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是你们的事情，那是你们的事情，和我无关。”

　　张五常像要甩开一件什么东西，把身子转过去，一副对人爱搭不理的表情。提起那些仰慕膜拜他的人，提起在内地一度受人追捧，他显得不屑和矜持。非搞出一个冷场不称意。

　　那时刻，也许他有错觉，以为我也是其中一位。所以姿态摆得很高，总喜欢把自己的身子转向坐在边上的他的太太，而拿一个侧身对我，好像那是他夫妇之间的交谈。或者要么就是恢复正常坐姿，靠在椅背上了，多数时候也是垂着眼睑，回避对视。

　　“我很怕出名，”他说，“那么大的名，不是我要的。我很怕搞成这个样子，乱七八糟，到处都知道我是谁。”

　　这是2011年初夏。六月天。在远离上海闹市的别墅里，我们进行了一整个上午的谈话。他的太太、落落大方的苏锦玲女士居间给我们做翻译。

　　不无遗憾，作为一个坦诚的人，我不能违心掩饰一个事实，那就是张五常先生并不是我的崇拜对象。只是基于职业角度出发，我带了些许好奇，想探究一下这是一个怎样的人物，是不是如外间所指的那样狂妄。

　　在这一点上，他的确满足了我。

　　二

　　还记得2007年盛夏，初见张五常。

　　那一次他应邀到北京举办讲演。享用完红酒美餐之后，他携着太太款款步入晚间会场。两个听众区将不大的会场区隔出三条通道，中间一条直达讲台，左右墙侧各有一条。为了表示谦逊识礼，张五常在中间通道的入口处放下脚步。大约感觉在无人前导的情况下堂而皇之地径直朝前，有显突兀。于是迈步避开，要带着太太往侧面墙边的通道绕过去。

　　场上人声喧闹，无人注意他的进入，而我恰恰站在中间通道的入口处与人交谈。见他要绕道，便顺势作出一个有请的手势，示意他不妨直前而行。他领会，得了一个台阶，便也未再谦让。场上的人这才注目这贵宾的驾临，一时纷纷鼓掌致意。

　　直观的印象，无从告知我张五常在公开场合的这种反应与处理算是绅士教养还是故作姿态，因这风度与私下里接触所得的信息截然两样。究其实际，到了这种吃盐都比年轻人吃饭多的一把年岁，他也有他老于世故的一面。这样说，想必不会有人反对。

　　张在他的文字里面，从来是不刻意柔和与降低身段的，一口一个“北京的朋友”（指中南海）如何如何。不期然被人当了笑话模仿。内地经济学者夏业良更说他“自恋”。

　　北京那一晚，和他惯有的谈吐一样，带了目空一切的倨傲与自我的气场。尽管台下还坐着一排在国内名气颇著的经济学家，其中不乏茅于轼、周其仁、张维迎等人的身影，但他狂放得不能稍微内敛。就其当场布置来说，以这些人的水平与位阶，可能也只配当他的听众（听说那天周其仁随车亲去机场接机，并在座陪餐）。

　　五年后。

　　当我再度因为工作需要而在上海见他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如果眼前这个人能谦虚一点就好了。那样也许他会取得更加杰出的成就。至少不应该局限于只作为科斯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仪式上看着他人风光的观礼嘉宾。当然他自己或许以此为欢悦和满足，并深知不再有上行的可能而放弃对自身的设限也未可知。那样的话只能说是我的期望过高。

　　因为科斯1991年在瑞典颁奖仪式上点名提及的缘故，因为身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一段时期以来，张五常在中国经济学界有如旋风。这阵风刮起来，拥趸者众，批判者广。后者有些可以连篇累牍到以万言几十万言向他连排炮击。我问他对于那些不喜欢他的人有什么反应。

　　“无所谓的，”他慢条斯理又一言轻轻带过，“我从来没有要求别人喜欢我。除非你是很漂亮的女孩。”

　　三

　　这样的人，不可能服从于别人的驾驭，听任摆布。于是我们之间的访问，便不可避免带了不少博奕的味道。

　　那之前，为了促成这样一次见面，我的编辑——一位睿智美丽的女士，穷尽她的力量为我运作，走香港的人脉。一个有其身份与地位的人，又上了年纪，脾气免不了大一些，况且以他躲避美国政府通缉令的敏感处境，外人近身接谈不可能随便轻易，也自然叫她为难。

　　可是关系在那里，张五常也识趣。通过编辑来问我，是愿意在深圳见面还是在上海见，两地让我任选其一。比之于从北京到深圳的三个多小时航程，为着屁股舒服与否着想，我显然更喜欢近一点路线的上海。

　　于是，在我飞往上海之前，张五常夫妇也动身往上海回返。

　　倒是让人意料不及。这其中给我一点疑惑。难道我的印象有偏差么？张五常也如此地近人情起来？2007年他挽着他太太出现在讲演厅时的绅士情态确是真的么？还是内中另有什么玄机？

