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行业，每天都上演着惊心动魄的「推理」故事

图片：视觉中国

一条细线撬开的简牍秘闻

马伯庸，市场营销

有时候读历史论文，和看一部惊险推理小说差不多。

研究者们像一群执拗的侦探，在重重迷雾里穿行。眼看山穷水尽，却突从一处不起眼的蛛丝马迹中求得转机。霎那间，所有的困惑烟消云散，眼前豁然开朗，柳暗花明。

且不说其学术价值如何，单是探查过程本身的曲折与巧妙，就足以让旁观者为之陶醉

一次偶尔的机会，我从仇鹿鸣老师那听到一个关于简牍学的学术突破。这个领域略生僻，但这个发现的精妙之处，着实令人拍案叫绝。后来我按图索骥，找来相关资料阅读，越读越发现这其中深藏的趣味。因此我不揣外行，尽量用浅显的方式，把围绕这个学术突破的来龙去脉分享给大家。

要想说清这个故事，得先从孔子的“韦编三绝”讲起。

孔子所处的时代，纸还没发明，承载文字的载体是用木、竹以及少量的绢帛。以木板为书的，叫做“牍”，也叫“方”或者“版”；以竹片为书的，叫做“简”。

这个“简”，指的是单片竹简，最多能写二三十个字。如果是一篇很长的文章，就要分成许多片竹简来写。这么多竹简，必须要装订在一起，才能方便阅读、携带或收藏。古人的做法是：先把这些竹简按照简文排列好次序，拿起最右边的一枚，用两根或三根编绳卡在上下两端和中间，缠绕两圈，打结；再把第二枚竹简紧贴着结绳处，继续缠绕，打结。就这么一枚一枚地系在一起，就像是编一片草帘子。

全部编好以后，以最后一枚简为中轴回卷，层层叠压，最终呈一个圆柱形，称为策，也叫“册”。这个“册”字的形状，正是一根绳子穿过两枚竹简的样子。后世所谓“书卷”，也是从这种折叠方式而来。

卷好之后，还要在第一根简的背面写上篇次，第二根简的背面写上篇名。这样一来，拿起竹卷，这两条简背恰好露在最外面，便于查找。

竹简成书的关键，在于编连。而编连用的绳子质地，很有讲究。王室和大贵族，会用丝线，叫做丝编；士人阶层则用皮绳，叫做韦编；再低端一点的，会用麻、藤、蔺绳等；再低一点的穷苦大众……呃，他们反正不识字，不用为这个发愁。

所以“韦编三绝”的意思，是说孔子读书太勤奋了，反复翻阅，结果连编竹简的皮绳都断了三次。

孔老夫子勤奋令人敬佩，可仔细想想，这个善后工作也挺头疼的。可以想象一下，绳子断开以后，整卷竹简就这么“哗啦”一下散落在地，乱成一团。孔子他老人家，还得猫下腰，不厌其烦地把竹简一片片捡起来，再拼回去。

他老人家典籍读得熟，把一册书拼回去毫无压力。但如果是几千年以后的人，碰到这种情况，可就麻烦了。

要知道，在纸张出现之后，竹简没有马上被弃用，两者并行用了很久。一直到三国时期，竹简还用的很频繁。直到东晋末年，桓玄下令说：“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竹简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中华文明历经先秦两汉魏晋，累积了大量的简牍记录。其中极少部分被转抄到纸张上，得以流传后世，还有一部分则深藏在地下，偶尔会被挖掘出来，重见天日。这些简牍里蕴藏着传闻已久的散轶文献和前所未见的原始档案，是一个无可取代的文化宝库。

可问题是，竹简可以保存很久，但编绳却不会。无论丝线、熟皮还是藤麻，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衰朽成灰，然后竹册就散了。

我们以为简书是这样的。

其实大部分简书在出土时是这样的。

海昏侯墓出土简牍

当学者们拿到这些宝贵的文献记载时，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把散碎残缺的竹简拼回正确的顺序。顺序对了，才能显示出正确的文献内容，否则没法做进一步的研究。

