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都机场爆炸案的一些零散信息被捅到网上的时候，大V和网民们马上就谴责冀中星的“恐怖袭击”，或者通过没有伤害无辜，说他只是选择了一个特殊场合去自杀。

　　我想说，这些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姿态，真是没意思。姿态党们或者把事情严重化，或者根本看不到严重的问题。

　　事情刚在网上流传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几个细节：A、在爆炸前，冀中星拿出一堆材料向路人散发；B、他警示自己有爆炸装置，叫别人躲远点；C、他在旅客很少的地方引爆炸药。

　　我当时判断，这绝对排除了他是去搞恐怖袭击（这一点甚至都不需要分析。当然，你要说从在机场搞爆炸这一事实，或者说客观后果上看就是恐怖袭击，我也没办法，但心理动机并不是这样）。

　　那么他是不是去自杀？表面上看起来是，但从心理动机上来说，也根本就不是。一个要去自杀的人，不会拿出材料去吸引别人关注，他这样干说明还有比死更让他执着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心理上是优先的。至于没有得到关注而自杀（自残），不是心理动机，而是一系列包括和别人的互动在内的行为的后果。

　　说到这里，我实在不想残忍地说：如果当初有人对他表示了关注和帮助，也许他就不会引爆了。他的行为，从2005年在东莞残废（他说是被治安队员打的）时就孕育了，但是，最终的引爆行为的发生，还有着其它因素，包括那天在首都机场的路人“冷漠”的因素。

　　这两天继续零散披露的信息，确证了我当初的判断。

　　他去首都机场搞爆炸，不是要去搞一个惊天大案，不是去自杀，而只是一次另类和有创意的特殊“上访”，失败后以自杀性的方式进行“报复”，孤注一掷地企图激起关注。他骨子里并不想死和让人死。

　　这一点，无论是公权力机构，还是姿态党们，恐怕都要注意。无论是哪种方式的过度解读，都会偏离事实和冀中星的心理真实。

　　很多人从冀中星叫路人躲远点这一事实中，都赞成这个判断：他是个善良的人（有公知甚至说他是“义人”，绝望想死了都不会像陈水总们那样拉人垫背）。确实，冀中星和郑民生、陈水总们，甚至和杨佳们在心理上都不是同一个物种。但是，仍然要注意到这个残酷的真相：他不想伤及无辜，是因为他的心理动机，只是去进行特殊的“上访”！

　　套用时评写手们已经用滥的说法，这类“上访”，才是这个事件中最值得“反思”的地方。也许还要加上一个可能让人恶心的词：“警惕”。

　　从这两天官方的反应看，冀中星去首都机场搞特殊“上访”，付出了惨重代价，但目的已基本达到。

　　从媒体非常零碎地对他这些年的生活状况的披露上看，冀中星明显并没有绝望。他的救命稻草之，一是“上访”，二是还期待能够身体好转。

　　第一点，也是为什么中国的上访者，上访几十年问题没有解决，但并没有绝望的原因——上访本身，已经成为在心理上活下去的重要支撑。他们阻止自己绝对不能绝望，一绝望就彻底垮了。

　　而这样，也阻止了他们去变成一个人渣，去杀人放火。郑民生、陈水总这类人渣，无论是在处境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两个人渣遵循的是心理阴暗的失败者的心理逻辑。

　　但在天朝，对于上访者来说却是极为残酷的。其实拥有中国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你费尽千辛万苦上访，倾家荡产，即使被最高权力接访，也是打回原籍地或事件发生地去解决，而原籍地或事件发生地的官僚机构，正是当初不理睬访民，甚至伤害他们的那些权力机构。权力的庇护体系，以及官僚机构的行政懒惰，完全可以置访民的诉求和权益于不顾，而访民对此根本无能为力。

　　就是说，在权力可以控制与上访有关的事件的影响的地方，准确地说是在整个中国范围内，权力不尿你，你哪怕玩自杀，哪怕和权力打手们同归于尽来表达诉求，都没用，因为受益和受害者都是中国人。这个体制，要重视访民、权益受损的人的诉求，已经需要别人从外部抽一鞭子了。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事件，对于外国人也具有很强的心理冲击力，具有了“国际影响”，在巨大压力下，那权力的积极性就会不一样。在中国，还有权力搞不定的事情吗？

　　在机场搞爆炸，就属于这一类。

　　不清楚冀中星何时想出了这个点子。但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为这个几乎是孤注一掷的点子作好了心理准备。他准备好了爆炸装置。其心理逻辑应该是这样：如果得到关注，并具有可以推动问题解决的预期，就停手；如果没有得到关注和这个预期，就以自杀性的方式去激起社会的关注和权力的运作。而最终的爆炸，除了这一点，还有他对没有得到关注的心理上的“报复”——他已经没有退路。

　　毫无疑问，以这种方式来“维权”，其示范效应是相当可怕的。谁也不能保证，再有一个模仿者，会不会导致行为的升级或者变异为恐怖袭击。

　　一切都还原到了这个逻辑起点：如果民众权益受损或诉求受阻的后果，埋单的只是中国人，政府是不是就不打算认真去解决？是不是就改变不了权力的庇护性和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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