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据《潇湘晨报》，广西玉林市兴业县大平山镇南村的留守女童小雨，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遭到村里多名中老年人性侵。愤怒的父亲发现真相并报警后，司法介入，最终10人被判刑。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不是一个有关惩恶扬善的故事，新闻的结果反而是小雨及其家人遭受了村民的“敌视”：“都是她，把那些老人送到了牢里。”
　　女童境遇与村民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是什么力量让人伦倒转？
　　

　　●人伦颠倒的世界：受害幼女承受指责 性侵者收获同情
　　第一次性侵发生在2011年，当时小雨只有11岁，而施害者黄延来已经74岁了。
　　黄延来得逞后，开始把小雨介绍给其他人。在小雨放学的路上，黄延来嬉笑着把小雨指给别人看：“就是这个，很容易就可以让她干那事。”
　　他所说的“很容易”，是指每次性侵完之后，给小雨15元或20元不等的零花钱，让她不要声张。按照小雨的讲述，后来黄延来甚至发展到叫人到她家来强奸她。
　　经由黄延来的“介绍”，参与性侵的人数越来越多。除了黄延来，周振成和陈美光也成了介绍人，陈美光甚至有叫来人后，两人一起轮奸的情节。被拉进来的人群中，只有一个人守住了底线，未曾参与性侵。据小雨陈述，陈美光喊过一个傻子来，但是那个傻子“连碰都不敢碰”她。
　　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许多村民都知情，但无一人阻止。理由是“小雨的爷爷很凶，谁敢跟他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愿意惹麻烦？”
　　在村民眼中，小雨也不值得同情。因为老人性侵后给了钱，也没有遇到激烈的反抗。有村民愤怒地说：“都是那个小女孩主动的，去到人家老人屋里，‘你有钱吧，要不要啦？’‘30块都没有吗？’就这样的，都是她，把那些老人送到了牢里。”
　　

　　●结果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
　　2013年一整年，小雨父亲都在为女儿的事情奔走，他希望惩治那些施害者。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通过报警、网上申诉等途径，法院最终宣判后，等待他的却是“歧视、愤怒”等情绪筑成的一道“高墙”，将他们一家隔绝在村民之外。
　　这样的结果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
　　在村民看来，即使小雨是个孩子，但只要“知道要钱，就不是孩子了。”同时事情本身就不光彩，家丑不可外扬，遇到这种事就应该默默承受，而小雨的父亲居然对那些“从来都没有做过犯法事情”的老人下“如此狠手”。
　　在中国乡土社会里，很少有争端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的，家务纠纷或者两家发生了争执，一般都是找村里能说会道的“明礼人”来“评理”。很少有人想到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打官司被认为是“丢人”的，不管你有理还是无理。
　　除了这些原因，小雨爷爷与村里人曾因田地纠纷而关系紧张，恐怕也是村民冷漠的重要原因。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写道：“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我见过不少痛骂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亲贪污时，不但不骂，而且代他讳隐。更甚的，他还可以向父亲贪污得来的钱，同时骂别人贪污。等到自己贪污时，还可以‘能干’两字来自解。这在差序社会里可以不觉得是矛盾；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一边是与自己关系紧张的小雨爷爷，一边是“从来都没有做过犯法事情”乡里乡亲的老人，村民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乡村人伦秩序丧失：性侵女童案多发，施暴者多为熟人甚至爷爷辈
　　小雨的悲惨遭遇并不是个例。
　　2008年，某地一留守女童被爷爷性侵犯，长达十年才被发现。奶奶出于“家丑不外扬”的心理，一直未对其进行救助。
　　2011年，江油9岁留守女童遭远房爷爷强奸7次导致大出血。
　　2011年下半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容县某乡镇的一位年仅6岁的留守女童小凤，被60多岁的邻居老头以小恩小惠的方式多次诱奸，长达半年之久。
　　仔细分析这些惨痛的案例，就会发现施暴者一般都是熟人，如被害女童的邻居、同村人或家长的朋友、亲属。其中老年人作为较特殊的群体，占比例相当大。据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近年的研究报告表明，在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性侵害案件中，该中心统计的340个案件中50岁以上老年人实施的性侵害案件有45件。其中，发生在农村的比例特别高，占该类案件总数的82.2年龄最大的侵害人83岁。老年人一般采取给零花钱、买糖果、方便面或买衣服等理由，哄骗被害人后实施性侵害，不少案件中存在多次、长期侵害。
　　这类案件数量之多，一方面体现了家长长期不在身边监护不力，留守儿童很容易上当受骗，心理比较单纯，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老年人的生活状态令人堪忧。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的老人或者随子女生活，生活不自由，或者丧偶没有再娶，常常感到孤单和空虚。在此情形之下，对身边的未成年人实施了侵害行为。
　　熟人和老人，是受人信任的群体。但在乡村社会中，为何他们会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
　　

　　●中国乡村的沦陷
　　费孝通曾在自己书中曾构建了一个熟人社会的图景：“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冶出来的结果。”
　　费孝通还对“熟人社会”营造的乡土意象作了两点补充性说明。第一，“从基础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常态的生活是终老还乡，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第二，“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只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其中各个人有着高度的了解”。
　　但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关系与生产结构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2亿人的流动大军让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逐渐地带有“陌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弱熟人社会”的特征。
　　乡村也不例外。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聂茂说过：“农民工的来去，仿佛一场洪水，洗劫乡村的一切。被洗劫后的乡村到处都是孩子，也只有孩子。某种意义上，孩子仿佛一群被潮水抛到岸上的小鱼，让人感觉到危险、窒息。”而孩子就生活在这被“洗劫”的乡村，面临那隐藏在背后的为吸纳。
　　曾经“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最佳乡村图景，正电光火石般，飞速地离每个人远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乡村的“沦陷”。这已经不仅仅是农村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沦陷了，这更是一种温情的生活样式、行为准则和生存价值的沦陷。
　　（凤凰新闻客户端编辑 王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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