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茵哲学家”乔伊-巴顿：退役之后，我想当教练从康德到成吉思汗，QPR中场大将乔伊-巴顿侃侃而谈，他是迷途少年们的榜样

敢于思考：乔伊-巴顿熟读康德，并正在罗汉普顿大学攻读哲学。

乔伊-巴顿进过监狱，也进过大学；他敢与人斗，也敢与天斗；作为一名球员，他做到了自己所能做的最好。不论你喜不喜欢他，这位QPR的中场都是个有故事的人，只不过他的故事有点坏，有点可耻。巴顿的行为不端可能已经家喻户晓，但他的内心深处却是鲜为人知。

“我32年的生命是一段求索人生意义的旅程，有时我会走到黑暗的地方，比如进了监狱”，乔伊-巴顿此时坐在哈灵顿（伦敦地名）的一个僻静的角落里，时不时用手摩挲着腿筋，他希望可以及时恢复，赶上周日和曼联的比赛。“为了成为一个职业球员，我用了很多黑暗的能量。如果我是一个平和的人，那么我永远不能成为一名精英级别的运动员。技术天赋比我好的人多的是，但我的特别之处在于，我可以利用我的愤怒。我把愤怒当作燃料，当作推进剂，那是我获得出色表现的源泉。

“我不断去寻找那些可以激起我的愤怒的东西，比如某个记者的文章，或者某个教练、球员、球迷针对我的言论。‘去你的吧，不许你这么说我。’我怀疑我体内是不是有一个破坏者，在我28岁之前，我从来不接受任何褒奖。但如果你说了什么对我不利的话，那我这一周都会抓住不放。”

最伟大的艺术有时反而是从最黑暗的地方产生的。

“我就是一个愤怒的人，只有酒精才能安慰我。我17岁时第一次喝酒，21、22岁左右才开始离不开酒。我不是一个天生的酒徒，但22岁的时候，我的压力非常大，因为我觉得可能一场比赛表现不好，就会被踢出一线队（当时巴顿在曼城）。足球这东西最是变幻无常了，可能你这周是世界最佳，下周就成了世界最渣。

“我闯了一些祸。我就像是彼得-潘，永远也长不大。我在情商方面的发展受到了抑制，但足球圈里会给你时间去开发情商吗？我觉得不会。这里是适者生存的战场。你可能在比赛末尾意外受了重伤，也可能在大幅涨薪之后踢的稀烂。球员生涯总是像在悬崖峭壁边行走，永远没有安全的港湾。我知道在职业生涯的末期，我准会晚景凄凉。所有人都没有什么保障，我只是比别人更会掩饰罢了。

“当我第一次代表曼城出场（2003年），对阵博尔顿的时候，德里克-法扎科雷（时任曼城助教）在比赛名单上把我的名字写成了“乔伊”-巴顿。我的家人和朋友从来不叫我乔伊，他们都叫我乔，或者是约瑟夫。我正好把这当成一种伪装，“乔伊”，就是我在公众眼前的假面。作为公众人物，把自己最脆弱、最敏感的一面保护起来，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28岁之前，我总是用‘去他们的，老子才不在乎”这样的话让别人滚开，但实际上我却非常在乎。我一直在成长的过程中。”

他如何成熟了？巴顿可能会再次酗酒，或者再次激怒英足总，但从纽卡斯尔（巴顿从曼城转会至此）到QPR，外租到马赛，之后又回到QPR的这几年辗转中，他确实开始变得成熟了。“当我刚被这里签下的时候（指QPR），我的心还在纽卡斯尔。这就好像是和心爱的女人分别，之后我又有了新欢，但却旧情难忘的感觉。我当时29岁，就要组建自己的家庭了，QPR给我提供了一份四年的长约。以往，钱对我来说一直都不重要，但如今为了家庭我接受了这份合同。如果你没有天天练瑜伽，你很难把状态保持到35、36岁，除非你找哪个大师开过光！

“当时，我在纽卡斯尔也成了边缘人。俱乐部老板之后的行径也让大家看清楚他想要的是什么（喜鹊老板麦克-阿什利和球迷关系僵化，想要卖出球队）。我对他的做法可不买账。但那里的球迷一直非常喜欢我。在曼城我和球迷的关系就不错，在纽卡斯尔同样如此。但在QPR，我和球迷的关系不好。我从纽卡斯尔来到这，以为QPR的球迷应该对我的到来心存感激，但实际上这是个错误的态度。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踢的如同翔一般。

