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潜川/文

　　“月冷龙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

　　这是高尔泰在《寻找家园》中一篇文章的结尾，读完令人难以忘怀。那是1957年，他在反右运动中被斗倒，开除公职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当时由于人满为患，夹边沟农场西北八公里外设立了一个分场——新添墩作业站，这里位于巴丹吉林沙漠和大戈壁之间的荒原上，除了小块的沙漠和戈壁，大部分都是白茫茫的盐碱地。

　　如果一个人被丢在这里，只能冻饿而死。这一天饥饿难耐的他为了吃到沙枣，悄悄离队，最后在荒原上迷失了方向，只好去追赶他的“监狱”。高尔泰眼见着许多知识分子饿死冻伤，自己也是在鬼门关口被命运拉了回去。许多年以后，在这里劳教人员当年挖的排碱沟中，发现了骇人的累累尸骨，一如这里白茫茫的荒原。

　　伴随着这些死亡和伤残的，是一项被简称为“劳教”制度的诞生。1957年8月，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签署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正式设立了这项没有时限、没有程序、没有前例的制度，除了所谓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者外，劳教的主要对象是高尔泰这样的“反革命分子”。讽刺的是，决定第一句就写着，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的。

　　整整54年以后，在重庆，24岁的任建宇蹲在劳教所的地上吃饭，为了改善伙食，他每两天煮一次泡面。他和因为辱骂薄熙来王立军“一坨屎”而被劳教的方洪一起，虽然不用像高尔泰那样挖排碱沟，但要为一家上市公司——太极集团包装它的明星产品：藿香正气水。

　　当任建宇把塑料包装和吸管按照工序处理时，另外一名劳教犯人黄成城则在开数控机床、打磨发动机零部件，做汽车、摩托车零部件。他的手指有旧伤，左手拇指关节被取掉，食指没有肌肉；右手残留有未取出的碎玻璃，一旦手中握有异物，便疼痛不已。

　　这是2011年，54岁的劳教制度已经“进化”了：它有了时限，一般不超过两年；有了程序，要经过聆讯；有了名义上独立的裁决主体，也就是劳动教养委员会。他的范围也更广泛了：除了保留破坏治安的人员（不叫流氓而叫不够刑事处罚的扰乱治安的，上访人员纳入此类），保留了反革命分子（改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了），还增加了邪教和吸毒分子。

　　“进化”没有改变这项制度的“最高性质”，反而加强了它，那就是它针对的是“体制”认为自己不能接受的“异物”，无论这“异物”的名字叫流氓、反革命、瘾君子还是网民。

　　“让他们难堪”

　　因为批评薄熙来和王立军，方洪被处劳教两年。2012年5月，甫出囹圄的方洪通过微博联系上浦志强，后者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方洪提供代理，为他跑到重庆去立案，出乎意料地成了。

　　浦志强告诉我，他知道方洪最该感谢的人不是他，而是重庆市三中院行政庭庭长杨煜。

　　我试着找过杨煜采访，但没成功。2011年11月，杨煜曾经判决一名因发帖被劳教的网民龚汉周胜诉。后来他的一位同事告诉我，这让重庆市公安局“感到难堪”，为了面子，公安局以同样的事实对龚汉周再次劳教。

　　2012年6月29日，方洪案一审胜诉。以杨煜为审判长的合议庭判决重庆市劳教委行政决定违法，予以撤销。这引发了重庆劳教人员的翻案潮。

　　同样是在重庆市三中院，任建宇也得以立案。而浦志强代理的其他案件，如龚汉周案、戴月权案、黄成城案，在重庆其他中级法院起诉，未能立案。“如果没有杨煜，立案都相当困难，打赢官司更是难以想象。”浦志强说。

　　但以杨煜为首的合议庭最终判决任建宇败诉。其中缘由，众所周知。

　　浦志强和杨煜之间的相遇，让我想起一句话：“两种相悖而中和的运动，变成他物，遵循着另外一种方向”。浦志强们抓住杨煜们给的机会，改变了历史；杨煜们的“枪口抬高一寸”，为无数人带来希望。

　　这样的合作既复杂又微妙，很多时候仰赖于运气、信仰和智慧。

　　司法部原研究室主任王公义，在退休前一年，根据他此前所做的调研提出修改劳教的方案，给《财经》杂志撰稿，还接受包括我们在内的大量媒体采访。他说，我不希望这项制度还保留着过去的残酷。

