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7日谈 第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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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首次以公开信的形式倡导“1对夫妇只生1个孩子”,独生子女政策由此发端。公开信提及,“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眼看“一代之约”已过,中国人口状况已然霄壤之别,而老龄化程度加剧;与之并存的“一胎”政策负面效应凸显,放开二胎呼声日涨。有人奔走呼吁,有人为生育二胎倔强抗争,执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国策,正面临新的历史抉择。

  1980.9.25 中共中央号召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80年代,中国随处可见的计划生育宣传标语只生一个好

  1980年9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国务院关于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中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这标志着中国的生育政策开始转变为严格控制二胎和独生子女政策。

  两年以后,计划生育升华到基本国策的地位。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确定“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12月,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依靠法律和政府行政力量,投入巨额资源,推行计划生育国策的国家。


为鼓励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某些省份和地方,还专门发放独生子女证

  事实上,节制生育的观念,在五十年国家领导层就已经萌生了。1954年11月,国家公布1949年以后首次人口普查结果:6.01938035亿人,大陆人口5.806亿,城市人口占13.26农村人口占86.74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数据)。这次统计,使得中国人发现,中国远不止“四万万同胞”。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说:“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五十九万七千平方公里的国土”。建国后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达23中央认识到人口增长过快。


1990年在广州火车站,人们需要排数小时队上一个厕所。

  然而在人口普查结果出来之前,节育并不是主流看法。一方面,多子多福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建国初全盘学苏联,苏联生子众多的妇女常获“英雄”母亲的称号。除此之外,节育的观念被贴上西方资产阶级反动理论的标签。总之,建国初期,“人多是好事”是主导。

  因此,在五十年代初期,妇女流产或者绝育都是严格限制的。1950年还颁布过一部法规,规定了极严格的打胎流程,如果丈夫同意、医生证明,首长批准,擅自打胎者,要被处分。

  意识到人口过快增长后,1954年卫生部已明令“避孕节育一律不加限制”,1956年明确提出:除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育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


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发表了关于“控制人口”的演讲,提出计划生育。马本人也在文革期间遭到批斗。

  然而到了“反右”中,马寅初等人遭到批评,伴随着大跃进带来的浮夸与冒进,节制生育再次成为标靶。1958年,毛泽东指出“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还要发展一点。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地节育......”

  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出现非正常变化。然而1962年困难时期过去,人口出现第二次暴增。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口总数达7.2307亿。进入文革,全国处于混乱状态,计生工作陷入停顿。人口再度增长。控制人口再度被提上日程。


1982年,上海医药商店在发放安全套,当年,计划生育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定位基本国策。

  1974年,毛泽东对国家计委的报告批下“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国家还提出了“晚、稀、少”的计生政策,指晚育、生育间隔3年以上,一对夫妇不超过2个孩子。不过,那时候计生工作抓得并不紧。


计划生育的实施在很多落后地区也出现困难。图为80年代,街头要求计划生育人流的宣传标语。

  直到1980年9月25日,“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口号开始响彻中国大地。(资料参考:《中国制造》、人民网、新华网等)

  1941.9.25 狼牙山五壮士跳崖


《狼牙山五壮士》插图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因被编入小学语文课本,激励伴随一代中国人成长。尽管在2005年,这个故事已被撤出教科书,但不影响它在中国成为妇孺皆知的故事。

  五壮士指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北易县狼牙山,为了抵抗日军而跳崖的5名战士。具体为晋察冀边区共军杨成武部一团七连二排六班的马保玉(班长)、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5人中,3人跳崖身亡,葛振林和宋学义受重伤被人们所救。

  1941年7月日军在华北启动“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目的是“在击溃晋察冀边区共军及消灭其根据地的同时,结合封锁,破坏其自给自足,进而消耗、困死该地区的共产势力”。


狼牙山五壮士”幸存者葛振林(右)和宋学义(左)

  9月24日,日军对狼牙山实施扫荡;25日,五壮士在掩护部队转移之后跳崖。军队干部杨成武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天下午3时,狼牙山“通天顶”上的观察组曾通过“飞线”向他报告五壮士的具体行动,“敌人正在疯狂向他们扑去,在望远镜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五位同志的投弹和射击动作”;稍后,“通天顶”上的观察组又第一时间将五壮士砸枪跳崖的消息报告给了杨成武。下午4点钟左右,又有狼牙山下的情报站通过“飞线”向杨成武报告,狼牙山上的李老道“特地跑下山,要情报站设法赶快转告我,有五位八路同志在棋盘陀附近的险峰上英勇跳崖,其中两位被挂在凌空伸出的小树上,是死是活不知道,请赶快派人去营救。”

