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显示了我们和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的不同。

我们长期宣扬为了集体的利益，牺牲个人的利益。换句话说，也就是要为国家的长远利益，牺牲个人眼前的利益。比较典型的例子，毛泽东在批评梁漱溟的时候，说的话：“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

而西方由于比较深厚的自由主义传统，认为个人利益优先于国家利益，表现这方面的美国电影，简直数不胜数，变 4 就是例子，显然电影作者认为，主角一家的生死，是高于国防部长对国家利益的考量的。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比如，在战争期间，士兵投降在西方就不认为是一件有损尊严的事情。显然，在很多时候，士兵投降是不符合国家利益的，但西方认为，每个人有权保留自己的生命。比如日本（其价值观偏向西方）的东京成田机场的跑道一直就不够长，因为有一批住在成田机场的农民，为了保留自己的家园，一直拒绝搬迁，他们和机场方的抗争，持续了几十年。显然，一个国家的首都机场的建设，是国家的长远利益，但个人利益并没有被国家利益而牺牲掉。

其次，这还反映了西方国家和我们在对待善恶标准的不同。

我们国家，更强调目的的善，而不强调手段的善。即，一个行为，即便是有恶的因素，但只要达到了善的目的（如国家的长远利益），也是可以接受的。 比如，现在我们往往认为，实行计划生育，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因此，个人家庭的眼前的幸福，是可以牺牲的，因此，我们往往会容忍计划生育执行过程中的种种恶行。在艺术上，我们不说电影，就说小品超生游击队，实际上，小品中的男女主人公，因为超生，到外地流浪躲罚款，生活是非常悲惨的，但大部分中国人，都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的正常的牺牲品，对他们痛苦的遭遇，只是一笑了之。

但在西方国家，可能更讲究手段的正义性。很多西方电影，反派角色都是为了实现某种国家战略利益而杀人，比如变 4 的国防部长就是这样，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不惜杀掉女主角，这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是不被接受的。在现实中，一点，尤其体现在西方的法律实践上。欧美法极其重视程序的正义，因为他们认为，手段的不正义，是不可能得到结果的正义的。辛普森案，就鲜明的体现了这一点。

你还注意到，西方电影中的正面主角，往往是小人物，反派往往是位高权重的大人物。这一方面，是电影拍摄者，为了拉近与观众距离有意为之，另一方面，也有政治含义，即国家的主权在民，政府反倒是一种需要监督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