这项基础性的工作，就像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拼图游戏。研究者必须充分利用出土简牍的每一点信息，把拼图完成。

最简单的排序法，是按照页码去排列。

比如《清华简》里有几篇简书，简背标有现成的编号。学者们只要叼着牙签把编号排一排，这事就解决了，轻而易举。

(这是清华简里的《筮法》局部，因为使用了表格和图案，拼起来毫无压力）

可惜这样的简书实在太少了，不能指望每个古人都这么体贴。

于是学者们又想到了另外一种排序法：根据简文进行拼接。先释读出文字，再根据上下文的意思连贯竹简。

工作原理很简单，但实现起来并不容易。次序和文字其实是互为因果，上古文字又比较暧昧，不同次序解读出的意思，可能截然不同。

比如说，1994 年上博从香港抢救回一批战国楚简，统编为《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专家从这套楚简里释读出一大堆价值极高的文献，比如《诗论》，作者可能是孔子或子夏，还有一部现存最早的《周易》、最早的道家散轶文章《恒先》、三十九首战国曲目和一些零散的战国逸诗、逸兵书等。

在这些收藏里，有一篇叫做《讼城氐（容城氏）》，一共 53 枚竹简，记录了上古帝系二十多位帝王的名字。其中第 32 号简，上面写的是“以壤于□□□，曰：德速蓑”。（这个编号是指竹简入藏时的档案号，不是序列号）

那三个□□□，非常模糊，无法确定是什么字，甚至无法确定是两个还是三个字。所以这枚简到底该摆在哪里，一直存于争议。

有学者认为，这个 32 号，应该摆在 34 号和 35 号之间，变成这么一段话：“禹于是乎让益, 启于是乎攻益自取【34】, 入焉以行政。於是於（乎）始爵而行禄，以壤于来，亦迵，曰德速蓑。【32】”

其中□□□的三个字，应该释读为“来，亦迵”。

这个“壤”，读成让，即禅让。大禹按规矩禅让给伯益，但他的儿子启讨伐伯益，自立为王，把禅让制变成了血亲继承制。这里记录的，正是禅让制终结的全过程。叙述者对启的行为颇有微词，这个道德观也符合传世文献里的说法。

可是很快又有人觉得，这么排列有问题，特别是“以壤于来，亦迵，曰德速蓑（衰）”这段话，殆不可解。启都夺权了，怎么还会“让于”这个叫“来”的人？亦迵又是什么意思？最后那句“德速衰”的评语，到底是谁说的？

一位学者仔细研究了 32 号简上的“□□□”三个字，觉得有点眼熟。他回过头去，在前面的 4、5、6 号简上面找到这么一段记载：“禽兽朝，鱼鳖献，又吴迵，匡天下之政十有九年而王天下。” 结合上下文，这段话是在描述尧之前的一位贤王。其中“又吴迵”三个字，应该释读为“有虞”，“又吴迵”也即有虞氏一位叫迵的人。

而 32 号简上的“□□□”三个字，根据他的释读，其实不是“来亦迵”，也不是“吴亦迵”，更不是“吴亦凡”，该是和 456 号简上写的一样——“又吴迵”。

按照这个猜想，他把 32 号简排在 4 号之前，接续后文的大概意思是：这位有虞氏的迵，受了某位先王的禅让，登基为王。禽兽都来朝拜，鱼鳖也在献纳。迵的治世持续了十九年，然后禅让给了尧。尧后来又禅让给了同样出身于有虞氏的舜。

这样一来，在尧舜禹之前，又多了一位叫迵的王。而且在他背后，隐然浮现出一个上古大族有虞氏，先后几任王都是出自该部落。

当然，关于“又吴迵”三个字的释读，还有许多说法。有人认为那三个字应该释读成“有无终”，是楚国神话里的部族名；还有人觉得“又吴迵”的意思是“有无通”，恰好和“禽兽朝”、“鱼鳖献”形成一个排比，是赞颂贤王统治的词。