“教练让我当队长，但我和尼尔（指沃诺克，时任QPR主教练）说我不想当队长。我只会用暴力领导别人。在纽卡斯尔，凯文-诺兰是非常出色的队长，他把伙计们凝聚在一起，确保每个人都把队友放在心上。克林特-希尔是QPR的好队长，一位更传统的队长。里基-麦考（Richie McCaw，新西兰橄榄球All Black队的队长）则是我的体育偶像之一。”

巴顿不是个天生的队长，他没办法团结球队。“球员之间的薪水相差太悬殊了，这使得整个球队四分五裂，感觉非常奇怪。”2011-12赛季的收官战，QPR遭遇曼城，要为保级做殊死一搏，但巴顿又领到了红牌。“在离场的那一刻，我就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个联赛了。人们可能认为那只不过是红色阴霾，不久即可消散；但对我自己而言，那是燎起了熊熊烈火的火花。”

QPR把他租了出去。“我一到马赛，就知道来对了，一切都很好。我刚来的时候，还身背禁赛令。所有人都看衰我，说‘他不行了’。我要为自己正名。这次外租也给了我一个好机会，来重新审视英格兰足球的愚昧。我用英格兰的方法训练了12年，我几乎是赖此为生，每天都强迫自己不放松，但法国人看了之后，差点笑出来。我意识到训练不是只要刻苦就可以，还要更聪明才行。法国人认为比赛场上才是你全力发挥的地方，训练的时候你拼什么命啊？在国外的经历对我影响非常大。”

在度过了一个成功的赛季后，巴顿希望希望留在马赛。“QPR降到了英冠，而我在马赛可以参加欧冠资格附加赛。我喜欢住在卡西斯(Cassis,法国度假胜地）还是奇斯威克（Chiswick，伦敦富人街区）？奇斯威克很不错，但卡西斯更漂亮，还能去海边。我当时觉得‘QPR球迷讨厌我’。我在想‘该死的球迷，老子对你们够好了，你们应该喜欢我才对’。我需要留在被认同的地方，我和马赛的球迷关系很融洽。我喜欢马赛的每一个人，那里的每一个人也都喜欢我。我们要挑战巴黎圣日耳曼的霸权。马赛这座城市把自己放在反法兰西的立场上，看上去好像自己就是个共和国。这和我本人的性格一样。我生在利物浦，而利物浦人都有敢和全世界为敌的心态，这在后撒切尔时代更为明显。”

2013年夏天，关于巴顿的未来产生了争论，最终他还是回到了英格兰。“把我拉扯大的祖父病危了，我回来送他老人家最后一程。那时候，我读了很多关于成吉思汗的书，他通过一些僧人渴望找到长生不死之术。彼得-凯伊（Peter Kay，来自Sporting Chance，一个专门针对运动员的心理诊所）和我就永生这个问题谈了很多。我的观点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儿女，将得到永生。你的儿女会受到你、你的父母的影响，并再把影响传给他们的孩子。彼得去年也过世了，但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因此他的精神也是不朽的。

“他们最后把我的祖父带回到家里，我看到大家都围在他的身旁。我的祖父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身边的这些人影响有多么大。我感觉自己好像成了那个知道自己要死了的人。我如果死了，我的影响是什么，我的遗产是什么？‘球踢得好？’这算什么鬼遗产。如果我球踢得好，但却不是个好父亲，或者完全就是个混球，我要怎么办才好，把自己关禁闭吗？

“我们这一代球员本可以做的更好。我也试着给我的家庭，我在球队的小弟们树立一个更好的标准。遗憾的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做好榜样，我以前太混账了。”

为什么会这样？“你可以很轻易地把责任推脱到我的出身上，我生长于排水沟旁的廉租房内（council estate，地方政府所属地产），我可以说是那样的环境造就了我。可是，很多有着相似背景的人，却没有问题。杰拉德和我的成长背景几乎一样（他在海顿成长），但我们却像是两个世界的人。