　　果不其然。等到我们在沪上相见，发现他还是他，并没有什么变化，老样子，不肯放低他的身为大牌的派头。

　　四

　　张氏宅邸，位于上海西郊的徐泾。荒凉偏僻的远郊地段中如藏“新大陆”，那里是一片别墅群。典型的富人郊居生活。就建筑本体而言，他家的别墅并不别致，甚至可以讲与他的风格相背，外观有显低调普通无个性。体量也不大，不超过三层的一个单栋。但是独立的庭院，草木翠碧，亭台水榭，环境清幽怡人。上海这个地方，是他们夫妇在国内寄身长住的地点之一。

　　苏女士是张氏的对外联络人，充当的角色类似于秘书或助理。看得出，和她丈夫一样，也是个聪明有手段的女人。当然要比张本人来得和气温婉些。她通过电话，引导我们抵达他们的住所。当我们下车时，她已站在门口迎候。一番握手礼后，将我们延入室内。张五常并没有露面，呆在他应该呆的地方——大人物总是要最后出场的。

　　房子内的装修一般，没有什么奢华之处，看不到雅致的陈设，只空间现代阔大而已。唯一引起我注意的，倒是他们家客厅里那座壁炉，一种西式生活情调的产物。这东西用来对付中国南方阴冷出格的冬天应该会有效果。我想。仔细看，这壁炉有滑溜溜一尘不染的大理石砌面，炉内还整齐地码放着一堆木柴。六月虽是南方梅雨季节的开端，天却渐热，这摆设有点让人搞不懂。

　　布置停当。张氏出来了，像个终于下轿的新娘。

　　“这个房子，你们不要拍，不是我的。”他一上来就对我的摄影师——一位文静厚道的女孩要求道。他的观念以为所有媒体都是低级趣味到喜欢走八卦路线探人隐私的，却不知道这一回事情有例外。

　　“就算这是你的房子，那又怎样？”我在心里不免要笑，“对这个我压根儿就不感兴趣。”

　　张氏身着一件灰白相间的细条格短袖T恤衫，黑色西裤高高扎在脐腹上。腰带间别着一只手机，赤足趿双黑色凉拖鞋。家居随意的着装。脸布老人斑，眉宇间皱纹深深。一头蓬松如鸡窝的白发，天然地不用去美发店做爆炸塑型。

　　依稀记得，在他们西方古典经济学家里面，不少人都有一头够范儿的发式。尤以他们的鼻祖亚当·斯密的那头假发最为拉风。今天再次见到了一头，且是真实之物。这是一个显眼的标识，仿佛在向世人炫耀——“瞧，我是大师。”

　　五

　　一上场，张五常就给我们一点颜色，有似这次出场在他是极不情愿的。但又不好拂逆了香港朋友的面子。这一次，我的可爱的编辑着实动用了她的强大人际武器。张氏夸张地说他每天都会收到“几百个”访问请求，疲于应付。言辞间有着操控自如的不耐烦。他的确面有憔悴色。但我认为那是四处游玩的透支。

　　抵达上海前，他们一直在外面游走，苏女士说之前一天他们在杭州。

　　他不是三岁孩童，当然不是真需要人去哄。矫情一下，搭一下架子，这是名人们惯用且基本的交际场上的策略。也许他是不愿意让人以为自己无所事事，完全是个退休老头，随随便便等着别人来拜访，借此消磨一下时光。他做事情一定像所有善于计划的会做事的人一样，有他的目的性。他只是不想让自己看起来是个亲和的长者，用他的冷冰冰来掩盖对于这样一次机会的需求。

　　至于让人当场难堪，那是他拿手的把戏了。

　　记得2007年那一次，座下是中国数位名经济学家在场恭聆他的高论。张氏在上面把自己抬得无比之高，包括张维迎都让他指桑骂槐地损了一通，总之是其理论主张一类不被他瞧在眼里的意思，有倾轧味。

　　中场休息，西服革履、打扮光鲜的张维迎上前和他搭话，说你刚才应该是在说我。可见张氏好给人颜色，是家常便饭。最好不要有人试图从他那里得到尊重。

　　六

　　和在任何公开场合一样，这一次苏女士来翻译。这使得我们不能顺利交谈，费去不少时间。这好似刻意设置的一个摆场，从中好叫人看到其地位与层次。而并不是因为他不会讲普通话的缘故。生活在一个普通话的国度，私下里他与我说话，我发现他的普通话水平胜于一般港台人，不逊过谁。以他的强大性格，说不好普通话不应该觉得是件丢脸的事。若说是瞧不上普通话，在中国混，用英语又太假洋鬼子，那么用粤语则要稍微巧妙一点。总之舍普通话而就粤语这回事，让身为“炎黄子孙”的他看起来反倒自外于人，显得有几分拒绝平等沟通的用意。

　　这情况，多年不改观。1999年，进入半退休状态，张五常有一次内地行，演讲全用英语。到了北京，有年轻学者给他翻译十多分钟，估计觉得费劲，突然要求他用普通话讲，他没有办法，只得照办，“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以普通话演说。”

