接管《青海日报》遭到“八一八”的抵抗。部队认为，报纸天天号召造反、号召夺权、他们无法接受。而“八一八”造反派也横下一条决心，要守住这块已经夺到手的舆论阵地。
上午11时许，枪声传来，有冲锋枪，有机关枪，连成一片。清理战场时，死者170多人，重伤者近200人，还有约2000余人进监牢。
3月24日，经毛泽东同意，做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认为，青海省军区内部的问题，是一次反革命政变；成立了以刘贤权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为“八一八”革命群众组织平反，抚恤死者。
“八一八”造反派平反后，对支持部队的那一派，同样也实施了残酷的批斗。青海原省委书记王昭受牵连，为此受尽折磨，最后死在狱中。直到1977年8月，邓小平做了为王昭平反的批示：王昭问题是个冤案，应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资料来源：炎黄春秋、维基百科）
＊版块说明：《历史7日谈》本期为最后一期；网易新闻客户端为您撷取历史上的今周，几个人物和他们的一些人生细节，重温往事，重怀旧颜；本期为历史上的10月28日-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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