每一次不同观点，都会让 32 号简的位置发生一次变动，形成一个全新的故事。

这些说法谁对谁错，众说纷纭。但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靠文意去猜测简序，是一个相当艰苦的过程。

研究人员还需要新的侦察手段来帮忙。

比如说：笔迹。

每个人的笔迹都不同，而一部书出自同一人之手的概率比较高。所以通过核对竹简上的书法风格，可以初步判断其归类何在。

在郭店楚墓里，曾经出土过一篇《性自命出》的简书。这是一篇儒家文章，探讨形而上的哲学道理。研究者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前面 36 枚竹简，是谈论礼乐；从 37 到 67，却开始讨论起性情和处世哲学。

有人提出来，这可能是两篇独立文章，被误凑到一起来。经过仔细观察，他们发现前一半每简是 22.9 个字，后一半每简 24.2 个字，字形大小有着微妙不同。再进一步观察，前一半的笔记很潦草，蘸墨比较充足，所以笔画显粗；后半部的笔记用墨少，笔画细而拘谨，一看就是出自两个人之手。

而且学者还发现，有三个字：见、勇、主。在前一半和后一半的写法不太一样。据此判定，这是分别出自两人之手的文章，不宜视为一卷。

可见只要笔迹分析得当，可以提供很有价值的信息。

除了书法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观察手段：标点符号。

中国古代没有规范的标点符号体系，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标点符号。古人读书，往往会自创一系列符号，以方便书写或阅读。

比如睡虎地秦简里有一封家信，信末写了一个“急”字，下面加了四个点。这就是重文符，每两个点代表重复前一个字，所以这封信结尾写的是：“急急急”——看来这是真着急了。

再比如说清华简里有一篇《金縢》，这是楚国贵族教育用的读本，可能老师随教随点，加了很多符号，在末简末字的右侧，加一个带钩的短横，像是一个小墨钉，表结束之意，这就相当于句号了。

这些符号对于竹简的排序，有时候能起到关键作用。上博的《柬（简）大王泊旱》简里的第 16 简，原来一直不太清楚其位置在哪。后来研究者发现，在 16 简的末端，有一个小墨钉，和很多楚简上的结束符一样，因此判定它是文章的最后一段。有这个作为锚点，其他工作就能展开了。

比标点符号还奇妙的，是一种叫做简背反印字迹的线索。

咱们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写完一页纸，翻过一页去压住，因为墨迹未干，就会有字反印到另外一页。

竹简也会碰到同样的事。

如果书写人是个急性子，写完立刻收卷，一枚枚竹简就会叠压层卷在一起，会在相邻竹简的背面留下文字镜像墨迹。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这些镜像墨迹的竹简一一对应上，那就能复原出竹简在收卷时的正确位置，排序也就迎刃而解了。

岳麓书院藏秦简《状四种》卷册一，就是一个典型的简背反印字迹案例。它在入库时，次序已经完全散乱，但通过这些反印墨迹，研究人员成功地复原了整册。

这与其说是拼图，玩乐高还差不多。

可惜的是，简背反印字迹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没法提供太多普遍意义的帮助。

既然文字给出的参考不够，研究人员们便开始把目光投向竹简文字之外的线索。

这就像是勘察一个凶案现场，凶器和死者固然重要，周围环境的种种蛛丝马迹也不能忽略，它们往往也能提供重要线索，迅速破案。

比如竹简本身。

竹简的长度很有讲究，不同性质的内容，所用简长不同。郑玄特意说过，六经用二尺四寸简，孝经用一尺二寸简，论语用八寸简。不过这是汉代的规矩，在这之前，竹简的长度并不统一，长长短短都有，长如上博《性情论》，有 57 厘米；短如阜阳双古堆《儒家者言》，只有 11 厘米。