　　照他自己说的，他只怕不仅不会说普通话，简直连听都难以听懂。2010年5月他到成都参访讲演，当时还是市委书记的李春城（现已因严重违纪被免职）因张的老朋友、《经济学消息报》原总编高小勇的关系，访张于下榻的宾馆，要和他“滔滔不绝地”“倾谈”一下。因为太太去洗手间，无翻译在。张请他不要讲话，“恐怕听不懂，拖时间等太太出来”。这里面他有晦涩的说法，“我的普通话是绝技：懂得说，不一定懂得听。懂得说，因为假设对方懂得听。但对方说时，我不能让他假设我懂得听。”

　　我有体会。有几次，他需要他太太用粤语把我的普通话表述转译给他听。恍惚有跨人种与跨国别交流之错觉。

　　七

　　通观下来，他的冷傲和富于攻击性，他的各种怪脾气和形式上的讲究，有如一层壳。用来遮盖其内在的落寞与虚弱。必须看到一个不幸的事实，张五常的话语力量正逐渐转淡，甚至失掉（这原因后面再讲）。常规逻辑说明，故作强大的人，通常就是最傲慢和擅于自我表演的那个人。

　　这一点很快就要暴露。

　　如果张氏真觉得这种会面无关紧要，他完全可以草草应付了事，转身躲开，而不必表示任何一点有碍他的大人物身份的屈尊纡贵举动。可当我们离开他的别墅时，人情味突然浮现。他太太让他们家司机开车送我们。登车前，他和太太站在家门口，向我们挥手作别，目送我们离开。

　　他还是通人情世故、食人间烟火的。还有他生活化的一面的。于这后面，让我隐约看到一个孤单甚至不无孤独的张五常的身影。

　　那一幕，我宁愿把他们看作是两个实实在在普普通通、有他们各自呼吸的老头老太，面孔温情，人生风霜，而不是被一切外在的虚无夸饰所包裹起来的，被外间戳戳点点为“虚伪”的人。当时，他一边挥手一边对我说，“你不要着急，好好写。”

　　八

　　2007年那次，在北京他即席回答过我两个问题。不让人感到满意。这一次，我需要他回答我一系列问题，结果有一些依然不够让人满意。他的强硬，在于常常不能遵循既定的提纲和路数来推进，讲话喜欢由着自己即兴来回跳跃。

　　九

　　人性中，有一种控制的本能，总希望凡事朝着自己所愿望的方向和轨道进行。故而出场时，他的推拿功夫颇为戏剧。他说，“我只要自己称赞自己，不要别人称赞”。那口吻分明以为我们此行的目的和那些他的膜拜者一样了无新意，是为了专程去瞻仰和颂扬他的。可是职业本身要求我偏向于不去塑造某个人。

　　他提出要审我的稿。干过新闻的人都清楚这要求有其荒唐的一面。原则上我是讨厌做这种蠢事的。可是为了表示尊重，以及不叫我的编辑夹在中间不好办，我没有反对。

　　当我将文章返给他时，张氏过目后，大笔一挥，将所有他不乐意让人看到的段落全部划掉。某次我在外面午餐，苏女士在电话里对我一迭连声地说，“教授看了很不喜欢，很不喜欢。”

　　可是我固执地不认为这是负责任的做派。划掉之后，行文断档，上下不搭，病句放在那里，他也不管。

　　再迁就。回过头我重新修订了一个版本给他，虽然他通过太太申明决定不再复核，要我通篇文字“不更改、不添加”地发表，但在我的极力要求下，他终于还是同意，并反复数遍订正返还，细到标点、字句的改换。

　　事情并未就此完结。最终定版，他太太在给我的信中提出，希望将文章的全部交给香港信报几乎是于内地首发日同期转载。因张氏在那上面写专栏。这当然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我劝他最好打消这个念头，并告诉他，只有当我的文章在内地首次发表一段时间之后，才可以授权他转载使用。

　　整个交道下来，来来回回，弄得彼此均不怎么愉快。张太太甚至来信说，“请你不要教训我。”

　　当这件事过去不久，我的编辑调皮地来问我，“他很难缠吧？”心里不由升起一阵被捉弄的感觉。原来他们是这样“阴谋”的用心，害怕被折腾，把难啃的骨头踢给了我，让我来搞定一切，自己躲到一边去。真是太坏了。比张五常还坏。

　　十

　　现在要问：流寓内地的张五常，他的舞台在哪里？

　　十一

　　于学术上的建树，有大名。热爱经济学的人，大抵都知晓。他自己讲他与费里德曼、科斯等一众诺贝尔奖得主属圈内人，私交好。而在中国，二十年前说话管用。给内地的改革吹风指点，有一时的风云。

　　他所谓管用，应该是指他的观点能够得到注意，大家喜欢。比如当年写的《卖桔者言》，在内地出现过手抄本，可见其流行程度。而对于“北京的朋友”，他的话也有人买账。1988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起始阶段，张氏陪同弗里德曼在内地参访，弗提出想见一下时任中共总书记的Z，张氏利用人脉，促成了此事。