“就算你生在切尔西的富贵之家，你的父母也不能把社交技能和谋生的本领直接传给你。曾经有那么几年，我对我的父母怀恨在心。我觉得他们没有给我生存的工具。我不是说我的父母不好，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父亲（一位屋顶工）是位工作极其努力的人，我如今和他关系也非常好。但当有人对我凶的时候，我父亲告诉我，你要比他更凶，这种做法并没有给我带来帮助。可能在穷人的社区内，这能帮我生存下来，但我的整个人生，不能光靠凶来维持。这是我所讨厌的，我觉得他应该给我另一种人生态度。

“我14岁的时候，父母离异了。我跟了父亲，但他们的分离让我很受伤。同时，我又被埃弗顿抛弃了，我本来全心全意爱着埃弗顿，以为我会终身为她效力，但球队告诉我，我不够好，也不够壮。这些遭拒的经历都发生在我的青春期中，我在那时形成了不信任他人的观念。我问我父亲，我当年是个怎样的男孩，他说：‘我从没见过六七岁的男孩，有像你这么倔的。我告诉你别去做什么，结果你无论如何都要去做。’康德说：‘敢于思考！’我就是这样。

“我曾经责怪每一个人，但随着阅历增加，心智成熟，你必须学会承担责任。28岁之前，我不相信其他人，我的朋友们让我失望，他们嘴上说着‘我们希望你成功’，心里却嫉妒着我的成功。”

他和那些狐朋狗友脱离了关系，他也戒了酒，并且敢于直面自己性格上的缺陷。“我觉得我不能再这么过下去了，我要做回正真的自己。彼得-凯伊，上帝保佑他的灵魂，他让我明白踢球不需要愤怒。没有他，可能我早就踢不下去了。”

2013年9月，在凯伊去世之前，巴顿回到了QPR，整个赛季他的表现更为出色，通过在温布利的附加赛中击败德比郡，QPR重新回到了英超。“上赛季，我和小伙子们说：‘不要害怕告诉别人你有多渴望。’在去温布利比赛之前，我们做了一个视频，所有的工作人员和球员亲属都祝我们好运。我们还找到了公关团队，告诉他们‘你们的任务就是在决赛之前，不要让德比郡那边得到任何可以指摘的新闻内容。’所以，他们就选了最无聊的球员去参加各种采访，比如我们的小绿（门将Rob Green），他是无聊界的名人。”

另一个推动作用来自于史蒂夫-布莱克（Steve Black，著名体能训练师），这位激励师曾经和强尼-威尔金森（Jonny Wilkinson，前英格兰橄榄球国手）合作过。“他对球队中每个人的提高都很有帮助，”巴顿说。“和布莱克一起工作，我几乎不可能不成功。他对我的整个生活都影响深刻。我现在可以控制自己的心神了。每个比赛日，当我一下车，我就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受外界干扰的气泡’中，任何人都不能进到我的世界里来，任何人都不行。我不会再耗费无用功去和裁判或其他球员争执。布莱克给我做了一个比喻：有朋友来敲我家房门，这个家伙满脚泥泞，而我新铺上了一块漂亮的地毯，此时我要对他说‘抱歉了哥们，你不能进来’，然后当着他的面把门关上。我现在能够控制自己，我能做到。”

还有一些事情也有帮助。“每个男人都懂的，做父亲对我的改变真的很大，”巴顿说。“我以前只关注我自己，我的职业生涯。我的妻子（乔治娅）拿到了时尚设计的学位，我从前绝对不会对此有兴趣，现在也好多了。时尚设计？不就是衣服嘛，但我尊重妻子的职业。所以，她做她的事，我做我的事。之后我们有了孩子，孩子的出生让我意识到，我自己并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那个人。

“这个孩子让我在人生中，第一次有了无条件地去爱一个人的感觉。我和妻子的感情是慢慢培养起来的，我们先是相识，然后相互吸引。但我第一眼看到我儿子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我对他的爱，我会一直陪伴着他，只要我爱他，他也会一直陪伴着我。他永远不会让我失望，我也永远不会让他失望。我不想让这个孩子再重蹈我当年的覆辙了。”

