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太多纪念日的民族也许真是不幸的民族。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不战而退。几年时间里,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作为“国耻日”,9?18至今已整整82年。几十年来,围绕该事件的谜团、争议从未停止,历史学界也一直试图从不同角度还原史实真相。譬如,不抵抗政策的始作俑者究竟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史学界已对此作出澄清。然而作为历史,后人根据阅历和知识背景或可各存己见,但真实事件的来龙去脉,普通民众只能从当事者留下的文字里管窥一二。
1931.9.18“九一八”事变爆发
1931年,日军在沈阳随意拘捕市民,进行审讯、残害,以清除抗日分子。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因为张学良的不抵抗,日本关东军随后发动了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以1万余人进攻有14万人中国东北军,并在短短半年内占领东北三省。
后来有很多人认为,是蒋介石的一纸“不抵抗”命令,把整个东北给丢了。事实上,蒋介石迟到9月19日晚间9点至10点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蒋介石真相之一.卷四.掌权:南京政府.杨天石》)。1991年5月,张学良在纽约回忆这段历史。有人提问:“电影《西安事变》里演到: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日本人自己拍摄的日本关东军进攻北大营的图片
不抵抗政策背后的始作俑者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九一八之后,张学良的对日政策都是“不抵抗主义”,他并未向蒋请示,也非出于蒋的授意。关于九一八时期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洪钫回忆说:蒋介石于8月16日,曾有一《铣电》致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杨天石)
日军残杀义勇军战士
但张学良多次否认“不抵抗”与蒋介石有关。晚年,唐德刚访问张学良时,特别引述《铣电》的关键词语以提醒张,但张学良仍然坚决否认。辨明九一八时期的“不抵抗命令”出于张学良,并不能减轻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责任。[]
蒋介石对事变的处置是:诉诸国际联盟,并准备抵抗。但是,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前,东北早已沦陷,华北也已危急,蒋介石却始终没有准备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举动。
张学良抗日演讲
历史学家杨天石认为,蒋介石和张学良一样,也在于“恐日”,过高地估计了日本的军事实力。其次,还在于“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延伸阅读:]
1959.9.16 中央发布为改造好的右派“摘帽”的指示
声讨右派的大型集会
195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决定说:凡是已经改恶从善,并且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即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指示还规定,摘掉帽子的右派数目控制在10右为好;原来是党员的右派分子,在摘帽以后,一律不得恢复党籍。到当年12月底,全国摘掉帽子28165人,占右派分子总数439305人的6.4%。
如同大地震发生之前,总有小震、预震。如果说“文革”是场大地震的话,预震便是在1957年。而在1957年之前,就已经有过几次小震。
反右派运动中,交通部职工在批判部长章伯钧
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了“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大规模的批判”;1954年全国开展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的批判;1955年“反胡风运动”;这三次小震,一次比一次高。到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广度和深度,大大超过前三次。
对知识分子来说,1956年是比较平静的一年。有人说已迎来“早春天气”。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认为,经过“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鼓励各界人士、知识分子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有人统计,在这“大鸣大放”的一个月内,至少有三万知识分子提出各种批评和建议。最引起毛泽东震怒的是罗隆基的发言。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在这一时期表现出了参与国是的空前积极性。谁料到这正是触怒毛泽东的“党要扩大,政要平权。”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正式揭开了反右派运动的序幕
罗隆基认为,文教机关中青年党员不应该也不能够领导老年的旧高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谢泳编,中国青年出版社)。毛泽东听到统战部这样的汇报后,决定将“鸣放”“收网”了。
6月8日,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在这一天,由毛泽东亲笔所写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而电发各地。“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
“反右派”的标语赫然出现在1957年国庆游行的队伍中