　　进到中南海，谈了两小时。就张于事后整理出来的弗与Z的对话录看，整个话题围绕改革展开，涉及到价格改革、通货膨胀、国企改革、产权问题。弗说，改革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不要半道而胶着，不进不退。他们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十分关切。期望通过这种与最高决策者的直接接触发生效力。

　　那时候，张五常已经从美国返回香港执教，是港大的经济学教授。神州再度西风东渐，张五常身逢其时。集权计划经济要放开，自有他们登台演奏的空间。改革方兴，吐故纳新，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流行。决策者经常要听取境内外知名学者的意见，集思广益，试图从中找到理论与经验上的支撑、依据或借鉴。在此背景下，他这位外洋来的经济学家，又是个华侨，让人看着新鲜，算奇货，有市场。

　　那时期，张五常在内地走动，是座上宾待遇。单讲一例，那年代自上到下的风气，兴题词（今天稍微淡一点）。凡领导人、名人，走到哪里都必被要求留影留墨，显得中国人好客情谊。张五常也是如此。走到哪里，都会被围着要求题字。

　　有意思的是，在他的游记里面，不少处便这样写，“主事人突然拿出了一本很大的纪念册，在众目睽睽之下，隆重地请我题字”，“正谈得起劲，招待所的朋友又拿出纪念册来了”，“殊不知到了夜深时，宾馆的主人还是拿着纪念册走进房间来了，”“出到客厅，他们在桌上又准备了一大本纪念册，要我题字”，“令我心折的陈征校长又隆重地请我题词”。总之一路下去，到处都是纪念册的包围了。

　　这个高规格礼遇，到最后让张五常题字题上瘾，以致到达下一个参观地之前，想到“又要题词了”，费不少心思提前打腹稿。预案若主事人不请他题词，白白准备一番的应对，“若是没有人请我题词，带我们去参观的干部应该‘识时务’地提点一下。”13年前，游黄州赤壁公园，副市长作陪，临离开时，手又隐隐发痒，“真想开口叫市长请我为赤壁题字。”

　　览胜、见官，今天到这里考察，明天在那里见了某官，俨若指点江山的“国师”。这是张五常颇引为得意的事。见李春城时，他说与他的谈话中“一时间有奇异的感受，李先生显然是搞思想的，有深度，对经济的感受好，他提出的问题不易回应。”结束行程，负责接待的官员请他题字，想到李春城，他挥毫写道，“盛世有逢皆乐事，春城无处不飞花”。

　　他去上海，见到某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大赞其“看来一表人才，但见面时间短，难以体会到这位执政者的深度，引以为憾。”见到某位前市长，又赞“谦谦君子，很有风度，平易近人，香港某些高官应该拜他为师。”

　　张五常的风格，有特色的夸张渲染手法。赞人自赞，互为烘托。比如当年他去广州见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歧山，先说王歧山治理粤省经济有“神功”，继之不忘提到自己高人异士的一面，因王歧山能“细说各项关于我的轶事，”“他听我每次会谈或演讲之后，一言不发立刻离去，把我说得那样神龙见首不见尾……。”

　　于大江南北的这类来去，实际是话语权的扩张和辐射。那些年，他走到哪里考察，都不忘谈谈私权私产、一国多制问题。直到今天，对此一段岁月，他仍念念不能忘。

　　“我有看法，我告诉你。你看我写的文章，《中国的前途》、《卖桔者言》。我八十年代建议的东西，只要写一次，最多写两次，就不再写了，感觉上我不需要再多写。因为好像是有点效果了。”张五常好汉再提当年勇，“比如我说中国要出售土地，几个月后就有人问我怎么出售了。我警告说中国不要走上印度之路，结果他们也没走上。”

　　对于最末一句，他大约觉得欠妥，所以马上修正了一下，“我不认为是我的影响，我只是觉得我不需要再写第二篇。”

　　十二

　　与其说是破世界名作滞销纪录的《佃农理论》（四分之一世纪在全球卖了不超过200本），以及八十年代在内地流行的《卖桔者言》帮他在中国开辟了市场，倒不如说是与弗里德曼、科斯等人的结交助他好风凭借力，在国内名声一时大躁。

　　弗里德曼多次访问中国，张五常差不多都陪同在侧，一来二去，弗成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作为弗的老朋友，张五常自然也不在话下，是老朋友中的老朋友。因而走到哪里，如他自称的那样，有“破纪录的英雄式的接待”并不奇怪。

　　特别是1991年科斯得诺奖，作为“几乎每篇学术文章都提到科斯，是唯一明白其思想的人”（张氏语），张也被邀去瑞典观礼。科斯在颁奖礼上两次提到自己的理论建树与张等人的联系，更上一层楼，这加强了张五常的身份认证。

　　然而世事移转无定则，这重身份认证并非经久不衰的资本。一介书生想利用身上那点可怜兮兮的名气与影响达到一言而为天下法，为国家社会的走势正儿八经坐堂号脉，不无虚幻。对于张五常来说，这愿望有其渐渐破灭的过程。

