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其实可以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要理解这个问题，得理解现代女权主义的思想。当然，女权主义源流很深，经过两百年的发展至今也出现了不少分支，不过我本人并不研究女权主义，只能简单借用他们的思想谈谈理解，如果理解有错还请指出。

现代女权主义的一个诉求就是模糊性和性别的界限，类似抗议活动的观念基础就是这一诉求。经过女权主义者多年的斗争，现在西方社会已经普遍接受了性（sex）与性别（gender）的区别。具体地讲，西方社会主流的观点是，性是天生的、生物性的、僵硬的，而性别是后天的、文化性的、流动的。

讲得理论一点，女性（femininity）是女人的标志，“女性（the feminine）”这一名称是一种指称（signification），而指示的主体是掌握话语权的男性。因此在（男权）社会的语言里面，女人是“他者”，永远处在与“自我”不同的地位。说白了，这是一种权力关系。“女性”的身份是这个权力体系的工具。因此女性得不到解放，有其文化因素。

女权主义理论家意识到了这一点，她们认为，需要对性与性别加以区分，指出性别的本质是后天的，施加在女人身上的。男人和女人都首先是人，再通过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变成了“男性”和“女性”。（当然，更准确的说，如果“女性”是一种后天施加的观念的话，在这个意义上，其实只有一种性别——女性。因此，人只能变成女性，而男性生来就是男性。）波伏娃说，没有生来的女人，只有变成的女人，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一些女权主义理论家直接指出性别是虚假的。性别就意味着物化。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在此之上就指出，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都是以男性为指称主体的结构（male-signifying economy），女性就是男性指称的工具。举个例子，在男权社会里面，男人夸耀自己的女伴容貌漂亮，以此互相攀比。这可能就是女性被物化的例子，女性和金钱一样，是标志男人成就、地位的物品。

伊利格瑞以此为基础，指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面，女性根本没有主观真实性，女人永远是客体。所以，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本质上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性别差异只是一个迷惑性的词语而已。那么，性别差异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存在的？只有在男人和女人都有了相同的主观真实性的时候，才是存在的。怎么样才能具有相同的主观真实性呢？伊利格瑞说得并不是很清楚，不同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但可以理解的结论是，女性至少需要转化自己的身份。女权主义的文化平权运动就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裸胸运动就是在揭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性别界限其实应该是不存在的（准确地讲，“至少我们女权主义者是想要让它不存在的”），女人和男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应当具有同等的社会地位、文化地位。男人可以做的事，我们应当也能做。在这个层面上讲，争取裸胸的权利是在抗拒物化。这个运动本身的价值诉求对不对暂且不论，但其逻辑我认为就是这样。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来理解这个运动。刚刚我讲的是性别层面上的理解。这个问题的核心关切还可以从性的方面来阐释。现当代的女权主义理论家（特别是巴特勒 [Judith Butler] ）认为，不仅性别的概念是有问题的，性的概念，同等的，也有问题。巴特勒的问题是，为什么性一定是二元的？一般的回应可能会说，这是生物特征决定的。但她认为生物特征的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在传统的二元性认知中，性（sex）、性别（gender）、性偏好（sexual preferences）被整合到了一起，男人、男性、对女性产生性欲——我们认为这是认为一个正常男人的特征。

这样的认知会带来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一些身份会变得“难以理解”、“不完整”。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同性恋就是这种“不可理解”的身份。但巴特勒的问题是，凭什么这样呢？她的答案是，这是社会的权力结构的产物。说白了，“可理解的性”是通过权力建构起来的。当然，同性恋现在的处境已经大有好转，但现代社会仍然“难以理解”双性人。巴特勒认为，我们难以在二元性认知的框架下去描述双性人的原因，正是因为这个框架本身就是被推理性地建构起来的（discursively constructed）。而巴特勒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我们描述同性恋时，我们总会用到“似男一方”（butch），“似女一方”（femme）？她认为这也是我们的性认知框架是建构产物的证据。在这个意义上，她提出，性没有本体的真实。因此，异性恋和同性恋的关系不是“摹本和原本的关系，而是摹本和摹本的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性”本身也是一种认知模式。而根据这个逻辑，要做到男女真正的平等，光去解决“性别”的认知模式是不够的。根据福柯的理论（福柯极大地影响了当代女权主义），权力离散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之中，因此认知问题是一个权力分配的问题。女性要解放，就必须要“夺权”。什么权？话语权、认知权。

一些女权主义者嘴上叫着“男女平等”，但“男女平等”这一口号就在传达“我是女人，和你们男人不同”这样的观念。在巴特勒看来，这无形地在认知上强化男权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女人要得到真正的解放，必须跳出男权中心主义的话语窠臼。必须重新认知女人。只有当男人和女人的认知区别不存在，大家的身份都是“人”的时候，我们才能谈平等。

因此，在欧洲的一些学校和幼儿园（总体上来讲，欧洲的女权主义思潮更加偏向于无差异化性别的理念），老师并不会分开准备“男孩”玩具和“女孩”玩具，而是给他们玩一样的玩具，让他们尽可能少地认知自己的身份差异。这种行为就是建立在这一观念之上的。美国学校解决种族问题的理念也是一样：美国中小学校教育学生的时候，都尽力地淡化种族差异的概念，想让他们越少认知自己的种族身份越好（虽然很难），因为在理想的状态下，只有当大家都把自己定义为“人”，而不是“黑人”、“白人”，或者“亚裔”、“非裔”的时候，真正的种族平等才能实现。

所以，巴特勒给自己的名著《性别麻烦》取的副标题是：“女权主义与身份的颠覆（subversion of identity）”：她要做的，就是颠覆男权社会的二元性别认知论。裸胸运动，做的也是这件事：只有当人们对我们现在理解的“性别差异”不再在乎的时候，男人和女人的才可能在主观真实上变成平等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女权主义的名字不应该是“女权主义”，而应该是“平权主义”。

我觉得裸胸运动背后的观念基础就是这样。总结起来说，就是女性要夺权。这个运动的后果是什么样，我觉得现在作出评价还太早，我也无法作出预测。当然，布鲁姆（Allan Bloom）对此表达了他的担忧，他认为这会使得性变得乏然无趣，变得随意。他觉得这是一种价值虚无主义。但无论如何，裸胸运动背后的观念基础是很深厚的，而不是简单的玩笑，这场运动和少数族裔平权运动一样，是有潜力彻底改变我们社会的面貌的，我们应该严肃以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