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搞清楚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建议仔细阅读本回答，大概用时 6 分钟。

施普林格细胞生物学及生物化学编辑总监彼得·巴特勒向世界说表示，此次撤稿不会造成该集团今后对中国科学家的投稿采用更为严格的流程，但是对作者建议的评审人的名字会彻底核查。

尽管如此，此次事件依旧将对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国际名誉带来重创。

世界说为此专访了多位出版界、科学界人士，包括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的编辑总监、医学领域的学者、华人科学家等，试图回答这一事件的五个核心问题。

建议先别先别一窝蜂地冷嘲热讽“中国学术界”怎样怎样，先看完下面这五点，再做评判。

1、为何会突然爆发如此大规模的撤稿事件？

“我们撤销这些已发表论文，是因为在该刊发表论文所需的同行评审流程，遭到了假冒同行评审报告的蓄意破坏。”施普林格的巴特勒向世界说表示。

不少学术期刊接受论文作者在提交论文时，向期刊推荐该论文的审稿人。出版物道德委员会（COPE）发布的官方发布的一份声明显示，作者在推荐审稿人时，使用了审稿人的真实姓名，但假冒了其电子邮件地址。这让期刊编辑以为文章发送给了真正的评审人。“在我们与真正的评审人进行调查和沟通之后，他们确认并没有对论文做过评审。”巴特勒表示。

△ 出版物道德委员会声明截图

巴特勒同时也指出，此次撤稿并不是因为出现了新的违规情况，而是期刊《肿瘤生物学》在 2016 年的一次撤稿后，进一步人工核查所发现的结果。

据悉，施普林格在 2015 年和 2016 年都曾对旗下的多家期刊进行过核查。单是 2016 一年，就有 58 篇论文因违规操作被撤下，其中 25 篇来自《肿瘤生物学》。卷入 2016 年撤稿丑闻的多是伊朗学者，违规方式除了同行评议造假之外，还有剽窃。自今年以来，施普林格也已经停止了与《肿瘤生物学》杂志的合作，不再担任该杂志的出版方。自今年以来，该杂志已经由出版商 SAGE 负责出版事宜。

2、是否属于学术造假、违规者将面临怎样的处罚？

正在欧洲攻读医学博士的 Robin 向世界说表示，施普林格这次撤稿并不是针对论文最终成果的造假，而是针对同行评议的造假。在英文里，这两种行为分别可以对应”fraud”（欺诈）和“misconduct”（不端），后者的程度比前者要轻一些。

△因篡改实验数据而学术声誉尽毁的日本科学家小保方晴子

“国内目前对于学术不端还是太宽容了。发现不端行为以后，也就是申请一些课题基金时会受到点影响。”Robin 表示，而在他就读的这所欧洲大学，一旦发生学术不端行为，无论学术成就有多高，很大概率是会被直接辞退。

即使只是针对同行评议的违规操作，在西方学界看来也是非常严重的。在接受世界说专访时，施普林格的巴特勒很谨慎地把“违规的第三方机构”和“论文作者”做了切割：“我们知道，不少作者将稿件托付第三方机构做语言编辑。目前尚不清楚稿件作者是否知晓这些机构假冒评议人的计划。”

巴特勒说，人们有发表文章的压力，这不仅是在中国，全球范围也如此。因此，许多为非英语母语者提供论文语言服务的第三方机构应运而生。“但在中国，有一定证据表明，提供所谓语言编辑服务的第三方机构在操纵评审流程上发挥了作用。”

他表示，目前他们还不掌握更多关于第三方机构的细节，正在调查之中。”我们联系了每篇文章的通讯作者，并请其通知其他所有作者。有些人表示了歉意，有的还提供了第三方机构为之提供帮助的情况。”

在谈到可能的“处罚”时，巴特勒表示，撤稿的目的是更正已出版的科学记录，而非惩罚作者。“我们知道发表文章对于科研人员职业生涯、基金获得和声誉的重要性。我们希望能与作者及其机构共同提高防范意识，让作者的科研成果能在完好的同行评审流程中得到合乎规范的评估。”

3、给造假留下漏洞的作者推荐审稿人制度，为何仍被保留？

论文的作者可以向期刊编辑推荐审稿人，这给作者“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留下了制度漏洞，也让大量不合规的第三方机构钻了空子以此牟利。这一审稿制度在学界已有诸多争议。

最初，这一审稿制度的出现是因为许多普通期刊资源有限：按理说，期刊主编应该来决定每篇文章的审稿人。顶级期刊主编的资源比较多，一般可以很快找到合适的审稿人。但普通期刊的主编，如果遇上自己不熟悉领域，要找审稿人相对困难。推荐的机制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常年深耕某一领域的科学家，总比知识面广而不深的主编更了解自己领域内的人。所以，很多普通期刊还是保留作者推荐审稿人的选项，而顶级期刊则更常由主编选择审稿人。此次撤稿的《肿瘤生物学》影响因子为 2.9，在 213 个肿瘤学期刊中排名第 104，属于水平中游的期刊。