　　“当年向中南海引见弗里德曼，只是当时他喜欢见这些中国领导人。我就带他们去见见。见Z非常好，后来也见J（前总书记），但效果好像没那么好。”张没有向我进一步解释后来见J何以效果不好的深层原因。但他的话里有话，带了些许酸涩味，“我对这方面是不是有影响，我不看重。我从来没认为我可以影响社会。”

　　在北京的地位或声望滑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方面曾经礼遇他们的Z因为捌九风波下台了，他们这些自由经济学派的名宿可以是Z的客人，却不表示永远是中南海的客人。气候总是变化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以J上台执政的时代背景，不可能像Z那样给予他们相应礼遇待见。

　　在这一点上，同样是知名经济学家的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说得更加明确，可以解释张五常的的际遇。

　　“我知道在中国很多人都把能不能直接和领导人建立联系看作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坦率讲我在七八年前能给一些领导人做些参谋，提些建议，感觉也蛮好。但后来发现，中国官员变化的速度也蛮快的。你真正做一个人的顾问或智囊，必须要建立一种信任。等你这种信任建立得差不多了，他又退休或换位子了。”这是他们这些从西方回来且飘移于体制外的精英面临的共通处境。陈志武今年夏天在清华园里和我讲起，他后来经过反思，认为学者不应该往那条路上走，因为那是方向上的错误，“我们做学问的人不能够以那种方式来安排我们的时间，那缺乏可持续性。”

　　十三

　　中国读书人的一个功利传统，是讲求经世济用，达则兼济天下。张五常的目的，已经说得很明确。1980年在底特律，科斯劝张五常回到香港，指出可在开放的中国有所作为，“如果中国真的改革制度，你所知的没有谁可以相比，何况懂中文，能适当地向北京解释制度运作的只有你一个。”

　　肩负了这一重使命，张五常可谓开足马力，努力一度有收效。

　　“八十年代中国刚开放，我就一直写文章，那时候是怎么样呢？”他躺回到过去的荣光里，“我的感觉，你们假如看我的文章，就不可能完全不受我的影响。我就不断写。后来我很高兴，北京上头很多人看我的文章。以前我的文章还有内部传阅的。”

　　可是为时很短。后来的情况可见，说明他与权力体系的投合并不怎么紧密深入。他不如真正参与决策运作的官方智囊，可以隔三差五写一写机密报告，应约去中南海座谈座谈，弄一个什么委员之类的头衔，整个是一种游离状态。靠发一发宏论度日。尽管他的名气并未冷却，在2002年左右甚至还一度掀起过“张五常热”，着实迷倒一帮青年学子。还可以偶尔见一见官，讲一讲话。可就其实际氛围表现，他们哪怕延之入上座，却也只是虚礼酬酢，把他当过路人、外人、客人、名人，就是不肯把他当自己人。

　　况且过了国门初开之日，外来的和尚越来越多，不只有一位张五常了。通西方理论，有西方背景的海归陆续回游。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市场，供给越来越多元，更新换代也频。他们中有的人被引进到政府部门当高官，直接司掌运作，有的引进到高等学府做研究当掌门，有的则直接被聘为高级智脑，参与议事谋划，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体制人。总之是八仙过海，每人都想在祖国土地上显神通求进身，百花齐放，存在有形无形的竞争。

　　若就资源上来说，在这样一个眼界开放的国度，经济学家这种东西，既不稀缺，价值便也一路压将下来。试看每年有多少诺奖得主摩肩接踵来到中国走穴。如张自己所指的那样，如今美国的大师便宜得不得了，只不过十万块美元就能请到。这诸般形势，对张五常的话语影响力无可避免造成稀释。

　　“现在恐怕不看了。”他自己也知道北京上头未必再如从前那样看重他的经济言论，毕竟江山代有新人出，这是自然的演变。他说，“现在声音太多，那么多从美国名校出来的博士生，我斗他们不过。”

　　既使是这样，他还有心要撑出一面我辈宗师的老资历大旗。譬如2007年那次北京讲演上，他公然把一个在最高决策层中正当红的林毅夫也踩一踩，说什么林的老师、老师的老师辈都与自己交好相熟，提携过自己。像是以林的芝加哥大学前辈自居，又像是在论谱系攀关系。

　　然而人前强为出来的风光，又难掩其背地里的失落。他一面要求我们不要把他看得太重，一面又骂那些海归与智囊们自以为是，毫无创见，一面又埋怨自己人微言轻，旁落了足以左右局面的话语权。

　　“对北京我是很失望的。我是相当失望的。”他啰啰嗦嗦地念叨着，情绪落寞。比之于他所怀念的上世纪文章被传阅、讲话有人听的风光，他跟我说，就中国的货币制度，批评文章他写了三十几篇，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他又连篇累牍地咒骂建言，一而再再而三，搞得声嘶力竭，就是没人理，没人听。像是既泄气又赌气似地，他说，“不听就算了，那我就不写了。你能做什么呢？你以为政府会听你说的？你有什么资格可以去影响北京呢？千万不要有这个意图，不然你可能会气得自杀的。”