北京大学是全国的“反右派中心”之一,500多名师生被划为右派分子。根据公布的数据,全国被打成“右派”人数共55万多人,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他们全被“劳动改造”,有的还发配边疆、关进监狱。不少人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1959年9月16日,中共摘掉了一批人右派的帽子。尽管如此,脱帽的“右派分子”长期以来依然被列入“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文革中依然摆脱不了悲惨的命运。1978年,中共中央决定对右派分子进行全面复查,把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错误结论改正过来。“右派分子”成为历史名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被世所公认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社会良心的典范。(资料参考:叶永烈《反右派始末》、《李锐讲述毛泽东为何要发起反右派邮政》、新华网、人民网)
1997.9.22 蒋纬国在台北病逝
蒋介石蒋纬国父子
1997年9月22日,蒋纬国在台北病逝,终年81岁。
作为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他的身世与经历;他与蒋介石、蒋经国的关系;青年时曾留学德国修习军事,归国后历任“国防部”参谋、装甲兵司令、“国安会”秘书长等职,官至陆军二级上将。他的一生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时期。
蒋家祖孙三代
1914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武装行动计划败露,因此和戴季陶一同流亡日本。其间,戴季陶结识了日本女子重松金子,金子于1916年10月6日产下蒋纬国。戴季陶天生惧内,只好托请好友蒋介石认其为子。蒋介石为此子取名纬国,送予在上海的侧室夫人姚怡诚负责抚养。
关于自己的身世之谜,蒋纬国在其口述自传中(《蒋纬国口述自传》,历史学家刘凤翰著)证实自己是蒋介石养子。他自称“我的身世是件浪漫的事”;“这两位爸爸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不需要去认准谁是父亲或认谁不是父亲”。
“经儿可教,纬儿可爱”,这是蒋介石对两个儿子幼时的评价。进入蒋家大家庭的蒋纬国,蒋介石对其视如己出。在幼年时代,他甚至比蒋经国更为亲近蒋介石。经天纬地,一文一武,蒋经国在苏联学文,造就了坚忍的政治性格和刻苦奉行的作风;蒋纬国赴德国学军,培养出严谨的军人风范。
蒋纬国留德期间踌躇满志
尽管如此,但在外界看来,在蒋介石的眼中,两个儿子的地位还是存在差距。蒋纬国从来都没有真正地进入权力核心。1949年,戴季陶投河自杀。此后蒋纬国的仕途就一直不顺:由少将升中将,大约用了八年时间,由中将升上将竟等了将近十五年之久。其中缘由令人费解、也让外界猜测。
晚年蒋经国蒋纬国
蒋纬国在自传中解开了这段历史悬案:我当少将长达十余年,父亲要升我为中将时,我向父亲婉辞。原因有二:一,在未反攻大陆之前,没有心情升级;二,如果升迁慢,我还能多当几年军人,因为上将是特任官,一当了三星上将之后,就会与政治有所接触,我个人不想与党政业务有任何接触,因为一接触就会有不同的意见产生,到那时候,我不论表达意见与否都不好。父亲非常同意我的看法,所以我就做了十几年的少将与十几年的中将。那时候我还向父亲说了一句赤裸裸的话:“蒋家的下一代,有一位政治家就够了,不要再有任何人去搅合。”民国六十四年,就是老太爷故世那年,我升上将。原本他要升我为上将,我没有答应,我跟父亲说:“希望父亲把这个人情留给哥哥,而且我做军人做到中将已经是登峰造极了。”上将是个政治官,所以一开始父亲要升我为上将时,我不愿意。后来我是在父亲过世后那年在哥哥任内升上将的。我升上将一事,老夫人、何应钦将军都有帮忙,因为那年我六十岁,如果再不升上将的话,就要退役,我退役对哥哥不利,人家会有批评,所以就升了上将。
与蒋经国相比,蒋纬国一直未能如此显赫。但蒋纬国对父亲蒋介石依然有着至深的感情。他在自传中用了一个小章节撰写“父子情深”。自传的第一句话是:我这一生中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要向世人证明父亲是积极抗日的,这是我父亲一生光明的关键。
1997年,蒋纬国在弥留之际,一再表示他最大的希望就是看到其父兄能够归灵大陆。斯人已逝,往日国共间的历史恩怨是非,终将随着历史烟尘散去。(资料参考:《蒋纬国口述自传》、人民网、南方都市报)
1962.9.22 王稼祥提出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遭批斗
1940年王稼祥在延安
1962年9月,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在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的发言中批评了所谓的“三和一少”的一股风(即主张对美国和缓一点,对苏联和缓一点,对印度和缓一点,对外经济援助少一点)。陈毅联系外交领域,他认为同美苏和印度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外援“要算政治账”,还要更多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毛泽东对陈毅的发言很赞同。
1963年5月,毛泽东将“三和一少”上升为修正主义的路线。王稼祥被点名批评。
“三和一少”源于王稼祥在1962年起草审定的送报中央的文件。这些文件概括起来,即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采取和缓的方针,注意斗争的策略,以争取渡过或减轻困难。王稼祥还主持撰写和审定了《关于支持别国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问题——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提纲。提纲说:“在我们目前处于非常时期的条件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适度收缩,预见到将来我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以免被动。”
