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发生在浙江温岭的杀医事件，给当下脆弱的医患关系再添一道刺目的新伤。医患关系恶化至此，原因莫衷一是。现实令人困顿，回望古代医患关系，却并不像这样紧张。究其原因，或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宽厚待人、中庸处事，民间也有“生死有命”的说法，因此民众对待医治失误也相对宽容。

　　文 | 毛剑杰 叶毓蔚

　　何子才只是明朝初年一位普通的乡间医生，文坛大家高启的459字《赠医师何子才序》短文，是其留在世上的唯一记录：穷苦人赵子祯全家患病，“呻吟咿嘤”、“僵卧满室”，眼看“老稚数口无免者”，连平常往来的朋友也不来探问了。这时，素昧平生的何子才，却“日来视之，疗治周勤”，连续一月毫无倦色，赵子贞一门老小终于得救。

　　在文末，高启强调“子祯家素贫”，平日既无恩于何子才，何子才日后也无求于他，因此“固不可使无闻也”，于是写下了这篇常作为后人审视古代中国医生形象、考察医患关系典型案例的短文。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古代中国医患关系，如何子才和赵子祯，大约是民间常态。这首先与医生的教育和成长背景有关。古人有所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传统，为良相者，显达后兼济天下；为良医者，处江湖之远而救死扶伤于乡间，两者同为传统士人的理想人生状态。

　　由是，古代医生大多首先是从小读四书五经的儒者。而名动一时的博学鸿儒，往往也同时深通医理，如苏轼便拥有很高明的医术。

　　另一方面，医生职业也因此超越了技术和服务层面，而被纳入了伦理道德体系，无论是医者自身还是社会，对其职业道德都有很高的期许，所谓“医为仁术”、“悬壶济世”。唐代名医孙思邈则提出：“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

孙思邈画像

　　此外，古代交通不便，兼之农耕社会安土重迁，人们活动范围有限，是一个“熟人社会”。民众出门就诊通常只能就近选择民间诊所，而患者的诊疗，则一般由一名医生全程负责，有点类似于西方的“全科医生”、“家庭医生”，这样的民间医疗体系格局下，医者口碑几乎完全依赖人际传播，若是某大夫医德差、技术差，自然会“不明才主弃，多故病人疏”。

　　民间传说称，宋代黄庭坚因庸医所误，略改动孟浩然诗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写成嘲讽诗一首：

　　半路充国手，

　　开方乱画符，

　　出门须有轿，

　　吃饭要有鱼，

　　不明财主弃，

　　多故病人疏，

　　怜君九泉下，

　　冤鬼扯髭须。

　　皇帝是最大的医闹

　　庸医不怪，自古有之。既有庸医，自然也会有“医闹”，《笑林广记》里就记载了几则民间医闹故事：

　　某医生医死人，被病人家属毒打。医生下跪求饶，并表示愿意雇人抬棺材，主人答应了。医生家也穷，无力雇人，只好拉着两个儿子和妻子一起来抬。行至中途，妻子责怪丈夫：“为你行医害老妻！”小儿子说：“头重脚轻抬不起！”大儿子则说：“爹爹，以后医人拣瘦的！”

　　另一位医生更倒霉，医死人家儿子，父亲要告官，医生只好以自己儿子作了赔偿；第二次，这个医生又医死了一个仆人，只好又把自家仅有的仆人赔了去；不料当晚，又有人敲门说：“我家夫人产后有病，劳烦医生去给看看。”医生行前愤愤地对老婆说：“那家想必又看中你了！”