　　他的口气是那样有特点，指向是那样明确，似乎中国的情况真的“全盘一塌糊涂”了。而举世昏昏，惟他一人对此头脑清醒高瞻远瞩，且葫芦里藏有济世良方。可惜世人却不识货。看他总在重复的句式——“假如两年半前照我说的话做”，“假如你不走我这条路”，“假如你们不照我讲的做”，“假如是这样的话”……，好像不听他老人言，一切都已无可挽回，中国再没什么前途。

　　十四

　　新时期以来，张五常一直是中国政府某些宏观决策的批评者。除了货币制度，他还反对最低工资、工会，以及整部试图给予普通职工以利益照顾而抑制资本的劳动合同法，同时他也反对现行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他与他的老朋友茅于轼有点相似，应该都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支持者。茅老的主张是要政府丢弃18亿亩耕地红线，不要自己生产粮食而全由进口解决，同时他奋力抨击了政府的保障房制度。不同的是，张讲话的时候更像闹情绪的孩子，好似为吃不到大人发的糖果而烦恼。

　　我看张五常有点儿说得气急，就用话去宽慰他。

　　“也许时间还没到吧。”

　　“时间没到？”他皱起眉头，终于把正脸对着我，眼镜后面苍老的眼球挤出两道冷硬的光，“我都七十五岁了，还说时间没到。难道要等我死了么？”

　　“我是指政府，”我补充说，“他们需要时间。”

　　此言一出，举座之人不由放声大笑。包括张五常的一位小舅子。说是老读者。他全程陪访，却很少讲话。

　　但是张五常神色严肃又认真，没有感到其中的欢悦，不肯挤出一点笑容。他跟我们不一样，有着他的思虑。当年科斯叫他回来，深信若那样“你的贡献会比留在美国大”。他照办。可回来的结局多半已经扑空，而有的只是心灰意冷，“你们要搞改革是你们的事，这不是我的专长。我不是改革者。我从来就不搞革命的。”

　　犹不解气，跟着他又把海归们骂上一通。

　　“中国一有海归派就糟糕了。他们对中国又没有经验，请他们没有用的嘛。你去外国念几年拿个博士回来，就是专家了？他们喜欢搞假民主。”

　　十五

　　张五常自谓平生讨厌政治。自美国返港时，誓言无论如何也要避免卷进任何政治活动。实际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不自知罢了。只要他呆在中国一天，只要他给自己安装上“知道自己掌握到真理”、“关于制度运作的知识，如果北京的朋友需要，我是可以替他们打通经脉的人”等一系列程序设计，负了这般重要的自我期望与目的，他就已经碰触到了政治。就是在搞政治。因他的言行再也脱离不了这个框架。可惜应该是对政治一窍不通的缘故，他玩得不好。

　　“各行各业都有他们自己的山头。”

　　张五常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可是在中国社会，他并没有占领到任何山头。什么团体、机构都没参加，也无头衔。也许是他的不屑，也许他认为这是“束缚”，无法保持自己的“思想自由”。总之他始终不过是一个外来游方的托钵僧。这与中国的国情相脱节。世上的高僧大德，大抵都会有自己的一个道场。看一看那些在中国真正担负使命且在中南海拥有话语影响的高级智囊们吧，吴敬琏、林毅夫、厉以宁、李稻葵、余永定等人，哪一个没有自己的住锡地，一方山头。相形之下，他就像个找不到投胎机会而在四处游荡的“孤魂野鬼”。

　　“很多人想做政府顾问，那他们当然看到自己这么做是有利益的。知道内幕消息，出来可以有人招呼他们吃餐饭。当然这是太正常了。我比较不一样，是我不正常而已。他们都是正常的。”

　　进一步来说，要以一己之身有责任于中国，张五常却不知自己意图参与进去的中国全部改革，无不是交织着意识形态争斗而在推进。试想一个要在内地社会变革中发挥力量的经济学家，怎能一上来就挖当局的墙脚，说什么马克思从未对过，为祸最深，马克思与毛泽东奉行的就是“共他人之产”的理念，还面诫内地社科学者：你们对马克思奉若神明不是科学研究应有的态度。

　　这种政治经验的缺乏，使他面临挤压与围剿境地。他那本著名的《卖桔者言》，自1988年昙花一现后的被禁，迄今在内地未见公开出版过。又因为他的某些“嚣张”言论，2004年甚至引发国内一大批学者对他加以发起集体批判挞伐，其中挑头人不乏在中南海为领导人讲过课的马列主义阵营的学者，他们指责他蓄意诋毁社会主义，散布歪理邪说。

　　“我这么几十年来，没有说过一句话是不希望中国好的。”他像很受伤的样子，“有关我自己的国家，我当然是多说几句了。”