  除了杨成武的证词,还有生还者葛振林、宋学义等人的亲历讲述,更有目击者、营救者余药夫、冉元通等人的回忆。因而关于五壮士跳崖这一史实是真实存在的。


晚年葛振林

  但关于跳崖的许多细节,目前仍然存在许多不清楚之处。譬如,幸存的葛、宋二人是怎么跳崖的,为什么没死?这个问题在1995年还曾引发过一场小风波。当年8月,《羊城晚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壮歌重唱狼牙山》,作者是五壮士所在连队政委陈海涵的夫人陈逊。文章称:“(马保玉)带头跳下了万丈深渊。紧接着胡福才、胡德林也从马保玉跳崖的地方跳了下去。几乎同时,葛振林、宋学义在距马保玉十步左右的地方受地形所限而顺着凸出的崖壁溜了下去。由于马保玉、胡福才、胡德林是‘跳’,距崖壁比较远,坠入了万丈深渊。葛振林、宋学义是‘溜’,紧挨着崖壁,被崖壁半腰上长出的树木挂住了,受了重伤,昏了过去。”陈逊女士以“知情者”的身份提出的这个“三跳二溜”的说法,引起了葛振林壮士的愤怒,其声明认为“这是对五壮士的攻击诬蔑”。

  两位幸存的壮士,曾经因为跳崖生还在文革期间饱受折磨。据宋学义的儿子讲述,文革中有些人坚持认为父亲是假英雄、走资派,并称“人家都跳崖跌死了,你怎么活着回来了?”,“你再到狼牙山上往下跳,跌不死,承认你是英雄;你就从房顶上跳也行,跳下来跌不死也算.......”

  宋学义于1971年去世;而葛振林也于2005年在湖南衡阳去世。

  1943.9.27毛泽东之弟毛泽民被杀害


1919年,毛泽民(左二)按照大哥毛泽东(右一)的分户,陪病重的母亲到长沙治病,兄弟三人与母亲留下的一张合影。

  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和陈潭秋、林基路一起,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盛世才在1941年打算投靠蒋介石,于次年将毛泽民、陈潭秋、潘同等5位中共要人投入监狱,后杀之。

  毛泽民,毛泽东的亲弟,“文革红人”毛远新的父亲;毛远新为毛泽民与第三任妻子朱旦华所生。

  1946年7月,朱旦华一行129人从天山脚下集体出狱,乘着大卡车,从新疆迪化奔波六千多里路程回到延安。这是在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一次从国民党监狱中集体释放百余名中共人士及家属。7月11日,到达延安的朱旦华带着儿子毛远新去看望毛泽东。

  毛泽东早已知道弟弟毛泽民已不在人世,但他并不认识这个弟媳,更没见过这个出生在新疆的侄子毛远新。经警卫员介绍后,毛泽东抱起了5岁的毛远新,并对朱旦华说:你们受苦了。


毛泽民一家在新疆的合影(右为毛泽民、左为朱旦华、小孩为毛远新)

  毛泽民早年跟随哥哥毛泽东参加革命。他在中央苏区创办中共第一个中央银行,在陕北主持开采中共第一口油田。1939年-1940年间,还曾在苏联学习治病8个月,留下了多达10万字的档案资料。

  与毛泽东的显赫相比,弟弟毛泽民的历史事迹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这无法阻挡后人寻访搜集整理毛泽民有关的文献资料的脚步。1949年出生的曹耘山,是在初中毕业报考空军飞行员时,才得知自己的外祖父是毛泽东的亲弟弟。他曾多次远赴俄罗斯,寻找毛泽民档案。

  在俄罗斯档案馆,他知道了毛泽东、毛泽民三兄弟母亲的真实姓名——文素勤;他也知道了贺子珍当年离开毛泽东去苏联,在苏联时的化名——文云。在曹耘山看来,尽管贺子珍当时执意离毛泽东远去,但她在莫斯科起化名时,还是下意识地沿用了毛泽东母亲的姓氏。


毛泽东与李敏等子侄辈合影,后排左起:毛远新、孔令华、王博文、王海容、王起华、李讷(1962年,北戴河)

  除了这些“细节”,在俄罗斯档案室,最重大的发现是弄明白了毛泽民莫斯科养病之行的真正使命:是为了揭发和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毛泽民留下的报告、书信、发言记录稿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如此。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才使毛泽东能够大胆地解决王明的错误问题。但在曹耘山看来,毛泽民的莫斯科档案被解密后,这个时间表被大大地提前了,毛泽东领导全党清算王明路线的战斗首先是在莫斯科打响的。

  1953年清明节,毛泽民的灵柩被移至乌鲁木齐北郊的革命烈士陵园重新安葬。(资料来源:《小康》杂志、人民网、凤凰网等)

  1967.9文革时期的地下读书运动


1967年,广东高州帅堂中学在“破四旧、立四新”中焚烧“封资修”书籍等物资。资料图片

  1967年夏秋之交的中国,青年学生群中出现了一连串公开的“读书会”式的组织。在“文革”与这一代青年人的关系中,书籍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1966年成千上万激进的红卫兵把书籍统统当作“封资修垃圾”。他们坚信,“红宝书”已经告诉了他们指导革命所需要的一切。于是,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各地,这些书籍在街头付之一炬。可是,一年之后这一代人中的先驱者却开始如饥似渴地寻找、阅读和传播这些所谓的“封资修垃圾”。