但这种划分也不尽然。以自然科学领域的三份顶级期刊为例：根据官方网站信息，Nature 和 Cell 是完全的主编决定制，Science 则是兼有作者推荐 + 主编决定。医学博士 Robin 介绍道，有些接受作者推荐审稿人的期刊，并不一定会采用作者的推荐；或者有时一篇文章需要多位审稿人，但只接受一位来自作者推荐。Robin 表示，并不能认为，接受作者推荐审稿人机制的期刊就是不够好的期刊；但是有的期刊过于依赖作者推荐，而并没有仔细审核被推荐的人，比如检查作者给出的邮箱，则就有可能被利用。

△Cell 的网站截图

德国马普化学生态学研究所副教授 Andrew Davis 则坚决反对作者推荐制。他认为，寻找审稿人应该是编辑的责任，而不是作者的责任。对那些资源少的普通期刊编辑来说，完全可以利用学界目前已建立起的审稿人数据库来查找合适的审稿人，而不需要通过作者推荐。比如 JANE (jane/http://biosemantics.org)，就包含了大量学者及文章的数据，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曾在相关领域发表过文章的人。

“出版流程从根本上说是以信任为基础的，如果有人蓄意去规避系统，他们有可能会得手。”巴特勒向世界说表示，他们目前也在实验一些新方法，以提升评审人的身份验证，比如，要求评审人提供更多信息，如单位名称、以机构名结尾的电子邮件地址、ORCID/SCOPUS 数据库身份号码、发表文章列表的链接等。在作者方面，他们已开始实施一个可自动提示论文修改前后的作者变化的功能。为了检查剽窃及包括在稿件中的伦理声明，他们也将在改进后的新工作流程中纳入稿件筛查的服务。

4、为何造假扎堆来自中国？

打开斯普林格官方公布的名单，遭撤稿的 107 篇论文全部来源于中国作者，医学领域是重灾区，由以高校附属医院为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山东大学附属医院以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是此次论文集中曝光的大头。

略略往前追溯，这并不是第一次中国学者遭国际期刊集体撤稿。2015 年 3 月，英国现代生物出版集团（BMC）撤销了 43 篇涉嫌同行评审的论文，其中 41 篇来自中国作者。2015 年 8 月是普林格集团撤下旗下期刊已发表的 64 篇论文，这些论文全部来自中国作者。

在医学博士 Robin 看来，这绝非巧合：中国医生的评价体系给大规模造假提供了特殊的动机。特别是在高校附属医院，即使主要工作是“拿手术刀、上手术台”的医生，也有科研压力。“升迁不看医术，而看科研、看发表”，这样的晋升机制让很多没有精力踏实搞科研的医生开始投机取巧，比如，寻求一些中等偏下的期刊发文。“很多人有侥幸心理，找份儿不那么好的期刊，发文章比较容易，也没有很高的学术关注度，认为发出去的文章即使违规也没什么人会来查。”Robin 表示。

除了中国医学学者的评价体系，本次矛头还指向了操刀假邮箱的“第三方机构”。市场经济的逻辑在全面引入当代中国以后，被高速发展的时代无限放大、却又同时缺乏监管。在利润的刺激下，任何产业都可以市场化，包括学术界。医生们无精力做学术却又需要科研成果，这个需求被市场敏锐地捕捉到，借以“语言润色”、“翻译服务”的合法躯壳，大量实际操刀学术造假的第三方机构应运而生。

△ 通过网络搜索找到的论文服务机构，可直接代写论文

5、是否会对中国科学家造成集体性影响？

“此次撤稿不会造成（施普林格出版集团）今后对中国科学家的投稿采用更为严格的流程，但是对作者建议的评审人的名字会彻底核查。”巴特勒对世界说表示。

然而，这并没有打消中国科学家们的担心。在接受采访过程中，多位华人科学家向世界说表示，这将对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国际名誉带来重创。

医学博士 Robin 表示，往坏了说，这也许会引发出国际期刊在面对中国学者的投稿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采取“有罪推定”——先预设是文章有问题的，特别加大核查力度，延长投稿周期。

正在北京某高校医学院供职的学者陈明（化名）则表示，不只是个人，那些“榜上有名”的学术机构也将受到影响。在将来，来自这些学术机构的其他投稿或将被认为是重点查防的对象。

据《科学时报》报道，4 月 18 日，中国科协曾就撤稿事件与施普林格出版集团进行了会谈。

△中国科协与施普林格出版集团会谈。（图片来源：科协网站）

会谈的焦点之一是责任的认定。中方观点是，同行评议造假的屡禁不止，除了归咎作者和第三方机构，出版集团也有“没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的责任。出版集团应尽快完善内控机制，把问题论文处理在发表之前，而不是发表之后一撤了之；同时高度警惕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与‘第三方’机构有勾结的‘掠夺性期刊’。”