　　张氏骂天骂地骂决策，把政府里的官员和智囊们骂得一文不值，蠢不可及。一方面他是把他们的某些决策当作了要重回“大锅饭时代”，或另一重意思上的欲对资本家、有产阶层“革命”的敌意。比如最低工资机制，在他看就有养懒人之虞；而楼市调控，乃是人们眼红富有者的财富积累所致，想对他们再来一次对瓜而分之。所以他对我这样说，“我只是反对共产制度，但我从来没有反对共产党的存在。这是两回事。共产党很厉害。我对共产党是很欣赏的。”

　　可是他骂中国工人不求上进、只知要政府养活，“搞三搞四搞罢工”、农民收入并不低、贪污腐败是好事等言论，则被他的对头、香港经济学家丁学良斥责为摆明了是在讨好取媚于内地政府，以确保一个安稳寄身之地。因内地政府与美国并无引渡协议，还掌握着他的居留权。

　　张五常拒绝就自己的言谈方式及立场作出反省。

　　“我自己感到很骄傲。不管别人怎么批评我，我为自己那种高傲之情，仰天大笑。你批评张五常也好，你羡慕张五常也好，我就是这么样一个人。”

　　十六

　　张氏自负跟进中国的发展三十年，经验富足，“起码来说，我跟进比他们（海归）多得多”，但用指手划脚骂这个骂那个的方式来做人思想工作，这和所有本土成长或游回本土的智囊们那种中和圆融、无棱无角的建言献策语言系统相冲突，也是不能与本土官僚话语特色相融洽的表现。

　　况且他历来指摘的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他所要求的将内地大学都改成私立、取消高考等动议（他对我说这都是垃圾），等于要全盘推翻现行的一套，从头改写。可是政治家治国毕竟不是翻翻书本那么容易，是拿捏与平衡的艺术。因此上他就显得格格不入。

　　明明碰了壁，却还咽不下这口气。在审我稿件的时候，张氏将与此相关的叙述统统砍去，毫不手软。

　　张太太在电话中对我说明他的不高兴，“你的意思，无非就是说教授不懂中国嘛。”

　　十七

　　站在张五常的角度，对于话语空间是寸土必争的。2009年农历新年，凤凰卫视采访他，他趁机谈了一些对于新劳动合同法的意见，并反复地审看。不料后来播出的内容，“改得七零八落，谈新劳动法的主题一句也见不到”。让他大感不满，“想不到，历来高举忠实报道的凤凰卫视，竟也河蟹起来了。”2005年以来，他在大陆出书不少，想把一篇悼念前总书记Z的文章收入集子中，行不通。而发在博客中却一点问题没有。他就问，“这又是谁的决定？”2009年，他推出一本新书，有刊物要登载，但要改写“80处”措词，“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说，”搞得他大为光火。他是个强势的人，立时复信，要求对方不能登，“改我一个字我就可以法律起诉你，这个电邮就是证据。”

　　“我不信奉言论自由。我不是赞成言论自由的人。”忆及那些让他窝心的事，他对我说，“有些言论是应该管的。但管起来要有原则。怎么管制是一个问题。”

　　他认可言论管制的必要，但有自己的看法，认为这里面存在乱管瞎管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不是“北京上头”的责任，而是下面的人在“发神经”（张的口头禅）。他将他们删减他的访问，选择性地使用他的东西，指为“自作聪明”，是胡乱猜测和曲解上面的意思。他并且要和我打赌，说他可以拿一篇文章给十个不同的编辑试试，保证十个人的说法和取舍标准都不会一样。他怪他们这些下面的人是在扼杀思想创造。

　　“思想是要天马行空的，什么都可以想。假如你这一点不能讲那一点不能讲，人就蠢掉了，就算是天才也出不来了。思想就很难搞得好。”他不忘讲起自己的出众，“不是很多人都像我这样子的。我是自己想自己的。在我成长过程中有这个自由和空间。”

　　较真之下，有令他满意的势头。这些年，他在内地出了一些书，发表了一些观点，极端如中国不存在两极分化、中国农民收入5000年以来没这么好过、贪污是一个好现象等都不断往外扩散，引致舆论动荡，造成不小的反响。这可以讲是他的胜利。至于他指的那些“垃圾”决策要更换，尽管决策层未必会留意听取，但他们的不理睬也难讲就不是对他的激励。

　　“北京算是对我很宽容的了。起码没有封杀我。”

　　张五常能看到，自己的声音刺激起了人们的怒火。为着这效果的持久，他一定要争分夺秒，继续往里面添加柴草，而不让其熄灭。于是在每一个公开场合，每见一个媒体，他都要重复已经不止一次讲过的话，把他要传达给外界的旧调着重强化一下。这个陈货不能翻新的路数，弄得连素来将之奉若神明的大学生们都有些听腻了，说他场场“内容雷同”，听一次就不必再听。但他自己却有“满足感”。

　　一个人的精力与智力，终是有限的。他说，“我是非常辛苦的”。走了那么多场次，该说的话应该早已经说完，但又怎么甘心就此退出舞台？

　　那天我们原约定的谈话时间是一到一个半小时，结果一谈起来就超过两小时。渲泻的闸口一打开，关不住。为着这倾诉欲，他给了他自己充分的时间和机会。倒是嫌我所在媒体的发行量还不够大。

