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渴求的读书时光

前几天带父亲去了北京大学的未名湖。

正值下午，放学的学生们来来去去，骑着自行车，铃声幽咽，北京大学氤氲着一股浓的化不开的学术气氛，配着日益昏黄的天气，和随风摇摆的柳树，人一进去，好像整个人都活泼开，一下子闯入了自己的年少时光里。

北大东门

齐整的自行车

有抱着书本的男孩，撅着嘴唇的女孩忽然偷跑到他跟前，被他揽住一把偷亲了额头，也有在林间小巷里拥吻的年轻人，我和父亲，父亲怀里抱着小小的儿子，三个人前后走在柏油路上。小小的儿子正在沉睡，发出均匀的呼吸。

父亲不解，问我，为何非要去看未名湖？

笑笑，一解儿时的乡愁。

父亲和儿子

北大，对我而言，是个陌生的地方，但我好像已经数次闯入它的故土里，数次走近那碧绿如镜的未名湖畔，手心轻拨着湖水，三两跳跃的鱼群，在阳光下化成几点涟漪，每一片叶子，每一颗露珠，甚至连那土壤里骸骨化去的岁月痕迹，都似曾相识。

未名湖

我来北大寻找年少读书的时光，我来未名湖寻找老舍跳湖前的遗踪。

边走边想起，好像小时候，那个踮起脚尖，也要从他人家书架上抽下一本书阅读的羊角丫头一下子走到了自己面前，歪着头浅笑着叫自己摸摸她脑袋。我小的时候，酷爱读书，哥哥比我大两岁，用过的语文课本，我也会从地下室里翻出来如饥似渴的读一番，后来父亲不知道从哪里要来了许多的旧书，大都是80年代的《岁月》《收获》《十月》《人民文学》等这类文学期刊，也有一些《小说月报》和《当代武侠》，虽然书页有些泛黄，甚至边角有些折损，但每次连吃饭时，都会捧着这厚厚的书，放在书桌边，边吃边翻看一两页。

这些书就像我的老朋友一样，陪我度过了很多个懵懂却又渴望了解的夜晚。蝉鸣阵阵，父亲切来冰爽的西瓜，14寸的老电视还要靠天线才能收看到清晰的画像，每次我和哥哥都会争抢谁先拨动那根电线，圣斗士星矢挥舞着拳脚，胖乎乎的小鼹鼠住在自己挖的地洞里，每天把屋子整理好了就会从地洞里冒出头来，开始在森林里探险。芭比爸爸芭比妈妈芭比一家是幸福的一家。街上还荡漾着《九妹》和《十不该》这类甜腻直白的音乐。

有时翻到几页，能看见一些铅笔做的字迹，或者翻出一张晒干的树叶书签，不知道是哪个有心事有品位的女孩悄悄的放在了里面。

《十月》杂志是一本创办于1978年8月的大型文学杂志，主要登载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剧本、诗歌等文学作品，刊名由书法家李华锦题写，茅盾为创刊号撰写发刊词。“十月”寓意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人们告别十年噩梦，开始了新生活的追求和梦想。

而我读的最多的是《收获》，是在1957年由巴金和靳以创办的。它是1949年后中国第一本大型的文学双月刊。巴金组稿，也是当中的作家。当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几乎都跟《收获》有关系。老作家当中，像冯骥才、王蒙，重要的作品都在《收获》上发表。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冯骥才的《啊!》、《神鞭》，还有从维熙、张一弓等。

90年代的《收获》杂志

《收获》内页

文革前，老舍的《茶馆》、柳青的《创业史》、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也都是在《收获》上发表的，包括1979年之后的一批作家，像张抗抗的作品、谌容的《人到中年》、张洁的《方舟》、邓友梅的《烟壶》、陆文夫的《美食家》、叶辛的《蹉跎岁月》、德兰的《求》等。余华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品都是在《收获》上发表的，苏童、王安忆也是。

我在这些杂志上，开始了我的文学启蒙，认识了很多诸如巴金、郁达夫、周作人、林语堂、闻一多、苏童等当代作家，食指、芒克等诗人。现在想想，我对晚清历史及慈禧生平特别感兴趣，并且随后读了几十本慈禧的传记和野史，可能就是拜当时读过《慈禧秘史》的电影剧本。记得有一期，不记得是《收获》还是《十月》杂志，举办了一场未名湖征文比赛，当时评委是巴金，在那里面谈到了很多北大往事。

博雅塔

水塔石碑

当时有个北大老五届，是指北大理科1960—1965级，文科1961—1965级的学生。这个九千多人的群体，在1968或1970年间被集体发配到基层，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个人命运由此发生重大转折。许多教员被打发到了鄱阳湖里的鲤鱼洲劳动改造，学生被发配到最边远、最穷困的社会底层，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同学们望断博雅塔，洒泪告别未名湖，告别书生意气与青春憧憬，成了严酷社会现实中的芸芸众生，成了被人冷嘲热讽的臭老九。