会谈两天以后，施普林格方面发布了撤稿消息。

世界说 王磬
发自 巴黎

其实就像很多人已经提到的，这不是 springer 第一次大面积撤稿中国论文了，之前在 2015 年的时候也发生过。

中国官方对这件事的态度是：对内严查，对外护犊子。当时这件事爆出之后，官方就组织了一批老院士走访了所有被撤稿的作者，看看到底是被西方社会冤枉了、歧视了还是我们确实有问题。

因为山东是重灾区，所以走访的力度非常大，我也有所耳闻。判断的标准其实贼简单，只要稍微问一下统计学和数据分析的基本常识，比如 p 值是啥就可以判断出来了。结果表明，这不只是委托第三方的问题，这些伪造论文的作者根本就没有写出那篇文章的能力。结论就是：赤裸裸的造假。

大多数造假文章用的研究方法都是同一个研究方法，区别只是数据。而且有证据表明，这些造假绝大多数来自于一个由上海某 top 2 大学的一群毕业了找不到工作的生命科学博士毕业生开的公司。当然，我不知道这个公司后来被处理了没有。

2015 年底，七个国家部委出台了学术研究的“五不准”，内容是（中国科协等七部委联合印发“五不准”_财经_环球网）：

《发表学术论文“五不准”》具体包括：一、不准由“第三方”代写论文。科技工作者应自己完成论文撰写，坚决抵制“第三方”提供论文代写服务。二、不准由“第三方”代投论文。科技工作者应学习、掌握学术期刊投稿程序，亲自完成提交论文、回应评审意见的全过程，坚决抵制“第三方”提供论文代投服务。三、不准由“第三方”对论文内容进行修改。论文作者委托“第三方”进行论文语言润色，应基于作者完成的论文原稿，且仅限于对语言表达方式的完善，坚决抵制以语言润色的名义修改论文的实质内容。四、不准提供虚假同行评审人信息。科技工作者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如需推荐同行评审人，应确保所提供的评审人姓名、联系方式等信息真实可靠，坚决抵制同行评审环节的任何弄虚作假行为。五、不准违反论文署名规范。所有论文署名作者应事先审阅并同意署名发表论文，并对论文内容负有知情同意的责任；论文起草人必须事先征求署名作者对论文全文的意见并征得其署名同意。论文署名的每一位作者都必须对论文有实质性学术贡献，坚决抵制无实质性学术贡献者在论文上署名。

另外，调查过程中发现，大部分人属于 @世界说 提到的职称评定的问题，但也有 staff 想要靠发表论文转成教师的案例（在我看来这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弊病），还有真被冤枉的。总之，这里面暴露出的根本问题是，很多上了年纪的或者是没有经历过正规学术训练的老字辈，迫于科研压力所采取的必然选择——现代科学研究的门槛儿越来越高，变化速度很快，如果没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跟不上潮流是必然的。当然，你是不是同情他们，决定于你是不是同情祁同伟……

这件事的根本原因，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根本上还是中国人彼此之间缺乏信任的问题。一个陌生的中国人和一个陌生的老美都朝你借钱，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借给老美，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没那么可信。这是一个囚徒困境问题，一个国家的整体信誉是由我们所有人的信誉构成的，是一个公共物品。但极端的情况下，每个人碍于自己的利益去欺诈的结果就是所有人看到中国人就不信。

不止老外不信任我们，我们自己也不信任我们。就拿我们的博士学位来说吧，在国外，博士期间不发表论文也是可以毕业的（当然发了更好），学生能不能毕业纯粹看学院和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对毕业论文的评定。但是这事儿到了中国，就不可能了，学院不信任学生，学校不信任学院，教育部不信任学校，大家的本能反应都是“只要涉及主观评定一定存在腐败造假”。结果呢？所有学校都要求客观的评价标准，有的要求高、有的要求低，但是根本上的要求都是“客观、可量化”。比如我所在的挨千刀的山大，就要求两篇 C 刊。当然，这个要求本身不是坏事，但是造成的结果很可怕，学院会想，反正 C 刊的编辑部会帮我审核这个学生的学术能力，我才懒得审核他的毕业论文呢。同理，学校、教育部都不会太拿你的毕业论文的质量当回事儿……更有甚者，教育部会经常审核你的毕业率，看到毕业率低，人家想到的不是“你们毕业门槛儿高”，而是“你们教学质量差”，现象发生的多了，会直接取消你的博士点……这在另一个层面构成了学校根本不看你的毕业论文、只要客观标准达到了一律放行的动机。

于是，你会发现中国人的学位论文根本没法看。

这次问题主要是医学界的，我想对于医生这个客观可量化的指挥棒更可怕。你一年接诊多少病人，治愈率是多少，本身都不是好的量化标准——看病背后的所有指标，作为客观标准都有问题。只有发论文没问题，因为：1. 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因子可量化，2. 大部分自然科学要求发外国期刊，老外比中国人更可以信任。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把职称评定的权力还给医院和学校，但是抱歉，我不信任你，这个权我不能给。

可以想见，只要这种互不信任的情况一直存在，这种客观标准挂帅的现象就无法被从根本上杜绝。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