　　一直到他退休以后，司法部一位司长告诉我，其实当时司法部劳教局对王公义很生气，因为这不是他主管的领域，却说了那么多话，让他们难堪。

　　“这一千块钱你先收着”

　　2012年夏天，我跟随矢志要废除劳教的浦志强一起去重庆，那时任建宇还没有出来，黄成城的姐姐刚刚在微博上私信找到浦志强。

　　一个满口重庆话的女人来找浦志强，请浦志强帮助她老公戴月权：3个月前，戴月权去北京上访，遇到一名外国记者，跟着对方一起到北京丰台区六里桥的四川省上访分流中心，采访、拍照，因此被重庆决定劳教两年。

　　廖保翠拿来的劳教决定书上写着：戴月权，多次扰乱秩序被处罚后，仍不悔改，并将原正常上访逐步有预谋的转为与境内外媒体接触，恶意炒作报道，致使国家、政权形象受损。这是戴月权第二次因上访被劳教了。

　　廖保翠家住在重庆市铜梁县的一个小村子，她一早五点钟就起床，搭乘第一班的长途汽车到重庆市区，然后换公交车，下午三点钟才能来到浦志强住的这个小旅店。

　　听她说完案情后（大部分要经过重庆本地人翻译），浦志强拿着一千块钱，对廖保翠说，你先收着。

　　我第二次见廖保翠，是在戴月权的“同教”黄成城的婚礼上。黄成城和戴月权在西山坪劳教所相识，都是在浦志强的代理和帮助下提前获得自由。但作为老上访户，他仍是铜梁县政府重点盯防的对象。他出不来，老婆廖保翠相对自由些，则趁着对方不注意，偷偷溜了出来。

　　廖保翠在婚礼上出现不久，当地政府就派人追了过来，她只好过来向众人告辞。浦志强和何三畏等人陪着她下去，对开车来接她的几个政府工作人员说，请多照顾廖保翠，最好帮她解决问题。当时有关重庆这些劳教人员遭遇的舆论压力非常大，地方政府工作人员都很紧张，听到这话，只能诺诺称是。

　　同一年，在离重庆两千多公里外的沈阳郊区，一个名叫马三家的女子劳教所里，许多因各种情由而被带到铁门背后的妇女们，正在遭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她们发出的声音几乎从来没有被人听到过，直到遇到了我的同事袁凌。“走出马三家”的故事，如袁凌所说，“让沉默之物发声”。

　　“不能死得不明不白”

　　任建宇和唐慧案后，废止劳教的呼声高涨，而维护他们的人们，找不到任何一个正当的理由。

　　此次三中全会的决定其实势在必行，只可惜的是，法律身影依旧阙如。同行苏永通说，劳教不能死得不明不白。他在这期《南方周末》刊登的文章所说，劳教之死，不仅要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废止决定，更应直接对劳教制度进行合宪性、合法性审查。

　　如果没有这样的审查，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劳教走远了，类似于劳教的制度生存的土壤仍在。早在去年，律师斯伟江就曾提醒，小心在劳教身后，刑法中的口袋罪接替它的功能。近来种种事件显示，此言不幸中的。

　　获得自由后，任建宇不乱说话，不乱发帖，他开了一家淘宝店卖当地的土特产，他希望攒够钱，举办一场足够对得起女朋友的婚礼。“我想要平静的生活”，他说。

　　然而，女朋友遭到上司和同事的反复骚扰，对方声称要给她介绍一个“更好的男朋友”；有时候他走回家，或者出去和朋友聚会，也能看到身后暧昧不明的身影或远或近跟着他。即便沉静克制如他，有时候也忍不住要发脾气，有时候要想不明白，心情难免不好要喝点酒。

　　每当听他说起这些事情时，我总能想到很多年前，在戈壁滩和荒原之上，那个在月光下追逐“监狱”的人影。有时候，为了生存，你不得不去追逐着牢笼；有时候，即便你出来了，这牢笼也会一直追索着你。但我最怕的是，即便身体出来，他们心里仍然负担着那个“监狱”。

　　（徐潜川，《财经》记者，关于劳教的作品：《劳教废立之间》《二次劳教》《一个劳教犯的婚礼》《劳教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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