巴顿继续说着。“有些利物浦人不喜欢披头士，因为披头士说要改变我们的眼界，拓宽我们的视野。但我对自己的家乡和如今生活的地方都非常自豪。杰拉德就是从海顿出来的，他现在和那还有密切的联系，他成了利物浦的传奇。每个当地的孩子都视他为偶像。我并不嫉妒他。人们说我在2006年世界杯后批评他的书（巴顿当年嘲讽杰拉德‘我们出局了，我踢得稀巴烂，这是我的自传’），但我当时更针对的是鲁尼和阿什利-科尔。我非常尊敬史蒂夫，他是个极好的人，非常职业，给大家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但他不是我。我不会像他那样过一生，虽然他非常成功，不过我有很多他没有的人生经历。

“我意识到，不同于像杰拉德和欧文这样安分守己的乖宝宝，我进过监狱，去过糟糕的地方。而有些孩子，他们很小就惹上了麻烦，可能也进过监狱，他们没法把杰拉德作为榜样。我意识到，我没法做一个完美无瑕的偶像，因为我本身就不是完美无瑕的。但有很多少年觉得自己被社会排斥在外，有一些迷失自我，他们可以把我作为榜样。我就是一个住在利物浦排水沟旁的廉租房内，流着大鼻涕的孩子，但我也可以进入牛津学联（Oxford Union），还能登上全国水准最高的政治访谈节目。”

在Question Time（BBC的一档电视栏目）上，巴顿把要在英国三个主要政党（工党、保守党、自由民主党）和英国独立党之间做选择，比作是在“四个丑妞”之间挑一个。这招来了独立党中欧洲议会成员路易斯-博尔斯（Louise Bours）的指责。“上Question Time，我可是准备充分的。我在罗汉普顿和讲师们讨论了两三天，其中还有一名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大家都告诉我要穿衬衫，打领带。为啥啊？我又不是个政客。我老婆就曾对我说‘你看上去挺聪明的’。皮尔斯-摩根（Piers Mogan，当晚另一位嘉宾，电视人）是个非常聪明的家伙，他穿了衬衫，打了领带，谈吐像是个政客。而我就穿了一件T恤，虽然我这是件很聪明的T恤。我对政治术语可能不太在行，但我的一些观点还是很有道理的。

“在之后的晚宴上，大卫-丁布尔比（David Dimbleby，BBC评论员）一直在喋喋不休，我被他惊着了：这家伙在公众面前和在私底下完全是两个人啊。我之前和皮尔斯也不相识，虽然人们认为我们早就应该臭味相投了，但我们其实没见过面。我不认为他是个烂人，即使他竭力高攀名流，但我觉得他人还不错。我回家之后，又看了一遍节目，看看我在哪些地方可以做的更好，我作了笔记，并对自己说‘表现还不错’。第二天所有的头条都说我做个了绝妙的比喻，而且一点性别歧视的感觉都没有，我自己都想不出再好的比喻了。

“如果我要去节目上抢戏，当然那晚我确实抢戏了，如果我能表现再突出一些，对独立党的本质剖析的再深刻一些，那么效果可能会更好。那期的Question Time收视率创了记录，他们已经邀请我再上一次节目。年轻人跟我说‘我喜欢看Question Time’；年长的人则对我说‘你真让人刮目相看啊’。我帮这个节目找到新的收视群体。

“如果让我试着把心绪放平和，我觉得很难。老方法可能是出去走走，方便一下，分散分散精力，但这对我都不管用。所以我必须找到新的方法，安顿我那跃动不居的思绪，不论是博客，还是推特，反正要找人辩个痛快才行。

“当人们发现你的伪装和真实不相符的时候，总是会非常吃惊。我刚玩推特的时候，一些人说‘这绝不可能是你，你不会写东西，也没读过书’。其实一直都有一些商人朋友来找我谈话，他们很欣赏我的‘策略’。这才是我的本尊，所以保持坦率和诚实真的很重要。”

他在罗汉普顿大学修了哲学课。“罗汉普顿的其他学生经常会被我烦到，因为在一个小时的课上，我能问两个小时的问题。我有个非常好问的大脑，这是我的福分。在哲学课堂上，我可不会想怎么去让QPR踢得更好，我只考虑那些终极的问题，考虑此生的意义。当我去参加匿名戒酒会（原文是AA，不确定是不是指这个）的时候，那基本上都是靠精神的力量。我不是个无神论者，我是不可知论者。我和格伦（指霍德尔，QPR现任主教练，相信转生）谈过，但我觉得他当时似乎没准备好和我深入探讨。我们还在相互熟悉对方。

