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之前：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只有在一个作家逝世的时候，才能引起众多人的关注与品评。譬如史铁生、马尔克斯等等。我期望更多的人能关注文学批评，因为对于一个好的作家，讨论比追忆要有意义的多。

白鹿原已经说得疲乏了，几乎所有人都在说《白鹿原》。不如我就来讲讲陈忠实的创作过程。

陈忠实的早期作品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甚至大写“阶级斗争”，如《高家兄弟》（1974）、《无畏》（1976）等等。其中《无畏》还给陈忠实惹上了麻烦。《中国周刊》曾经这样写道：

作家的思想倾向在文中表达得过于明显：认为全面整顿是“反革命逆流”，在农村必须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用大批判来促进生产。

　　这部被认为是“迎合当时潮流的反‘走资派’小说”， 给陈忠实带来了新一轮的厄运。陈忠德告诉《中国周刊》记者，那段日子大家都在风传，陈忠实正在接受上面的调查，其职位也很快由公社党委副书记变成了文化馆馆长，他担心弟弟想不开，就跑过去问他彼时的情况，陈忠实对他说，“没事，都过去了”，陈忠德这才放下心来。

事实上，陈忠实在谈及自己的创作的时候，最多谈到了两个词，就是“剥离”。如何理解“剥离”呢？李遇春认为是一种“吐故纳新”，当然是十分精到的。但是，我想补充的是每一次陈忠实创作的剥离不仅仅是对于过去的“吐”，而是他对于过去的否定与对未来的思考——当然，这种“剥离的否定”伴随着痛苦，这是一种对于自己的过去“信仰”的放弃。

1979 年，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信任》获奖。陈忠实曾经不止一次地表达出对于柳青的敬佩。柳青曾经提出，作家要进三个学校：“生活学校、政治学校和艺术学校”。而在获奖的时候，陈忠实表示：“我信服柳青三个学校的主张，而且越来越觉得柳青把生活作为作家的第一所学校是有深刻道理的。”这表示，陈忠实虽然长期受到政治环境的浸染，然而其创作主体已经由政治转向了对于生活的关注。

1981 年，陈忠实开始写作《初夏》，这是陈忠实所写的第一篇中篇小说。《初夏》讲述了冯家父子在面对“分田到户”时候的矛盾冲突。陈忠实在回忆的时候，表示“从事写作以来二十年间所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痛苦”，并认为笔下的人物进行了“集体叛离”。我想，这更像是陈忠实在剥离自己旧政治信仰（集体主义）的一种痛苦。南帆在总结现代性的话语体系的时候，用三个词总结了现代性的巨大跨度，分别是：“革命、启蒙、市场经济”。这三个词恰如其分的形容了政治、文化、经济三个方面的大踏步向前。而陈忠实虽然不愿意接受过去“人物模式”的落后，但是潜意识里已经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高大全”已经是过去时代的英雄了。

1984 年，陈忠实创作中篇小说《梆子老太》。这篇文章正式代表陈忠实摆脱了政治的影响从而开始关注人、乃至其背后的国民性本身。梆子老太没有文化，甚至嫉妒别人乃至“盼人穷”。在文革时期由于梆子老太的贫穷身份从而使得她成为了村中最有地位的人，并进行打击报复。然而，等到政治的风潮结束之后，梆子老太成为了一个普通的老太太，她不解、疑惑、愤怒，却又悲伤。陈忠实笔下的梆子老太是无辜的，而这场闹剧的动因直指了政治下的国民性之丑恶。

1985 年后，陈忠实的创作再次进行了转向，由政治与国民性的洞见转向了对于文化心理的思考——这也促成了《白鹿原》的诞生。这段时间，陈忠实比较重要的作品有两篇，一为《四妹子》，另外一篇为《蓝袍先生》。两者都刻画了主人公对于传统教条的抗争过程。《四妹子》讲述了四妹子嫁入了一个等级秩序森严的家庭，公公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是四妹子通过自己的智慧，使得家庭逐渐富足，最终四妹子反抗成功，他的公公也不得不钦敬她的能力。虽然这篇文章有了一个好的结局，但是终究是理想化的。而《蓝袍先生》则更为现实：旧式的君子徐慎行在新社会的教育下，脱下了老式的蓝袍，而在新社会的“鸣放”下，他受到了迫害，最终自我封闭了自己，回到了“传统”的安慰当中。这两部作品无不体现了陈忠实的写作方向由一方淳朴的陕北人民转向了对于人们长期所依存的文化心理的思考与洞见。我认为这种变化主要影响的有两点：一是李泽厚所提出的“文化心理结构”，一是张炜的《古船》。李泽厚这样定义自己的”文化心理结构“：

所谓"文化心理结构"，归根究抵，本就是指在文化传统长期塑造下的人们心理中情理结构的特定状态，它主要为表现自然情欲和社会理性的不同比例、配置和关系的组合
——《李泽厚：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略稿》

这种"向内探究"的动因，暂且不做讨论，但是这种“文化心理”的更大视阈无疑影响了陈忠实。而张炜的《古船》则给陈忠实提供了一个范本：一个宏大的故事如何在一小片乡土上展开。

1988 年，陈忠实开始写作《白鹿原》。我之前曾经写过对于白鹿原的评述，不妨引用：

朱先生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他代表了陈忠实对于乡土的美好愿景以及白鹿原传统的传统秩序。就连白嘉轩也认为朱先生是“圣人”。但是另一方面，当现代社会汹涌而来的时候，朱先生几乎没有对话的可能——他所依靠的传统秩序瞬间崩塌，正如南帆所说的，这是一种“文化的尴尬”。当朱先生以“一腔热血”去报国的时候，反而只是被利用成为了宣传工具，这本身就是可笑而尴尬的。

作为“《白鹿原》前传”的《蓝袍先生》中，陈忠实抨击了传统对于人性的压迫。但是当传统不局限于一门一户，而被置于更宽广的文学世界的时候，陈忠实变得两难。一方面：这种传统使得数千年的人们血脉相连，安安稳稳。虽然有着“剥削与压迫”，但是却得以存在鹿三与白嘉轩的超越主仆的关系；另一方面，传统在现代话语的失语是极其显然的。所以，在《白鹿原》的后半部分，陈忠实不得不使朱先生”多智而近妖“以调和这种矛盾。对于白鹿原的诸多问题，陈忠实也无力探寻解决办法，最后只有选择“下原”。

这里我愿意提及一个《白鹿原》小细节：在白嘉轩提出自己的孩子不要嫌弃鹿三，而应该好好善待的时候，白嘉轩的儿子们表示同意，而只有兔娃——鹿三的儿子感到羞愧而哭泣。这种超越了传统等级秩序的规则，只能存在于白嘉轩与鹿三当中，如何对待传统，所有人所能表示的只有“困窘”二字。

《白鹿原》之后，陈忠实开始关注于现代社会当中。在《作家和他的弟弟》当中，陈忠实描绘了作家弟弟的道德劣迹，《猫与鼠也缠绵》中，陈忠实讲述了一个贪污的公安局长的虚伪，《关于沙娜》中，陈忠实写了一个“饱受争议“的女性。但无论题材如何变化，我始终认为陈忠实最热爱的，永远是那片他生活的关中热土——那片热土是他的灵感源泉。而“下原”后的陈忠实，永远保持着对于那片渐行渐远的土地的留恋。

写在最后：这篇文章只是非常简略的叙述，作为对于陈忠实的追怀。我拒绝由于作者的逝去而对于其作品的无限赞颂，并始终认为意义的历久弥新需要在不断对话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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