古人加工精度低，做竹简得依着原材料来，不同批次的竹简，切削的尺寸会有微妙差异。对比竹简的宽窄、长短乃至厚度，至少能判定是不是一套。

还有，工匠在处理竹简时，需要进行烤灼以去除水分，防止虫蛀。这个过程会让水分浮现在竹简表皮，如同出汗。这个现象，刘向说在陈、楚一代被称为“汗青”，吴越则称为“杀青”。后来这两个词都流传下来了，并被赋予了新的意思。

无论杀青还是汗青，烤灼的时间长短会导致竹简的颜色有所差异。从色差这个维度，亦可以粗略判断竹简的来源。

同样的参考物，还有简端。古人在加工竹简时，会修治一下它的端头，有圆端、梯端、平端、尖端等等。看简端属于哪一类，也能粗浅地分析出其归属所在。

甚至连竹节，都能够成为重要的参考。

工匠在制作竹简时，会先截一段竹筒，然后竖劈成数枚竹简。如果竹筒上有竹节的话，那么同一批竹简的竹节位置，应该都相同。

像是清华简里有《程寤》一书，一共有九支简，每支简的简背竹节，都在同一位置，说明这九支是同一分组而编的。

不过这个只能作为旁证，因为它只能够证明竹简是同一批次出品，未必是同一批次编联。

真正强而有力的证据，来自于竹简上的小小缺口。

前面说了，竹简是用编绳横串在一起，一简打一绳结。但这种绳结，只能让竹简左右不散，却没法保证上下窜动。一窜，竹书上下就对不齐，甚至单片脱出。

于是古人想出了一个简单而天才的办法：他们会先在竹简左侧或右侧切一个三角形的小契口，然后用编绳在契口上缠上两圈，再打结。这样一来，编绳被卡在契口里，便不会上下乱动了。

一般来说，编绳会在竹简的头、脚各编一道，如果简特别长，还会中间再编一道，这些编绳都必须保持一条直线，横跨每一枚竹简。所以同一册竹简的契口，也一定会位于同一位置。

历经漫长的时光之后，编绳烂朽，契口却能保留下来。我们把这些竹简搁在一起，观察它们的契口编绳位置，如果能对齐成一条直线，那说明必然出自同一册简书。

古人切契口，只是为了装订方便。他们可没想到，这个小小的缺口，成为日后竹简研究重要的参考痕迹。

更重要的是，契口这一特征并不罕见，普遍存在于诸多竹简。所以这个判定方法，应用范围会非常广泛，很多竹简得以复原了本来面目。

比如前面提到的《容成氏》。它的第 35 号简，本来是两枚残片，由整理者合为一简。但后来有人发现，35 号简的编绳位置，跟其他竹简的对不上，构不成一条线段。如果把两枚简拆开，把 35B 段放到 3 号和 4 号简之间，再把 35A 放到 34 和 38 号简之间，就能拼出一条完整的编绳横线了。

契口的威力，还不止于此。

上博藏有另外一篇楚简《子羔》，一共有 14 枚简，全部是残简。想恢复它的原貌，近乎是不可能的。可一次偶尔的机会，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发现一枚残简，居然同属《子羔》一篇。学者们就像是找到一枚失落已久的拼图，整个局面豁然开朗。

研究者发现，《子羔》篇的作者是个处女座，书写格式非常整齐。整册书一共用了三道编绳，每一枚竹简的第一道编绳（契口）上方，都不多不少写上八个字。

只有第 11 号残简是例外。它的第一道编绳契口上方，只有一个“之”字，显然位置不对。

很快学者们就搞清楚了。原来这 11 号残简，并不是独立的一枚简，它其实是另外一枚残简的一部分。他们将其拼回到另外一枚残简“也观于伊而得”的下方，这样一来，第一道编绳上方，就有了七个字：“也观于伊而得之”，再算上简首残去一字，正好八个字，与全篇格式符合。

同样的逻辑，中文大学那一枚藏简的第一道编绳，位于“乃”字下方，拼回到另外一枚竹简“三年而画于膺生”之下，正好也是八个字。

就这样，简文的真相，就在契口、编绳和文字格式的交错下，徐徐浮出水面。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契口并非是万灵药。比如说一册竹书十枚简，一共有十个契口位置。无论竹简次序怎么摆放，它们的契口位置始终呈一条直线，我们只能判断它们是不是一册所出，却没办法判定正确的排序信息。

