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人坐在公园的椅子上呜咽，他刚刚失去了相伴多年的老伴儿。男孩看到此情，跑过去看个究竟，他爬到老人的腿上，静静地坐在那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老人一下子就觉得好了很多，情绪也稳定下来。后来，男孩的妈妈问他对老人说了些什么，男孩答到：“我什么都没说，只是帮他哭泣。“

从生命开始的那一刻，我们的机体就具备了共情（同感、同理心）的能力。新生的婴儿听到其他婴儿的哭泣声时，所做出的反应就是自己也跟着哭；在看到小伙伴不开心时，很多仅两、三岁大的幼儿也会做出安慰他人的举动：他可能会把自己的食物、玩具放在小伙伴的手中，并且用肢体语言来表示他的关心。

　　

我们能够了解别人的情绪是因为大脑中有被称为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的神经细胞。这些神经元会因为看到别人微笑或皱眉而激活，通过对观察到的面部表情提供一个内在的模拟，并经由脑岛将讯号传递至边缘系统。这样，我们的边缘系统就会提供所观察到表情的情绪感觉 （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rror_neuron ）。

如下图所示，共情的能力由多方面所组成。比如情感识别，有共情能力的人首先要能够识别他人的情绪变化，这种对他人情绪的辨认与理解是社会认知的核心。而患有自闭症的儿童，他们的大脑发育没有到达这样的高度，所以他们也很少表现出与共情相关的行为和体验。具有共情能力的人时刻都很清楚，真正的情绪体验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而不是观察者自己的身上。虽然共情的效力是强大的，但也是有界限划定的。

婴儿的一些共情反应是纯粹、本能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共情的能力会慢慢的内化至价值观，直至成为道德行为的核心，这就需要儿童学会鉴别他人的情感状态，并掌握采取何种方式来应对。下面是儿童发展心理学家 William Damon（1988）对从婴儿期至青春期的儿童共情能力发展变化的分析。

• 婴儿早期：对自我的情感和需要之间的边界很清楚，但不能区分自我和他人的情感与需要。
• 1 ～ 2 岁：能够将辨别他人悲伤的情感发展为真诚的关心，但还不能将这种情感真实化地转变成有效的行为。
• 儿童早期：儿童意识到每个人的观点都是独特的，不同的人对同一情境会有不同的反应。借此，儿童会对他人的悲伤做出更适当的反应。
• 10～12岁：发展出对处于不幸困境中的人的共情——穷人、流浪者及残障人士。到青春期，这种共情能力将对个体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带来人道主义的色彩。

再来看一下题目的问题：培养儿童的共情能力，既是培养，那多为后天所得。共情行为是先天还是习得，不同理论流派的观点也不同。如前所述，共情有其生理的基础；进化理论也认为，共情是人性的基本成分之一，有助于种族的延续；而社会学习理论则认为这来自儿童社会经验的积累，也就是说共情是习得而来的；认知发展的理论也同意这一观点，并进一步指出随着儿童的智力发展，在获得重要认知技能的同时，也影响着儿童运用共情行为的动机。

暂从社会学习理论来着重说明。

一、行为的榜样

儿童共情能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能促进亲社会推理的成熟，也促使他们能够无私地关爱和帮助任何处于困境中的人（Eisenberg 1999）。而对儿童的亲社会倾向产生最普遍而深刻的影响是他人的行为，也就是儿童所接触的榜样（Albert Bandura 1989）。
儿童通过对榜样行为的观察，可以学到共情能力及利他行为。 （source ：《Soci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二、强化其行为

做为儿童所接触的榜样——父母，经常向儿童做出有关利他行为的宣扬，赞赏那些共情能力高，又表现出亲社会行为的儿童，从而这些奖赏产生的积极影响也会与亲社会的行为联系起来，而儿童也往往会力求实现由自己所尊重的成人制定的目标。久而久之，共情能力就成为一种自我的强化。同时，也帮助儿童内化社会规则及责任，更加促进了共情能力的提高和利他行为的发展。

三、实践与传授

儿童在观察到父母的助人行为后，特别是父母为其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助人理由，同时又给予行动示范的情况下，儿童会更具共情能力，并乐于助人，这种行为还能对儿童产生长远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父母的共情能力及教养方式同样影响着儿童。当孩子出现伤害他人的行为（争执、言语及行为的攻击）时，更多使用非惩罚性方式的父母，常常表现出对别人的同情和关心，他们会劝导孩子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承担责任，并督促孩子去安慰和帮助对方，这通常能培养出更富有共情能力的孩子；而经常使用强制及惩罚方式的父母则阻碍了孩子共情能力的发展，同时也削弱了孩子道德能力的成熟。

共情能力高并愿意做出亲社会行为的儿童，通常他们的父母总是鼓励着他们，并以身作则。（source ：《Soci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二战期间，日本驻立陶宛的代领事杉原千亩（http://en.wikipedia.org/wiki/Chiune_Sugihara）在明知帮助犹太人会毁掉自己外交官的生涯后，还是为他们开出了几千张出境签证。是什么原因让他做出如此的牺牲？通过回顾他的生长经历可以追溯：首先，在他的童年时期，目睹了父母的善行。他的父母帮助陌生的旅者，给他们提供关怀和避难所。这种早期的经历使杉原将更为广泛的群体纳入到了“我们‘的概念中。其次，杉原与一名犹太少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既而也获得了与少年家庭进行社会交往的机会。如果对个体的困境表现出共情，那用相同的方式帮助相似的其他人也一如既往。最后，牺牲自己的权益来保护他人的信念已与杉原的自我概念相一致。

透过扩展”我们“的概念、早期与受害者的关系以及助人的自我形象这三个联结的因素，对杉原千亩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这些看似平常的动机，却影响着共情能力和亲社会行为，多种动力的相互作用带来助人行为。对儿童共情能力的培养也可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