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福东
图1 沈钧儒书法
左侧作品：逝水年华忘半百，干云意气越千寻
右为晚年作品：为纪念党的四十周年，手录毛主席诗词二十一首
图2 陈毅题词：沈老高龄弄柔翰，篇篇喜录主席诗……更喜两者有联系，端在服务人民一红丝
“匪尾巴分子沈钧儒死了”
50年前的6月11日，90岁的沈钧儒在北京病逝。
当时他顶戴诸多政治光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新华社在当天的报道中称，沈钧儒经医生多方诊治无效，于上午三时五十五分在北京逝世。“沈钧儒副委员长逝世前，董必武副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李维汉副委员长，陈叔通副委员长，陈毅副总理，陆定一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等，曾前往医院看望他。沈钧儒先生毕生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他的逝世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哀悼。”接下来的追悼仪式，备极哀荣。
但在海峡的另一岸，沈钧儒病逝次日的《征信新闻报》，却刊发了这样一则简短消息：“（东京十一日美联社电）北平电台播称：匪伪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十一日患急性气管炎死亡，活了九十岁。他于一八七三年，生于浙江嘉兴，曾在日本攻法律，一九三零年曾任上海学院院长。”最绝的是该报所做标题——《匪尾巴分子沈钧儒死了》，字里行间充满了仇恨与幸灾乐祸。
所谓的“尾巴分子”，带有讽刺意味，指的是沈钧儒在政治上紧紧跟在共产党身后。最明显的是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谈判与内战过程中，所有民主党派中，民盟支持中共最力，也发挥最大作用。从民盟主席沈钧儒可以跻身国家领导人，且身兼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两个重要职务，可知一二矣。
作为一个重要政治人物，沈钧儒本身的职业生涯具有相当的丰富性，不同政治立场者可以有不同的诠释空间。在国共的舆论攻势中，基于各自的政治判断，而对沈钧儒有迥异的褒贬措辞。
这样也好，有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沈钧儒和他生存的那个世代。所谓兼听则明。
孜孜不倦地学习毛主席著作
在沈钧儒逝世4日后，《人民日报》在2版刊发新华社记者余志恒的长文《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这篇文字的标题，已经为沈钧儒的一生盖棺论定了。“左派旗帜”的说法，来自周恩来。他1963年元旦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招待老人的宴会上说：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一直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到老。
沈钧儒是前清进士，经历过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朝代，在解放前，他与共产党有过长期的合作，尤其是抗战胜利后，他所领导的民盟，在国共纷争中给中共助力甚多。
余志恒在《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中这样评价他：“九十年的岁月，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漫长的。沈老的一生是为追求真理而斗争的一生。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始终听党的话，坚定不移地跟着党走。他通过长期的革命实践，经受了严格的锻炼和考验，不断地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直到高年，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他经常勉励大家‘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沈老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沈老所走过的道路，是出身于旧社会的有志于改造自己并且愿意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知识分子的楷模，是民主人士左派的一面光荣的旗帜！”
这段话带有鲜明的党八股色彩，读不下去的读者可以从如下几个关键词领会其深意：“始终听党的话，坚定不移地跟着党走”、“不断地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和“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著作”……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作为关键词核心的“党”，并非沈钧儒所领导的“民盟”，而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治域内，这被上升为一种政治美德的高度，但在海峡的另一岸，却成了带有明显贬义的所谓“尾巴分子”。
台湾《征信新闻报》在1962年1月26日，还曾于副刊发表一篇题为《沈淇泉与沈钧儒》的文章，其中提到：“七七事变前夕，以危害民国罪嫌入狱之嘉兴沈钧儒（衡山），性好论证，时局有故，不管三七二十一，恒乐自掏腰包，通电论列，往往为人利用而不自知，亦秉性使然……淇泉（沈钧儒的叔叔沈淇泉）以钧儒言行，每失检束，辄加诫导，不从亦不听，因此叔侄遂相左。”言下之意，沈钧儒不过是个被共产党利用的老愤青而已。这段话，明显站在威权执政者的视角。
这里所提的沈钧儒七七事变前以危害民国罪嫌入狱，说的就是大陆历史教科书中著名的“七君子事件”。对他和史良等人的公诉理由是“共同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组织团体、宣告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该案颇能反应国民党训政底色。那次事件让沈钧儒名气大增。
饥荒年的讲话：形势越来越好
但真正凸显沈钧儒政治身价的，还是抗战结束后，政治协商等一系列谈判过程中，他和民盟所发挥的倒蒋作用。1937年被诉危害民国罪时，他挑战的是国民党的一党独裁；抗战结束后的一系列表现，表面上仍是此种取向，但根本性不同的是，他和民盟一边倒支持中共。这意味着除了反对蒋式党治，他还坚定的支持共产模式，并不若1937时以在野反对派身姿摇旗呐喊时相对单纯。