“无论何时，我总会在身边带几本书。我正在读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而我现在的哲学课上讨论的是关于二元论、唯物论的内容，用的文本是伊壁鸠鲁的《致美诺西斯的信》。在理疗室里面，我和队友们也会有很多讨论。比如我走进去说‘今天的问题是：对死者而言，死是坏事吗？’伙计们就开始讨论起来。还是个年轻球员的时候，我做了很多蠢事，犯了很多错误。但足球运动员可不蠢。你看韦恩-鲁尼在场上多么机智，但我估计他做脑力工作可能就没那么灵了。”

巴顿对鲁尼、英格兰队以及其中的个人也有一些启发性的观点。“我本人只做过11分钟的英格兰国脚（2007年对阵西班牙），但我作为一名热忱的英格兰人，一直都在关注他们。英格兰队在大赛中，一直以来就是完全依靠单个球员的个人能力，根本谈不上是个团队。我们这么长时间以来，过于依赖个人，但却越踢越渣。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现在可能正是我们重新复苏的好机会，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可以依赖的个人了。

“我们没有世界级球员，谈到鲁尼，我对克里夫-伍德沃德爵士如是说（在广播第五频道的直播中），这激怒了鲁尼。我后来和鲁尼通了一个小时的电话，告诉他‘嘿，我做梦都想有你那样的天赋，但我说句实在话，我不会在你面前卑躬屈膝，也不会向你道歉。因为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事实，我说这话不是有意要冒犯你。你是我喜欢的英格兰球员之一’。

“过去的几年，鲁尼不在巅峰状态，但他是个斗士，是个冠军，你看在和瑞士的比赛中，他的跑位多积极。他还是在乎的。斯特林的强势崛起会帮助鲁尼，因为球队会把焦点放在斯特林身上，这多少能解放鲁尼。我读了很多关于范加尔的文章，他是米歇尔斯的学生，他最注重的就是球队准则，我相信他会激活最好的鲁尼。对韦恩来说，这可能是他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世界杯上同意大利的比赛中，鲁尼背负了相当大的压力，压力正是来自于像我这样说他不是世界级的人。鲁尼给斯图里奇传了一个好球，斯图里奇也射的漂亮，但进球后，他不是跑向鲁尼对他吼道‘伙计，传的太棒了！’，而是独自跑开，去跳了一段呆鹅舞。如果你的球队里，有人像鲁尼肩上的压力那么大，又传出了那种保姆球给你，你就应该直接跑向他去庆祝。All Black队会这么做，他们是个整体。在纽卡斯尔升级的那个赛季（2009-2010），我们彼此都愿为队友牺牲。QPR这个升级的赛季，每个人也都会说‘是的，我会为你做任何事’。

“如果斯图里奇没受伤的话，英格兰可能不会赢下瑞士，因为他是非常有天赋的个人主义的球员。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经常和他在一起（在曼城）。他的第一个念头总是‘我能进球吗’，其次是‘我能不能晃开射门角度’，最后才是‘传球’。在对挪威的比赛中，我看到鲁尼多次大喊‘你特么传球啊’。维尔贝克个人能力没有斯图里奇那么强，但他对英格兰队而言更好用，他是个更无私的球员，他在场上能创造出一些机会，斯图里奇可做不到。

“德国能赢得世界杯是因为他们的准备最充分，他们是一个团队，他们没有任何凌驾于整体之上的个别球员。可能厄齐尔的能力算是突出的一个，但他也被限制在了球队的整体框架内。你看托马斯-穆勒，打进两球后还能铲翻对手（指上周日德国对阵苏格兰，穆勒阻止对方的反击）。我们的足球文化可出不了这种球员。‘勇敢的失败者’什么的，我最讨厌了。”

巴顿是个非常有主见的人，他已经拿到了欧足联的A级教练证书，并开始展望自己的教练生涯。“我会是个很有影响力的教练，”他说。他想继续自己的足球旅程。“我很幸运能得到这么多的机会，机会多的我自己都吃惊。如果有个球员犯了像我那么多的错误，我会原谅他吗？咳咳，那可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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