当时巴金是《收获》杂志的主编，所以我想之后我当了一段时间的记者，可能就因当时深受巴金的影响。

在《随想录》里，巴金一次次写到：那些年我不止一次地替知识分子讲话。在一九四三年写的《火》第三部里面，我就替大学教授打过抱不平。小说里有这样一段话：“现在做个教授也实在太苦了，靠那点薪水养活一家人，连饭也吃不饱，哪里还有精神做学问？我们刚才碰见历史系的高君允提个篮子在买菜，脸黄肌瘦，加上一身破西装，真像上海的小瘪三。”昆明的大学生背后这样地议论他们的老师，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学生看不起老师，因为他们会跑单帮，做生意，囤积居奇，赚大钱，老师都是些书呆子，不会做这种事。在那个社会知识无用，金钱万能，许多人做着发财的美梦，心地善良的人不容易得到温饱。钱可以赚来更多的钱，书却常常给人带来不幸。在《寒夜》中我写了四十年代前半期重庆的一些事情。当时即使是不大不小的文官，只要没有实权，靠正当收入过日子，也谈不到舒适。我有几个朋友在国民党的行政院当参事或者其他机关担任类似的职务或名义，几个人合租了一座危楼（前院炸掉了，剩下后院一座楼房）。我住在郊外，有时进城过夜，就住在他们那里，楼房的底层也受到炸弹的损害，他们全住在楼上。我在那里吃过一顿饭，吃的平价米还是靠他们的“特权”买来的，售价低，可是稗子、沙子不少，吃起来难下咽。这些贩卖知识、给别人用来装饰门面的官僚不能跟握枪杆子的官相比，更不能跟掌握实权的大官相比，他们也只是勉强活下去，不会受冻挨饿罢了。

那几年在抗战的大后方，我见到的、感受到的就是这样：知识分子受苦，知识受到轻视。人越善良，越是受欺负，生活也越苦。人有见识、有是非观念，不肯随波逐流，会处处受歧视。爱说真话常常被认为喜欢发牢骚，更容易受排挤，遭冷落。在那样的社会里我能够活下去，因为（一）我拼命写作，（二）我到四十岁才结婚，没有家庭的拖累。结婚时我们不曾请一桌客，买一件家具，婚后只好在朋友家借住，在出版社吃饭。没有人讥笑我们寒伧，反正社会瞧不起我们，让我们自生自灭，好像它不需要我们一样。幸而我并不看轻自己，我坚持奋斗。我也不看轻知识，我不断地积累知识。我用知识作武器在旧社会进行斗争。有一段长时期汪文宣那样的命运像一团黑影一直在我的头上盘旋。我没有屈服。我写《寒夜》，也是在进行斗争，我为着自己的生存在挣扎。我并没有把握取得胜利，但是我知道要是松一口气放弃了斗争，我就会落进黑暗的深渊。说句心里话，写了这本小说，我首先挽救了自己。轻视文化、轻视知识的旧社会终于结束了，我却活到现在，见到了光明。”

1980年还有一件事情在各大文学期刊上都讨论的如火如荼，有关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为什么会越走越窄》，1980年的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充满青年人困惑的长信，并首次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伦理命题，最后感叹:"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随即，一场持续了半年多时间的全国范围内的"潘晓讨论--人为什么要活着"就此引发，共有6万多人来信参与讨论。这个事件后来被称之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

之后就是改革开放，很多作家都在讨论当时的下海出国热潮，吴文光有个纪录片《流浪北京》就在后半段记录了很多画家、作家做京漂后又纷纷出国的现象，包括现在宋庄画家村的比较知名的先锋艺术画家方力钧、批评家栗宪庭等都在里面出过镜。

后期读散文小说，我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之后每个深夜，阿来、刘亮程、泰戈尔等都成为了我的精神偶像，还做过三大本的摘抄本，随之是冰心、席慕蓉、毕淑敏、莫泊桑、伊塔洛·卡尔维诺，果戈里、沃尔特?惠特曼、笛福等，因为家乡靠近俄罗斯，所以读了不少苏联作家的作品，我比较喜欢的80后作家是当时写《维以不永伤》的蒋峰。现在想想，我阅读量最多的时候可能都来自年少时求书而不可得的时光里。

和图书公司的编辑聊起现在热销的书籍。聊到家中现有的几千册藏书有很多都没有拆封，有一些就那样扔到了床板下面，在搬家时被无辜的送人，现在得到书的途径越来越多，图书馆可借，网上100元可以买十几本打折的书籍，也经常有出版社赠送的一打又一打的书籍，书籍就像便宜的青菜叶子一样，只要你低头随手去捡都可以捡到一大把。书不再是奢侈品，不再是一个人寄托情感的安慰，不再是可求而求不得，而那些带着塑料包装的书籍，却孤单单的立在书架上，有些甚至在一年又一年的时光里落了灰，好像在反讽着：你总说将来有一天，你会买很多很多自己想读的书，在夜半拧亮台灯一一观看，可究竟是什么让你如今如此忙碌？甚至连翻开静静读一页的时间都没有呢？

你不再珍待一个作者的心血，不再会想几岁，十几岁时那样，翻开一本书都要给它包上书皮，要细心的洗好手，再虔诚的将它捧出。你的所有那些纯洁的情怀，都在这个容易得到的速食社会里，被蚕食的一干二净。

好在北大的未名湖湖水还是如此清澈，一场瓢泼的雨就能冲净博雅塔塔顶的落灰，燕子筑起新巢，大街上，小贩们举着新炸好的油条，喷香的味道灌满街道。星空低垂，夕阳很近。顺着那条小路是你我回家的方向——是你我年少怀念的读书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