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什么角度，这个占便宜的说法都是不恰当的。

从宏观的角度，也就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养老金的意义在于让人们平滑消费，这个平滑的过程是通过戴蒙德的世代交叠模型来实现的。世代交叠的方式有两种：

1. 人们在有劳动力的时候把一部分钱拿出来供养上一代的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而作为交换，在自己老的时候也能得到下一代年轻的供养。
2. 人们在有劳动力的时候把一部分钱或者物品存起来，然后自己老的时候消费。

如果人口增长速度较高，选择第一种社会总福利更高，反之则第二种更好。但是无论怎么变换，养老金只是一个自我平滑消费的手段。社会中的每一对夫妇都可以被分配一个生育的概率，并不要求每一对夫妇必须生或者必须不生。

有人可能会说，世代交叠的过程并没有模型化养育孩子的过程，人们在养育过程中的额外开销怎么算？这个我们就需要从微观的层面来看了。

首先，养育后代不是“职能”，而是一个个个体的选择。如果一对夫妇选择了养孩子，那么说明他们认为，养育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效用——这个效用可能是孩子带来的快乐，也可能是养儿防老的踏实感，也可能是传宗接代的使命感——不管是什么，总之这个效用一定要能够战胜养孩子所带来的成本开销，所以他们才会生，不然的话，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不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越国，人们不会因为不生养后代而受到惩罚，所以人们作出这个选择是自由的。这就是说，即便是存在“占便宜”的现象，养孩子的家庭也完全没有必要怨天尤人，因为人们的选择说明了，即便是被占了便宜，人们依然会养。就像你不会因为邻居看了一眼你家的花，得到了愉悦，所以你就愤怒的把家里的花全部铲掉一样。

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是不是存在占便宜的现象。这个在经济学里面叫做“外部性”。这一点其实依然是非常可疑的。

大部分国家和政府，即便是福利制度还不是很优厚的中国，对于下一代都是会提供很多隐性和显性的福利的，比如公立教育，发达国家更还有各种给父母和小孩的补贴，有很多贫困家庭甚至就是靠孩子的补贴来活着。这些钱可都是从税收中来的，也就是说无论是丁克的，还是有子女的家庭，他们都共同参与了抚养下一代劳动力的过程。

从无后代的人的观点来看，他们付出的税，供养了下一代劳动力的成长，而在下一代劳动力成长之后，又从年轻人的劳动成果中取一部分自己养老；年轻人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投资品，自己年轻的时候投资了，老了得到回报。

从有后代的人观点来看，他们在付出的税进行投资的同时，确实还要花很多私人成本来养育下一代，但是因为这是自由选择，所以他们从孩子那里得到的物质和精神的效用的总和必然是大于等于其私人成本的。所以从这个意义讲，占便宜还可能是一部分有后代的人们，尤其是特别喜欢自己小孩的那部分家庭。因为他们利用了一部分国家的公共资源来养育了自己的后代，而他们从被养育的后代身上得到的极高的愉悦感。

只要生孩子还是自由的选择，就不存在这种系统性的“占便宜”的行为。人们通过衡量成本，决定“生”还是“不生”来进行投票，来决定代际之间劳动力的比率，从国家的角度来看，需要调节的是生育比例，而不是强制某个人或者某个家庭来改变生活态度和观念。比如如果培养小孩的私人成本特别高，那么很多家庭会自发的选择少生或者不生，这个时候就需要国家通过税收或者其他的转移支付的手段来补贴养育孩子的成本，吸引更多的家庭来选择生育。

所以如果真的出现了下一代劳动力不足的情况，更应该讨论的是政策引导上的原因，而非谁占便宜，谁吃亏了。因为具体每一个微观的家庭，一直是只有觉得“生孩子值得”的家庭会生育，不存在系统性的某个类型的家庭吃亏了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