更难避开指摘的是，沈钧儒在共产党建政后，似已失去独立的风骨。就如同余志恒在那篇赞美他的文章中所言“始终听党的话”，以“自我改造”为业。这种赞美，换在今天听来，俨然是一种高级黑。在当时国民党舆论的理解中，亦然。
1960年4月10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刊发了一篇《大陆残存靠拢份子被迫又做自辱检讨》的报道，报道副题为“王芸生沈钧儒等在伪人代会，卑躬屈节痛骂自己哀怜乞饶。”其中摘录了一段沈钧儒的讲话，内容为：“我们知识分子中，有些人看到了工农群众那种干劲，不但不想赶上去，有的甚至还感到紧张，有‘歇一歇’的思想，甚至有消极情绪。有些人还留恋于旧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对集体生活感到不大习惯，所有这些，在我看来，仍然由于资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还没有根本改造的缘故。因此知识分子还必须进一步彻底改造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
《中央日报》这篇报道最后立场坚定地说：“最无耻的是沈钧儒最后所说：‘我们必须把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作为我们政治理论学习的中心任务。”这份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似乎忘了，国民党也有学习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高亢热情。
1960年正是大跃进和大饥荒的高潮时段，放置在那个语境下重读沈钧儒的这段讲话，可能会品出更多深意。在这一年，沈钧儒也时常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举个例子，沈钧儒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知识分子进一步改造的途径》，被全文刊发，他着重讲了三个问题：1、形势越来越好。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战无不胜的红旗下，今年一季度就出现了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日日红的崭新局面。2、积极地参与实践。一方面参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劳动实践，一方面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学习，这是知识分子自我改造必须努力的两个方面。3、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其核心内容就是最令《中央日报》反感的学习毛泽东著作。（参见1960年4月7日《人民日报》）
反右时的表态：划清思想界限
再将时间向前推，1957年的反右运动，对沈钧儒等民主党派人士而言，构成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卷入到内部派系相互攻讦的泥潭中去。
国民党治下的媒体，自然不会放过报道这个运动的机会。《联合报》在1957年6月23日，将中联社、大道社的四篇电讯罗列在一起，给予它们一个总标题《尾巴的哀鸣：“民盟”群丑起内讧，沈钧儒大骂章伯钧》——看来他们是非常习惯给民主党派扣上一个“尾巴”帽子。
这些报道中提及沈钧儒的部分，主要是说他在共产党的“威迫治下”，于6月18日以“民盟主席”的资格发表声明，代表“民盟中央”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新桂等人“划清思想界限”。
“沈钧儒直指章伯钧‘该死’，但对罗隆基则无一语指责，盖因罗隆基现正与郭匪沫若同往科伦坡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倘相迫过急极可能趁机投奔自由一去不返也。”中联社在专电中分析说，“据目前情况判断：民盟即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撤销章伯钧、罗隆基的领导职务。但直至罗隆基返回匪区，共匪对章伯钧等人的真正围剿还不敢开始。”
毕竟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报纸，战败后仍有底气称赢家为“匪”——当然，此时“中华民国”还在联合国有一席之地。
关于反右，80多岁的沈钧儒无法侧身事外，必须表态发言。民盟是反右的重灾区，他作为主席的角色，格外显得举足轻重。在1957年，民盟中央对章伯钧、罗隆基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行了“七个月战斗”，进入1958年，开始最后总攻。从《人民日报》的报道可知，大的批斗会议，基本是由沈钧儒等人主持。不过，他毕竟年事已高，通常是由民盟副主席史良代表沈钧儒和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做报告——就此可以理解，何以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对史良具有那么负面的恶感。
无休止的大批判会，会动员出人内心中最丑陋的部分。平时的权力博弈与派系斗争，也在此时被赋予了政治压制的性质。在民革领袖朱学范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章伯钧与罗隆基结成联盟后，首先是想篡夺民盟中央的领导机构，企图使沈钧儒主席退居为名誉主席。由章伯钧当主席，罗隆基当常务副主席。在人事安排上则排挤进步分子拉拢右派分子，他们把曾昭抡安插在文教委员会，把费孝通安放在文教部，以便在文教界兴风作浪。同时，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内加强右派领导力量。不顾别人的反对，坚持要黄琪翔任农工民主党的副主席，把李伯球调到北京来担任农工民主党北京市的主任委员。这样在农工民主党内便组成了以章伯钧为首的章、黄、李等右派分子领导集团。”（《人民日报》1957年8月29日第三版，《章罗联盟反动阴谋的剖视》）
沈钧儒年事已高，章、罗二人希望领袖更替，即便属实，也是正常现象。但一旦将权力博弈与姓资姓社联系到一起，问题就严重了起来。至于沈钧儒，在80余高龄之下，仍未急流勇退，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甚至不肯抱病缄默，对他晚年名节构成很大影响。
毛时代的激情风暴结束后，泡沫散尽，风平浪静。谁是浑水摸鱼的渔夫，谁是坚守航道的船长？是时候重新打量每一个政坛的大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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