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

这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

每一片叶子标记着一种欢喜，

现在都枯黄地堆积在内心。

有一种欢喜是青春的爱情，

那是遥远天边的灿烂的流星，

有的不知去向，永远消逝了，

有的落在脚前，冰冷而僵硬。

另一种欢喜是喧腾的友谊，

茂盛的花不知道还有秋季，

社会的格局代替了血的沸腾，

生活的冷风把热情铸为实际。

只有痛苦还在，

它是日常生活，

每天在惩罚自己过去的傲慢，

那绚烂的天空都受到谴责，

还有什么彩色留在这片荒原？

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

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

我咒诅它每一片叶的滋长。

1976年3月，穆旦写下这首《智慧之歌》，一句“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令人潸然泪下。第二年，59岁的穆旦告别人间，去世时，连他的子女也只知他叫查良铮，不知他还有一个注定会被镌刻在文学史中的名字——穆旦。

穆旦有鲁迅般的孤独与深刻，可惜一生总在创作圈外徘徊，与其才华相比，他留下的作品实在太少太少。

与金庸同脉不同支

穆旦1918年生于天津，本名查良铮，乃江南查家之后，论辈分，是武侠大家金庸的堂哥。

江南查家在明清两代获秀才头衔者800余人，考取进士、举人者133人，著名诗人查慎行兄弟三人同入翰林院，时人颂为“一门十进士，兄弟五翰林”，康熙曾御书“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赐查家。

明中期时，江南查家第三代中有一支至京津经商，世居天津水西村，即“北查”，穆旦出自此脉，与属“南查”的金庸并无往来。

穆旦的祖父查美荫曾任知州，因存款的银行倒闭，急气攻心，55岁便去世了。穆旦的父亲查燮和行六，“记忆力差，一直没有很好的工作”，“一生任小职员，工作断断续续，薪俸微薄，生活拮据，常靠变卖旧物维持”，晚年吃斋念佛，自称“自在逍遥一懒人”。

穆旦6岁上学，7岁即在邓颖超、刘清扬等主编的《妇女日报?儿童花园》上发表《不是这样的讲》的百余字文章，通过小女孩与母亲对话，“隐含着对能坐汽车的有钱人家的讥讽”。

穆旦这么写，或与其家道中落、饱受亲戚白眼有关。

11岁时，穆旦考入南开中学，在校刊上发文时，始以“穆旦”（有时也写成慕旦）为笔名，即将“查”拆成“木”和“旦”两部分，并易“木”为穆。

1935年，17岁的穆旦同时被三所大学录取，他选择了清华大学地质系，半年后改读外文系。

情场上的常败将军

抗战爆发后，穆旦随学校漂泊至云南，路上买了本英文字典，背完一页便撕掉一页，到昆明时，竟将其完全背了下来。因为太用功，常误赶路，同行的洪朝生（后成为著名物理学家）说：“腿快的常常下午两三点钟就到了宿营地……查良铮则常要到人家晚飨时才独自一人来到。”

在北京，穆旦恋上万卫芳，万也是天津人，富商之女，就读于燕京大学，二人相识时，万已有婚约，他们相恋两年，“彼此写了一百多封信”。

南逃到昆明后，万接到家中电报，称母亲病危。穆旦认为这是万家的骗局，但万卫芳坚决要回去，不久和未婚夫结婚，那男子也是燕大学生，姓余。

据杨宪益先生的妹妹杨苡对学者易彬说：“这件事引起了穆旦相当大的愤怒。有人说，从来也没有看过穆旦那么愤怒过，整个楼道都听得到他愤怒的声音。很多人认为是那女子把穆旦甩了，诗人受了很多苦。”

杨苡虽非当事人，但她后来嫁给赵瑞蕻，而赵与穆旦是上下铺。

万卫芳同意这门婚事，据说条件是出国留学，后穆旦在美留学，万写信要见他，却被穆旦拒绝。万卫芳的先生因精神分裂而逝，万后来也精神分裂，把两个子女都杀死了。

穆旦早年有多段感情经历，杨苡曾和别人一起数过，但“也没数清”，因为每次都很短，杨认为“他（指穆旦）是得不到”。

从“野人山”死里逃生

在西南联大，穆旦所代表的“九叶诗派”轰动文坛，因他们大胆引入艾略特等西方大家的写作手法，拓展了白话诗的格局。诗人郑敏曾说：“40年代学习西方现代化诗歌的，穆旦做得最好。他才情横溢，是艾略特的艺术和拜伦性格的结合体。”

1940年6月，穆旦大学毕业，被聘为助教，月薪90元，但只教了一年多，穆旦就加入了杜聿明的远征军，奔赴缅甸。

选择参军，因穆旦有爱国情怀，曾说：“不打日本鬼子无法消除心头之恨。”

不过，还有另外两层原因：一是穆旦不喜欢当老师，“想作诗人，学校生活太沉寂，没有刺激，不如去军队体验生活”；二是入伍即为少校，收入会增加一些。

入缅作战半年后，穆旦所在部队惨败，逃入“野人山”的原始森林，最长一次，部队挨饿14天，穆旦的马和传令兵都死了，经过4个多月跋涉，他们终于到了印度。在印度，穆旦差点因吃得过饱而胀死。