王稼祥在当时提出“量力而行”并非空穴来风。众所周知,“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中国连续几年粮食不足,人口减少的状况下,大批中国粮食不断援助友好国家。外交部业已开放的档案显示,1960年除了运往几内亚的1万吨大米,还有1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一封函件要求将中国援助老挝的两吨上好的南宁稻种火速发运,以适合老挝9月初播种;半个多月后,另一封追加的函件要求中国再援助老挝15吨到20吨南宁稻种,作为10月中旬播种之用。最后中方决定再援助15吨。
王稼祥与朱仲丽
但王稼祥的主张忤逆了毛泽东当日所实行的对外方针,不久他被撤消了中联部部长的职务。不再是党的重要领导人,搬离了中南海。王稼祥本人被软禁,妻子朱仲丽被“专案组”定为“现行反革命”,拘押在中联部一间小屋里,一关就是六七个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儿子忍受不了被批斗,投河自杀身亡。
1974年1月22日,《北京日报》重提所谓“三和一少”妖风。1月24日晚上,王稼祥心脏病发作猝然离世,终年68岁。(资料参考:《王稼祥在1962》、《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始末》)
1965.9.17 像造原子弹一样搞胰岛素
1965年8月3日,中国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资料图片
1965年9月17日,中国首次人工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这是当时人工合成的具有生物活力的最大的天然有机化合物。实验的成功使中国成为第一个合成蛋白质的国家。
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始于“大跃进”期间,落后的中国在世界上抢先完成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震动了国际科学界。于是,拿下胰岛素一条龙项目,顺理成章。作为后续项目的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项目一组建,横扫一切的“文革”就来了。令人意外的是,“文革”中,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荒漠中,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竟成为一片极为罕见的绿洲。
1966年5月,北大化学南楼101大阶梯教师里,来自北大化学系、生物系,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等11家单位的100多人举行胰岛素工作誓师大会。大家轮番表态:“一定要搞出来”,“长中国人的志气”。
在教室外,却是山雨欲来。5月25日,聂元梓等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北大如同沸腾了一般。外面在“革命”,屋子里的人怎么坐得住呢?眼看这项工作即将流产。竟然是江青的一番讲话“救了”胰岛素研究。
当时北大副校长傅鹰对中国发明了胰岛素嗤之以鼻,说合成这点蛋白质不如养只老母鸡来下蛋。江青便在首都科学界万人大会上指责了“那些资产阶级‘权威’”。
后来,又进一步传出,毛泽东支持胰岛素研究。有了“尚方宝剑”,胰岛素工作在停课停产闹革命的万马齐喑中得以存活。
文革中的北大
项目组每天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组织每天一个小时,雷打不动的“天天读”。一到早上8点,到走廊上喊一声“哎,天天读!”。所有人都拿着毛选进来。大家齐诵“最高指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工合成蛋白质好!”。政治学习几乎占尽了近一半的时间。
1969年11月,英国诺贝尔得主霍奇金抢先在《自然》上发表一个论文摘要,宣布自己测出了胰岛素晶体结构,所得分辨率为2.8埃(1埃等于10的负4次方微米)。
这一巨大打击,项目组在稳定军心后,终于赶在1971年“七一”前夕,完成了2.5埃分辨率的猪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工作。为了向世界宣布这一伟大的结果,1972年,已经停刊的《中国科学》专门复刊发表这篇论文,扉页上印着“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等3条毛主席语录。
获知这一成果后,霍奇金带着自己的结构图,在赴日参加会议的途中访问了北京。30多张电子密度图,霍奇金趴在地上,一张张地对图。比较之后,她说,中国的图比她的好。她还在《自然》上发表文章,称“北京的图谱目前是胰岛素最精确的图谱”。
中国赢了吗?可能当时有人会这么想。但也有人认为,首先,霍奇金本来就先完成;其次,她的一切进展都及时公布,让后来者都能站在她的肩膀上;第三,她的研究只是个人行为,而中国是国家行为。(资料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1989.9.14 原海南省长梁湘被撤职
梁湘
1989年9月14日,监察部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中共 中央、国务院最近作出决定,撤销梁湘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委委员和海南省省长的职务,并对他的问题进行审查。官方查明,梁湘在海南工作期间犯有严重的以权谋私错误:纵容家人倒卖房产;违背省政府有关审批进口汽车的规定,亲自批准某公司进口一批汽车,他儿子借机勒索巨款;利用职权 为尚未在海南落户的另一个儿子办理从海南去香港定居的手续; 违反财经纪律,用公款为自己制装、支付宴请费等。
梁湘于曾于1981年3月62岁时出任当时仍荒芜一片的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在几年期间,他顶着特区要“变天”的非议,背着“出卖主权”的骂名,取消购物票证、粮票,推行劳动合同制,对劳动合同制工人实行社会劳动保险,成立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实行统一的所得税税率……创下了“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的神话。
*版块说明:《历史七日谈》每周四刊出;网易新闻客户端为您撷取历史上的今周,几个人物和他们的一些人生细节,重温往事,重怀旧颜;本期为历史上的9月14日-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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