　　“我的成功率是零”，姗姗走进客厅，他站定，一点也没有要放松和放手的意思，“如果是五百万份，我还有一点机会。”

　　十八

　　诚如此言，尽管旋乾转坤的可能性不会有，但是他并不是一点收获也没有。10年前夏业良讥笑他并不被内地人知道，却总喜欢意淫自己是大明星的局面已经打破。他建立了一个大牌学者在中国世俗社会中的品牌，不缺信众，可是他不愿意让人认为他是将个人算盘拔得响的人。

　　“到底是为了国家利益还是为自己的利益呢？”他说，“假如说我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假如说为了名气，我的名气还不够大么？我又是不太花钱的人，不需要那么钱。只是生活费的话，我绰绰有余。儿女都大了，他们自己都可以自立了。”

　　张氏有一子一女，都在美国生活。有其社会地位。儿子医师，女儿行商。他们夫妇自己原先在美国也经营若干生意。

　　然而2003年美国的逃税事件爆发，身负13罪，不得不亡命内地，难免损及他的声誉。这一次，与一九四三年为躲避日本侵略，母亲拖带着他们姐弟七人逃难广西的情形，况味又是不同。国内有厌憎其人其言者，竟公开呼吁将这个持美籍的人谴返美国受审。美国政府正在满世界“追杀”他们夫妇，而他安坐上海，却还能云淡风清般和我谈及自己的淡泊高尚情怀。

　　“我自己是很独立的。假如我真是没钱开饭，你出一百万，让我写个报告支持劳动法，你说我写不写？要饿死了，写不写？”我请他谈一谈对于身为经济学家的角色见解——在中国社会中，经济学家这个词变得越来越受人蔑视。张曾对国内学生说过，每一个经济学家也都有可能去做妓女。他也敢于直言经济学家无需责任意识——他很狡猾，先设问一下。我很希望他给出一个有趣的答案，但我又知道他一定不会跳进自己挖的坑里面，“幸运的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考验。既使遇到，我想我也未必写。斯蒂格勒曾对我说，张五常，人的灵魂是可以出售的，你的灵魂也可以。但你不要卖得那么便宜。”

　　十九

　　见面这一天，上海雨水刚过，是个大晴天。张家房前屋后，阳光明媚，绿意盎然。前些时的雨水，灌饱了庭前的水塘，水浸凉亭，别有一番意蕴。

　　张五常一会儿起身，隔着落地玻璃墙远远往外瞅上一瞅，一会儿又踱步回来对他的小舅子提到这个难得的好天气。厅堂之内，移步换位，目不视人，举止情态间却不无几分闲庭信步般飘逸。

　　当我们终于收工后，张五常率先从沙发上起身，离开了会客区，却没有消失。走到餐桌边，背对着我们，心不在焉地摆弄早间送达的一份本埠晚报，好像意有所待。

　　这边厢，苏女士问我，“你不和他照张相么?”

　　唔，我会意。乐于顺水推舟，配合这提醒。

　　张太太就又把她的“达令”唤回会客区。张五常面色生硬，两手插在裤兜，直挺挺当中站立，直视镜头，无笑意。量级那么重，这个例行程序的场面中，他是理所当然的主角。

　　这年他七十五岁，日薄西山的光景，又生活在双重囚禁之中——行动上，因随时面临境外通缉而无法离开内地；心态上，又扭结在一圈自我沉醉的光环中。除了摄摄影、写写书法、学步苏学士放情恣肆一下故国山水，他也自叹不能再有大作为。

　　当年劝他回来打天下的那个科斯，于黄泥没顶之前又来找他，问，“有趣的经济学在西方完蛋了，你能在中国搞起来么？”

　　回看衰朽残年，他默然良久，不能应答。想到这些年南来北往，到大学讲演，每常看见有学生捧着他的书求签名。再到网上搜一搜，自己的某些作品被提及八十八万次。这些收获让他颇能聊以自慰。就这样，内心带着一点力量，某夜他坐下来复信科斯，“你提到要把有趣的经济学在中国再搞起来，不是毫无希望的。”

　　宝刀老矣，还能有心力再饭？

　　1997年到2004年间，张五常一直在酝酿他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本四万言小书。说了不少中国的好话。晚近以来，据说这是他极用力用心的作品，也可能会是他在研究方面的封刀之作。而市况上的表现，却不如早年的《卖桔者言》那样一册风行尘世间。看了这书的人，内行外行，有评价他在“满纸吹嘘”、“总以改革者的引路人自居”。可是这白眼并无碍他在自己心目中的高度。

　　“天才之作，”那天在家中，他不停地将屁股下面那张可活动的单人布沙发转来转去，“这本书我想了很多年的。你有本事你写给我看。”

　　（写于2013年11月。原创作品，版权为著者所有。）

　　文/章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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