  一开始,这些组织是公开的读书会,以读书学习、独立思考,研究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引人注目。其中较为著名者,如北京的“共产主义青年学社”、武汉的“北斗星学会”,上海的“反复辟学会”和“东方学会”。然而这些公开的读书会大都被取缔,所以此后的读书会转入地下。

  1968年以后出现的读书会极少打出公开组织的旗号,而是以两种秘密而分散的地下圈子形成——通讯社和沙龙。读书会的主要阅读书籍有几个来源:一是文革前出版躲过“破四旧”的私人藏书;二是从图书馆流失出来的书;三是文革中从干部家庭里流失到社会上的“灰皮书”、“黄皮书”。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青年们带书下乡和回城读书聚会也曾风行各地。

  在一部记录当年中国地下诗歌的书里,赵一凡是个经常出现的名字。多数人知道北岛、食指、芒克等等,却难得知道他。赵一凡也是当年北京地下读书会的核心人物。从小瘫痪但才气过人,他在那个年代主持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传播书籍。他的家里算是高干,在高干圈里有另外一套出版物。“偷书”、“传书”落在了他的肩上。青年们聚集在一起,不仅谈小说、诗歌、样板戏,也谈政治。这个读书的圈子“滚雪球”似地扩大,以至于后来被定性为“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赵一凡因此入狱。“四人帮”被打倒后,获得释放。1978年,他的案子得到彻底平凡。1988年7月,53岁的赵一凡于北京病逝。他死后,积累了几十年的整整一屋子文革小抄、传单和各种文稿被保姆当作废纸统统卖掉了。

  关于那一代人的阅读回忆,不是能够轻松读书的。和那一代人的命运相比,后来人的阅读境遇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明朗起来。(资料参考:国家历史、当代中国研究)

  1955.9.27十大元帅授勋


1955年中南海授衔

  1955年9月27日下午5时,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授予大元帅军衔典礼,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与他们同一批授衔的,还有10名大将、55名上将、175名中将和800余名少将。

  朱德、彭德怀,因为战功卓著,排在了十大元帅的前两位;林彪是第四野战军的代表,是十人中除朱德以外唯一的政治局常委;刘伯承是第二野战军的代表;贺龙,借助南昌起义总指挥和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资历成为元帅;陈毅代表着南方三年游击战、新四军、第三野战军三方面的力量;罗荣桓是政工元帅,代表着政工在军中的地位;徐向前借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身份成为元帅;聂荣臻是华北野战军的代表;叶剑英一直是“中共军方在政坛上的代表”。


授衔典礼

  林彪在十大元帅中资历排在倒数第二,却名列十大元帅第三位;这被认为是他因为在关键时刻支持毛泽东而赢得毛泽东的信任和欣赏,是原因之一。这些将领们除职务、资历、业绩等因素外,他们在中共早期革命斗争的几个重要时期的表现,也对透明的授衔结果有所影响。

  1838.9.28 改变世界的一次阅读


达尔文

  1838年9月28日,为了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达尔文随手拿起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次不经意的阅读,却意外地改变了世界。

  《人口论》不过是被马克思评价为小学生般肤浅的人口学著作。但达尔文读到几行文字,却突然感觉醍醐灌顶。

  马尔萨斯把自然中的一切描述为食物的算术级数增长(1,2,3,4....)和人口几何级数增长(1,2,4,8......)导致的“人口过剩”,认为只有通过贫穷、饥饿、疾病、甚至战争,才能得到解决。

  这深刻地启发了达尔文。他激动地写道:我觉得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有利的变异将被保存,不利的将被消灭。达尔文认为,与人类社会类似,所有生物的繁殖速度都以指数增长,而生物后代必然会争夺资源生存而竞争。在此过程中,适者生存,劣者淘汰。这是自然选择的过程。


马尔萨斯

  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在该书中,首次提出了进化论的观点。然而,令人意想不到是的,进化论的颠覆性影响很快就超出了生物学,甚至超越了自然科学领域。

  1860年,马克思读完《物种起源》后,受此启发提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具有“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理论。德国生物学家把进化论引入到人类群体的研究,由此演变成了德意志种族优越论。二战时期,纳粹大肆鼓吹这套理论对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大肆屠杀。


整个战争期间纳粹德国共杀害了1000万人,其中犹太人就占到了600多万。

  1878年,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运用进化论来说明社会历史。推出,不仅阶级压迫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国家间的压迫也是自然选择的需要。斯宾塞为19世纪后半期西欧列强展开刮分世界狂潮准备了理论武器。

  在中国,1897年,严复翻译出的《天演论》风靡,所有期望社会革新的阶层都从进化论中找到了依据——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到陈独秀、毛泽东,无一不是达尔文的忠实拥趸。

  历史也可能被“罪恶”地利用,给人类带来灾难。这是达尔文想不到的。(资料来源:先锋国家历史)

  *版块说明:《历史七日谈》每周四刊出;网易新闻客户端为您撷取历史上的今周,几个人物和他们的一些人生细节,重温往事,重怀旧颜;本期为历史上的9月23日-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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