《容城氏》也罢，《子羔》也罢，它们的次序考证，都是多方线索合力证明的结果。事实上，不止契口，前面说的那些侦察手段，很少能够单一奏效。往往需要多管齐下，多方交叉证明，才能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

如清华简里的《傅说之命》，一共分为三篇。竹简长度统一在 45 厘米，简端同为平端。而且笔迹相同，平均一简字数是 28，说明出自同一人之手。《说命》分为上、中、下三篇，根据简上竹节位置，可以分出《说命》上的 1-5 号简为一组；《说命》中的简 1 和简 3 是一组，简 2、简 4 到 7 是一组；《说命》下则可以简 2 到 7，简 8-10 分出两组——基本上咱们前面说的手段，全用上了。

特别要指出的是，所有《傅说之命》简的编绳契口位置，都是相同的，而且附近还有墨字被磨泐的痕迹——这说明，写作者是先写好竹简内容，再用绳子一片片编连起来，在这个过程中绳子不小心刮蹭了墨字，留下痕迹。

这个细节特别重要。

咱们可以想一下。你现在是古代的一位书吏，要写一份工作报告。你拿起一把空白散碎竹简，一枚一枚写，中间一不留神写错了一行字，刮掉太麻烦，干脆把这枚错简拿开，再找一枚新的空白简重写。报告写完，你将竹简按次序在地上摆好，用一把削刀依次在简上切出上下契口，用两道蔺草缠在契口上，每一简一结，最后编成一卷竹书。

而另外一位书吏则比较懒惰，他从库房里要了一卷已经编连好的空白竹书，拿笔在上面写。中间一不留神，也写错了一行字。但没关系，他可以从容地把这枚简上下两个绳结解开，抽出去，再换一枚新的空白简进竹册，重新打契口，再编好，继续写。

看出两者的区别了吧？

前者是先写后编，定稿在编连之前，所以竹册的编连一次成型，不会再有改动，

后者是先编后写，写作途中如果出现严重笔误，会抽换新简进来。这一替一换，新简的契口和编绳位置，就未必能和原来的竹册保持统一了——就好像你在嘴里镶了个假牙，怎么也不会如原牙排列那么紧密。

如果是先编后写的场合，就算契口和编绳位置发生偏差，也无法否定两枚简之间的关系——谁知道是不是重编过，这个手段的参考意义就没那么大了。

说到这里，特别要表扬一下秦国。

秦国虽然奉行法家，算是法国，但行事风格却是地地道道的德国范儿，特别严谨。

睡虎地曾经出土过一批秦简，里面包括了大量地方官员的庶务档案以及法律文书，揭示出了一个富有细致、严谨的处女座官僚体系。

其中有一批简，叫做《为吏之道》，一共 51 枚竹简。顾名思义，是官吏的学习手册。这本书的简面上，分成了上下五栏，对的特别整齐。每一栏的文字上方，还划有一条浅浅的刀痕线。学者们靠这个指示，轻松愉快地完成了排序和释读工作。

究其原因，是因为秦法严格，官吏们在文书上犯了错，动辄要挨骂或罚款，甚至还可能受髡刑。官吏们为了避免犯错，把竹简上用尺子先打好格式，再往里填字。

《为吏之道》还不算什么。有一份湖北江陵王家台出土的秦简叫《政事之常》，居然用直、斜线在竹书上画成一个方形图表，对角处相交位于中央。正文分成三圈书写，内圈谈政事，中圈写注解，外圈是进一步阐释，简直玩出花来了。

说回正题。

所有的这些拼图手法，是历代学者殚精竭虑的成果，精妙、有效、洞察入微，可是……总觉得还是缺了点什么。

它们都存在一个缺陷：提供的线索始终是间接猜测，没办法直接、明确地告诉你竹简的次序。

这就好像我们可以通过香气、摆盘、食材产地和烹饪工艺来猜测一道菜的味道，可到底好不好吃，还是得亲自去尝一口才踏实。学者们一直在探讨，这些竹简身上，到底还有没有隐藏着一个更直接、更显著的简序判断方式？

