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生育率下降,是因为房价、保险还是避孕技术?
图片:《阳光灿烂的日子》探询 19 世纪西方国家生育下降的原因
人类社会历史上曾经有非常高的生育率,但现在很多国家的生育率都很低。人口经济学里把历史上这种生育的下降称为生育转型。欧洲和北美的国家早在 19 世纪就开始了生育转型。2011 年《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上 Guinnane 的综述《The Historical Fertility Transition:A Guide for Economist》总结了对此的研究,讨论了六个可能的解释。
解释一:死亡率下降。这一理论认为父母有一个存活子女数的目标,死亡率下降了,就可以少生些了。这一理论在实证上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生育转型在死亡率下降之前就发生了。还有两个理论困难。一是死亡率的变化并非完全外生,可以是内生选择的结果。二是即使把死亡率的变化视为外生,理论上可以推出相反的结果,死亡率下降意味着养育子女的成本下降,从而生育上升。
解释二:避孕技术的改进。人口学家经常强调这个原因,但经济学家很怀疑。历史研究显示,尽管 19 世纪避孕套就发明了,但刚开始很贵,用得很少。
解释三:子女的直接成本上升。养孩子需要食物、衣服和房子。在 19 世纪,食物和衣服的价格都下降了。而由于城市化,房子的成本上升了。研究显示城市的生育确实比农村低。
另一种直接成本和美国农村父母对子女的馈赠有关。父母希望给每个子女一块土地,随着地价上升,子女的成本也就上升。之后又有研究不再把馈赠视为外生给定,而是由一个谈判模型决定。子女在农场外的工作机会越好,谈判能力越强。横截面回归发现生育确实和农场外工作机会负相关,而地价没影响了。
还有一种直接成本和童工法律有关。对童工的限制降低了生育的收益,也就相当于提高了成本。作者指出一个问题是这些法律到底有多大的实际影响。比如有研究发现德国限制童工并没有减少小孩在家里参加生产。另外,如果法律是在工厂已经不需要童工时通过的,那就没有任何影响了。
理论四:子女的机会成本上升。工业革命,特别是纺织业的发展,提高了妇女的工资,从而提高了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有工厂不收已婚妇女,这使得有妇女推迟婚姻。实证确实发现妇女工作机会和生育负相关。
理论五:子女质量的成本收益变化。教育的成本下降和收益上升使教育程度增加。根据质量数量互动理论,提高子女质量使得子女数量的成本上升,从而降低生育。对此的实证研究有困难,因为缺乏同时包含父母生育和子女教育的数据。
理论六:保险。这种理论把生育看做预防性储蓄,指望年老或生病时子女能照顾,就是养儿防老的意思。但随着工业化的进行,子女离开家乡的可能性增大,就是“违约”的可能性增大。子女的保险作用降低了,于是就要少生。但是和死亡率的理论一样,也可能推出完全相反的结果。子女“违约”的可能性增加,那就更加要多生以确保至少有一个子女留在身边。
另一个论点指出社会保险的发展提供了用子女保险的替代品。这两个从保险方面回答的论点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关心的这些发生生育转型的国家中,子女对父母的责任相差很大。有的地方甚至把子女对父母的义务写在了正式合同里,有的地方子女很小就离开家去谋生,和父母没有任何经济联系。另外在政府正式推出社会保险制度之前,就已经存在一些社会保险计划。所以很难找到一个社会保险开始起作用的时期。作者认为正式的政府社会保险制度不是生育转型的主要原因,一个佐证是美国和法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很晚才引入。
最后,作者总结说,对这一问题只有部分的回答,远远没有完全的答案,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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