　　不过，客观上说，古代民间医疗纠纷闹得太凶的还是不多，以致于正史中几无记载，只能在《笑林广记》、《广笑府》中看到一些段子，权作古代社会确实曾经存在“医闹”的侧影。

　　古代最大的“医闹”，也即医生们人身安全最大的威胁，或许还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们。《三国志·魏志》记载，魏青龙三年（235年），安徽寿春一带有位村妇自称“天神所下”，名头惊动了皇帝曹睿，称为“登女”。她可能是懂医术的，并且还颇高明：“饮人以水，及以洗疮，或多愈者”。于是曹睿把她召入宫，还“下诏称扬，甚见优宠”。然而好景不长，好奢好淫的曹睿生病了，求了神水治病无效，便把“登女”杀了。

　　更恶劣的是晚唐皇帝懿宗李凗。870年中秋之夜，他视若珍宝的女儿同昌公主，在十七岁的如花年纪患怪病去世，驸马韦保衡为了不让皇帝迁怒于自己，便诬陷御医没有好生为公主诊疗，用药不当，以致延误病情，害了公主的性命。正呼天抢地的李凗一听，立即“杀翰林医官韩宗劭等二十余人，悉收捕其亲族三百余人系京兆狱”。

　　韦保衡更鼓动皇帝，将30多个与自己素来不和的大小官员或贬谪或处死，硬说他们因为妒嫉而与御医勾通，用药害死同昌公主。被这飞来横祸打中的，甚至还包括了宰相等一干高官：宰相刘瞻被贬，京兆尹（首都行政长官）温璋引药自杀，还有十多个官员受到株连。

唐懿宗李凗（剧照）

　　“生死有命”观念下的宽容

　　但这些毕竟都是极端的个例。实际上，古代王朝政府很早就有严格的医生考核体系，以及渐趋成熟的医患纠纷调处机制。

　　《周礼》中已有明确的医生考核制度：“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也就是说，每年年终对医生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与俸禄挂钩，没有失误的自然最佳，其后按照失误率评定等级。

　　据此，发生医疗事故，除了待遇受影响外，医师并不承担直接责任，直到千年后的唐代，才有对责任医生惩处的规定：医疗事故致死人命者，处以流放；伤人的，以故意伤害论；虽然不伤人，但只要有过失，也要进行杖责。

　　《大清律例》则有惩处“庸医杀伤人”的条文规定，“凡庸医为人用药、针刺，误不如本方，因而致死者，责令别医辨验。”意思是说，如果不按照国家药典规定的验方开药，致人死亡，需请与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医生来检验，辨别其处方是否合理、有无失误。

　　清律对于责任医生的处罚，则是“如无故之情者，过失杀人论，依律收赎给付其家，不许行医”。也就是吊销医疗执照和经济赔偿。

　　乾隆五十六年，四川李秀玉大夫误用川乌药末，致吴贵祥等患者同服而受毒身死。李秀玉被判倍追赎银，“杖一百，加枷号三个月”，打一百大板，然后戴上枷，强制在监狱外或官府衙门前示众，以示羞辱。

　　更严重的处罚，如轻病重治、甚至故意下药谋害，前者以“窃盗”论，后者则是“斩监侯”，要杀头。清《刑案汇览》中，收集了10例利用此条律法惩处庸医的案例。嘉庆十七年，安徽薛传年赴京呈控医生叶重光，指其以针刺儿子薛家煜医病时致其死亡，结果判处叶重光过失杀人。

　　然而，这些案例都没有展示医疗诉讼的细节，更没有展示出人们在遭遇医疗纠纷之后采取的方式。因此，有研究者认为，这条律制发挥的作用并不大。

　　究其原因，或在于传统社会独特的医患关系。中国文化历来强调宽厚待人、中庸处事，民间也有所谓“生死有命”的说法，因此民众对待医治失误也相对宽容。这另一方面也使得古代医患关系远没有今天紧张：清《刑案汇览》中，总共也只有10例医患纠纷。

　　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大清律例》关于医患纠纷“待之不重，责之亦不甚严”的一个消极影响，则是“若辈坦然为之，无所顾忌，惟在延请者自慎之耳。”很大程度上，病人需自己承担延请医生后的医治结果，如果不慎请错庸医，那可能就是自己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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