第二年1月，穆旦自印度飞回，一度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因教学理念不同，与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大吵一架，拂袖而去。

在熟人面前，穆旦很少提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直到1945年，他才写出诗作《森林之魅》，以纪念死难战友。

想进文艺圈却没机会

1944年，穆旦在中国航空公司当职员，爱上同事曾淑昭，还给她写了两首诗，但后来穆旦又想回军队，遂与曾分手，曾后来嫁给胡适的长子胡祖望。

有传言称，在西南联大期间，穆旦曾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的。”此事与刘文典骂沈从文，应皆属空穴来风。1946年，穆旦回到北京，与沈从文、林徽因交往颇多，一度还替沈编过《益世报?文学周刊》。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后来的妻子周与良。

1945年到1949年，穆旦频繁换工作，他的堂兄查良钊在上海高法当官，可穆旦偏不肯投奔他。北大想拉穆旦回去教书，可1946年4月，穆旦却出人意料去了沈阳，和友人共同创办《新报》。

当时沈阳并非文化重镇，但穆旦显然想告别“小职员”，迈入文艺圈。在《新报》，他与不少名家建立联系。

《新报》一度局面不错，发行量从三千份攀升到万余份，跻身东北四大报之一，可到1947年8月，该报被当局封杀。

穆旦回到上海，不幸患上肺结核，一度失业，后在联合国粮食农业署（FAO）当小职员，此时周与良已赴美留学，为了多赚钱，穆旦还受FAO之派去泰国曼谷工作了一段时间。

在上海时，穆旦与巴金往来密切，但工作太忙，难有时间创作。杨苡说，“大家当时在南京的生活真是苦得不行。比如江瑞熙和她爱人，一个在美新处，一个在美联社，发现怀孕了，赶紧在周末打掉，周一又照常上班，还不敢说，说了饭碗就会没了。”

1949年8月，穆旦自费赴美留学。

坚决回来报效祖国

穆旦是通过周珏良认识其妹周与良的，周珏良与穆旦是中学同学。周的父亲是周叔弢，著名的红色实业家，1949年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等职。

周家富裕，而穆旦寒酸，周与良的大哥、历史学家周一良曾说：“我们家大多数人对他（穆旦）过去的情况都不够了解，因此他每次到我们家来，当大家欢聚在父母身边，兴高采烈，高谈阔论时，他常常是向隅而坐，落落寡欢。许多年中，我去天津，记得只上他家去过一次。”

周与良对穆旦的第一印象非常好，“一位瘦瘦的青年，讲话也风趣，很文静，谈起文学、诗歌很有见解，人也漂亮”。1949年，二人在美国汇合，并于同年结婚。

周与良与穆旦性格不同，周曾说：“几十年我们共同生活，各自干自己喜爱的事，各自有自己的朋友。”

在美国，杨振宁、李政道、穆旦等成立了“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对于是否回国，杨、李主张“观望”，穆旦却坚决主张马上回，为此天天背俄文字典。

穆旦获硕士学位后，周与良还在修博士学位，穆旦不肯找长期工作，便到邮局当夜班扛邮包的临时工，每天要工作到凌晨三四点，自称“这是人、肌肉与机械传送带之间的较量”。

刚到美国时，穆旦是自费，但1949年10月，美国通过“富布赖特法案”，在美中国留学生全部享受奖学金，可依然没留住穆旦的心。

渴望安定却未酬

1953年初，穆旦回国，在南开大学外文系当副教授。

1954年11月，因对系主任李霁野（鲁迅的学生，曾翻译《简?爱》）的“不民主”“排挤他人”不满，穆旦等人写了联名信交给上级领导，最终处理意见为：“查先生在此次事件中表现是粗暴的，受人怂恿的，缺点也是不少的，惟因回国不久……故不与论处。”

自1953年起，穆旦不断推出译作，署名为查良铮，据周与良回忆：“他几乎把每个晚间和节假日都用于翻译工作，从没有夜晚两点以前睡觉。”

1955年2月，因曾参加远征军、曾在FAO工作等“历史问题”，穆旦成了“审查对象”。1956年，徐迟、臧克家等人不断约稿，穆旦发表了一些诗，结果被批评为“几乎是一个没有改造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改造的诬蔑”“从这种阴暗的情绪出发，他的诗必然会歪曲甚至会诬蔑现实生活攻击新的社会”。

穆旦不得已，只好埋头翻译，又回到了查良铮的角色中。

1958年12月，穆旦被判管制三年，以后又遭遇诸多不公平，翻译工作亦中断，但他始终乐观，常在烟盒背面偷着写诗。

1976年，穆旦跌伤，左腿残废，痛极时只能将砖烤热，敷于患处。1977年，为根治腿疾，穆旦同意接受手术，但似乎预感到什么，将着力最多的《唐璜》译稿交给小女儿，说“也许要等到你老了才可能出版”。

1977年2月26日凌晨，穆旦因心脏病发作去世。1979年，穆旦被平反，1981年，葬于万安公墓，在他的骨灰旁，放着终于能出版的《唐璜》。

杨苡曾说：“他（穆旦）本人是极希望安定的，但实际上很难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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