有趣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比发现者更早出现。

1986 年，湖北省考古队在荆门包山的一座楚墓找出 448 枚楚简，内容包括遣册、占卜记录和司法文书。在随后 1992 年发布的考古报告里，撰写者在讲完楚简概况之后，顺手提了一句“有少量竹简背面有刻刀划出的斜线，或笔划出的墨线，相邻的简可据此相接，有的则互不相关。这两种线，可能是在编联之前做的某种记号。”

当时包山楚墓出土的好东西太多了，无论是撰写者本人还是读者，都没对这个小细节过多留意。在接下来的近三十年里，这句话沉没在各式简牍研究的大海底部，默默无闻。

2010 年，北大获赠了一批秦简，一共有 763 枚。北大如获至宝，立刻组织人手，对这批秦简展开整理工作。当时参与的学生里，有一个人叫孙沛阳，他在整理过程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批秦简的背后，有很多刻痕和墨线，而且都是歪歪斜斜的。

这批秦简交过来的时候，是裹在一个大塑料筒里，彼此叠压断裂，保存状况很糟糕。外表满是板结的污泥，简面被氧化成黑色。如果是别人，可能就把这些毫不起眼的刻痕给忽略掉了。

但孙沛阳没有，他查阅了一下，查到二十多年前包山楚墓简里有着同样的特征，撰写者也提出了类似的猜想。从此以后，孙沛阳脑子里隐隐约约有了一个想法，并开始着手调查。

到了 2011 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和《岳麓书院藏秦简（一）》出版，这是简牍学的两本重要资料书，提供了清华简和岳麓书院秦简的竹简高清图，供学术界研读。

更难得是，两本书里不止有竹简正面高清照片，连竹简背面也都专门拍了。

孙沛阳仔细研读了这些照片，发现在它们的背面，居然也有刻痕与墨线的痕迹——这绝非是一个孤立或偶然现象，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规律。

随后孙沛阳在老师的帮助下，调查了其他一大批简牍，最终形成了一篇震惊学界的论文《简册背划线初探》。

忽略掉艰涩的学术推论过程，简单来说，“简背划线”是这样的：

前面说了，竹册是用编绳串成，很容易散乱，一散就得重新往回拼。这件事不光现代学术界头疼，对古人来说，也是个麻烦事。

怎样快捷地把散乱的竹册正确编连呢？

注意这个“快捷”二字。对古人来说，竹书是日用品，有问题必须马上解决，不可能像现代简牍研究那么慢悠悠地编连、释读，必须得有一个极其直观、简洁的排序指引。

清华简的作者，在竹简背后写了编号，可惜这个做法并没成为主流；岳麓秦简的作者，在简册上划一道横线，可这么做的参考意义有限。

好，横线不行，那斜线呢？

不知是哪位天才想出来的创举，他把竹册翻了个面，在简背拿起刀子或毛笔，斜斜地从左上角划了一条线到右下角。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别小看这一条小小的斜线，它彻底解决了竹简的排序问题。

因为斜率的存在，这条线在每一枚竹简上出现的位置都不同，只有把竹简排列成正确的次序，才能在简背看到这一条完整的斜线。这种标识方式设置简易、辨认简洁、排序清楚，完全符合古人整理竹简的需求。

理论上没什么问题，可还需要验证。

为了确认这个猜想，他用了一个反证法。如果简背呈现斜线，能提供正确的竹册排序，那么如果有一册正确排序的竹册，它的背面一定也存在这么一条完整斜线。

于是孙沛阳找来了《岳麓书简》里的三篇《质日》。

《质日》是一种很特殊的简牍文本，它会列出当年的日期干支，然后在每一个日子下面记事——和日记的性质差不多。它的排序相对容易辨认，因为日期就是天然的页码。

这三篇《质日》的排序，已无疑问。接下来，只要把它翻个面就够了。（其实在实际操作中，孙沛阳还是先纠正了两处误排，才开始验证）

清晰的简背刻线，就这么展现在眼前。

紧接着，孙沛阳又检验了清华简。

清华简本来就有简序编号，次序并无疑议。现在在它们的背面，也出现了同样的刻线。尽管这些简并不完整，但只要通过调整次序和补入废简，就可以还原出刻线的全貌。

就这样，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在一双细心的眼睛注视下缓缓浮现。隐藏着上古秘密的简牍大门，竟被这一根细小的刻线撬开了一条大缝。

孙沛阳再接再厉，又检查了包山楚简、郭店楚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银雀山汉简、北大藏汉简等多处收藏，找到了大量此前被人忽略的简背线，要么是用刀刻成的，要么是用墨划出来的。

这说明，简背刻线或墨划线，绝非某个人临时起意而为，而是一种通行的简序标记方式。

这个发现，对研究者的意义太重大了。

中国现存的出土竹简数量庞大。可以想象，有多少此前无法解读和编连的简牍，会因此而拼合复原；有多少难以索解的重要文献，会因此得以重见天日；中国历史和文化上的多少空白，会因此而得以填充补完。

有了这么一个参照物，学者们从此玩简牍拼图游戏，就可以尽情作弊了。

这个发现，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最关心古文物学术动态的，除了研究者之外，还有一类人，就是造假者。

他们为了伪造文物贩卖高价，会关注学术上的每一次突破，并以惊人的效率弥补缺漏，力求真伪莫辩。

举个例子。原来的青铜器造假，只要注意形制、锈蚀等方面就够了。后来随着技术发展，学者们可以借助显微和透视设备，去观察铸造时留下的范缝、芯痕等痕迹，甚至能看到分子级别的材料构成，这让旧有赝品无处遁形。没想到造假者紧跟潮流，把小件真品青铜器打碎成原料，铸成大型赝品上去，设备就无能为力了。

简牍也是造假重灾区。最常见的手法，是在真正的空白竹简上伪造墨字。书写者对古文字理解透彻，下笔有典，经常连专家都要中招。

所以各个研究机构重金回购的简牍，都会面临真伪的争议。

在孙沛阳之前，从来没人注意过简背刻线与墨线的存在，学术界完全没展开过讨论。

学术界都不知道的事，伪造者自然无从得知。他们在伪造简牍时，更不会想到要在简背下功夫。

也就是说，如果一枚竹简的背面没有刻线或墨线，它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但如果竹简背后能拼出简背刻线或墨线，则是真品无疑。

这个发现无法杜绝以后造假者的模仿，但它替一大批现存的竹简验明了正身，消除了真伪争议。从此研究者们可以放心地去钻研，这是大贡献、大功德。

孙沛阳的这篇论文发出之后，引发了广泛的兴趣和讨论。很多学者纷纷用这个发现去验证，收获丰硕。

比如在清华简里，有《赤 X 之集汤之屋》《尹至》《尹诰》三篇，共有竹简 24 支。它们无论形制、尺寸、笔迹都完全一样，契口和编痕也位置相同，内容都是叙述伊尹与汤的事迹。哪枚竹简属于哪一篇，如何分配排序，一直是个头疼的问题。

现在有了简背刻线，这事就简单了。

从图中就能看出来。三篇文章的简背划了三条斜线，斜率都不同，这应该是撰写者做出的记号。把三条斜线拼完，三篇的正确排序和分界也就一目了然了。

《岳麓秦简》也因此获益匪浅。他们的收藏里有一套《为狱等状四种》，是秦代的案例合集。学者利用这个最新的发现去检验，发现据简背划线编排竹简，以及根据简文内容来编排竹简，这两种方法得出的简序几乎一致。

这些陆陆续续的发现，证明“简背划线”在整理古代文献时的威力。一扇扇紧闭的竹简大门，被这一把万能钥匙轻松扭开。

当然，这个发现也并非全无缺陷。

比如在《岳麓秦简》里，就出现过划线连贯但简文不连读，或简文连贯但划线却错开的情况。有一枚编号叫 1471 号的竹简，甚至背面还发现了上下两条划线。

《清华简》里也有类似的例外。之前提到《傅说之命》篇，上篇的 1-5 号简背有一条连贯的划线，但 6-7 号却没有。中篇的 1 号简和 3 号简，划线连贯，而 2 号、4 号 -7 号背面则没有划线。下篇的九枚简则干脆没有划线。

这两篇文献的简序，从简文来读是没有疑问的，划线却不连贯。说明正确的简序和划线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应关系。

孙沛阳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在研究时曾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划线位置，和竹节之间有联系，而且相邻两简之间的划线，总是微微错开，不贴合。

于是他做了一个推论：也许古代工匠是先截一段竹筒，然后绕着竹筒划出一条斜线，然后再劈成数枚竹简。

换言之，工序是 1 在竹筒上划线；2 制空白简；3 编联；4 书写。

书写者在空白简上写字时，简序肯定是按照划线的顺序排好。但写文不可能一气呵成，中间肯定免不了错写漏写。碰到这种情况，他会把错简抽走，再拿一枚空白新简替换进来。

一经修改，原有的简背划线便被破坏掉了。

所以像《傅说之命》那种情况，很可能是因为简册经过了多次修改替换，才导致划线不规律。

这样一来，就可以解释简序和划线不统一的问题了。

但也有人提出质疑，在清华简和岳麓秦简里，同一处竹简既有编号，也有刻线，何必多此一举？

刻线真的是古人为了简序而做的吗？还是别有用处？

而且从技术上来说，在圆柱状物体表面画一圈螺线，展开后还能保持直线，这个加工难度不小，也似乎没有必要。

比如北大简《老子》，如果按照划痕排列，有几根竹简会冒头，上端不平。如果是一个竹筒劈出来的，上端应该都是对齐的。如果是先把竹简制成，铺在地上压住再划线，是不是会更合理一些？

总之，简背划线的诸多细节，目前还存在不少争议。

孙沛阳自己对这个发现，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在《简册背划线初探》结尾特意强调：“简册背划线可以帮助解决一些竹简编联问题。但是，古人并不一定每次书写都按序取简，也不一定有足够多的竹简来写完一长篇文字。这些不可知的因素，说明简册背划线对于简序编排并无决定性作用。所以，虽然简册背划线有提示简序的作用，但只是辅助作用，不可以孤立运用。只有同时综合考虑竹简上的其他信息，诸如竹简尺寸、文字内容等，与简册背划线形态彼此互证，以简文通读为首要标准，才能正确发挥其作用。”

无论如何，简册背划线的发现，对于简牍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它为研究者提供了一把犀利的新工具，能够进一步揭开中华上古历史的面纱。而学者们在寻找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睿智、洞察力和耐心，也十分令人陶醉——所谓的智识之美，即在于此。

在文章的最后，还是得老生常谈一下。

从很多的简牍考古报告里能看到：如果墓穴未被盗扰过，出土简牍很容易恢复排序。虽然它们的编绳朽烂，但次序还是保持原样。考古人员在提取时，会详细拍照、记录、编号，以供后来者参考。

而在曾经被盗过的墓穴里，简牍往往会被盗墓贼扔得到处都是，简序散乱，这种恢复起来难度极大，里面所保存的重要内容从此消失，再无复原可能。中华文明的其中一小块，从此彻底缺失。

盗墓和考古的区别到底在哪，不言而喻。

部分参考篇目：

简册背划线初探_孙沛阳

20 世纪以来出土简牍_含帛书_年代学暨简牍书署制度研究_张冬冬

_书_类文献先秦流传考_程浩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_朱凤瀚

古书成书研究再反思_以清华简_书_类文献为中心_程浩

关于郭店楚简_六德_诸篇编连的调整_陈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