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上周（12 月 12 号）公开的 NBER Working paper 中，Chetty et al.的论文 "The Fading American Dream: Trends in Absolute Income Mobility Since 1940"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布鲁金斯以及一大票经济学博主）。这篇论文隶属于由 Raj Chetty 和 Nathaniel Hendren 主导的 Th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Project，在Th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Project的主页上可以查看可视化的数据展示和相关的文献支持与研究信息。

这篇文章的标题就非常夺人眼球，《消逝的“美国梦”》，简直就是给川普的“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打了个完美的广告。在大多数报道中，被拿出来作为本文最大噱头的应该就是如下这张图：

（Photo Credit: Marginal REVOLUTION ）

这张图想要表达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以一个美国人大约 30 岁时的收入作为衡量标准（根据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进行相应调整），如果你出生在 1940 年，你有 92% 的几率比你的父母挣得要多；如果你出生在 1950 年，这个几率下降到 79%；1960 年进一步下降到 62%；1970 年下降到 61%；而 1980 年出生的美国人（也就是如今处于壮年的一代美国人）则只有 50% 的几率在 30 岁时挣得比其父母在 30 岁时要多。

文章标题中所说的“Absolute Income Mobility”绝对收入流动性的定义就是这个几率。其实一直以来我们更多关注的是“相对收入流动性”，比如 Raj Chetty 等人 2014 年发表在 AER Papers and Proceeding 上的论文“Is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a Land of Opportunity? Recent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的着眼点就是，不同收入阶层的家长，其子女的收入是否能够达到更高的收入阶层，这里的收入阶层就是一个相对的值（不管社会相对富裕还是贫穷，总有人处在最高的 20% 也有人处在最低的 20%）；正如一般人所预料的，相对收入流动性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是在逐渐下降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阶级固化”。但本文所用的指标是收入而非收入阶层，如果社会繁荣发展，即使收入阶层固化了，所有人也仍然可以挣得越来越多（以商品计，不是以货币计）才对，因此这篇文章所描述的绝对收入流动性的下降远比相对收入流动性下降来得悲观。

一张更加详细的变化趋势图，来自论文附录：

进一步分析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同样来自论文附录：

这张图的横轴是“家长收入在全社会的排名（百分比）”，纵轴是“孩子收入超过家长的几率”。可以看出，对于低收入家庭（曲线的最左端）和高收入家庭（曲线的最右端），随着时间的进展，孩子收入超过家长的几率下降得相对要慢一些，而下降最快的恰恰是曲线中段的中等收入家庭。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趋势呢？作者给出了这样一张图：

这张图包含了四条曲线，由上至下依次是：

（1）1940 年实际曲线

（2）1980 年数据根据 1940 年组的收入分布进行调整

（3）1980 年数据根据 1940 年组的 GDP 增长率进行调整

（4）1980 年实际曲线

作者认为，“美国梦”的消逝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美国的经济增长正在逐渐放缓，1940 年组的增长率是 2.5%，而 1980 年组则只有 1.5%；其二是美国的收入不平等也随着时间不断放大，1980 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远高于 1940 年。

那么，这两个原因哪个才是占主要地位呢？这就有了上面这张图中的中间两条曲线：

如果我们只按照 GDP 增长率进行调整，也就是说我们假定 1980 年组同样享受了 1940 年组那样较高的 GDP 增长，那么绝对收入流动性将从 50% 提高到 61.9%；

但如果我们只按照收入分布进行调整，也就是说我们假定 1980 年组像 1940 年组那样更加“公平”地享受了经济发展，那么绝对收入流动性一下子就提高到了 79.6%。

所以作者认为，尽管这两个因素都加剧了“美国梦”的消逝，但收入分布不平等的加剧才是其中的罪魁祸首。

对于这枚“Chetty-bomb”（语出布鲁金斯报道的标题），质疑自然是免不了的。比如，Vincent Geleso（德州理工大学博士后，同时任教于蒙特利尔高等商学院）的这篇博客就提出，尽管论文中进行了较为详尽的 Sensitivity Analysis（包括不同的物价指数、根据家庭规模的变化进行调整、使用 40 岁而不是 30 岁时的收入、使用税后和转移支付后收入而不是税前收入、使用另外的流动性衡量指标等），但是这些分析都是单独进行的，的确每一种分析中所调整的数据处理方式都不至于改变结论，然而作者却没有报告如果将这些数据处理方式同时进行调整所得到的结果（而这一结果很有可能说明其实绝对收入流动性的变化并没有那么显著）。

如何玩弄数据是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则是另一方面，也就是在玩弄数据的同时是否疏忽了人们的选择问题（换言之，微观基础）。我校的 Matthew Kahn 教授就这篇论文连发了两篇博客：The Economics of New Goods: The Case of Fresh Fruit without Wax和Are You Richer than Your Dad? The Demand for a Time Travel Machine，其实主要观点都是一致的：从 1940~1970 这样的 30 年到 1980~2010 这样的 30 年之间，除了收入之外还有许多东西发生了变化，比如他列举到：

Yes , housing is more expensive now (and this is due to coastal land use regulation) but the quality adjusted price of every other good is now much lower. Pollution is now much lower. For segments of the population that have chronic diseases, the set of coping strategies is now much greater. If you are gay, your quality of life for the 1980 birth cohort is much higher than for the 1940 birth cohort or the 1960 birth cohort (AIDS in the early 1980s). If you are African-American, same point applies. Lebron James has had an easier life than Jackie Robinson or Hank Aaron or Bill Russell.

A 2017 $ purchases much more well being than a $ in 1950 or a $ in 1920. Leonhardt's index also doesn't investigate the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leisure and $ today. Your cell phone makes an hour of leisure much more pleasurable.

首先，学过初级宏观经济学的同学应该都知道，CPI 作为消费者物价指数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瑕疵，就是这个指数不能及时地考虑到商品质量和商品种类的变化。1940 年出生的人在 30 岁之前既不可能用上家用电脑也不可能用上智能手机，有许多新鲜的水果蔬菜也未必能够像今天这样方便的运输和贮藏，而且如 Kahn 教授所说，许多慢性病的治疗手段在今日也远比以往要丰富人有效得多。因此即使挣的比过去少，我们也未必愿意回到过去去生活。

其次，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发展，比如同性恋和少数族裔的权利，尽管如今因为过度“政治正确”而屡遭诟病，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即在 1940 年的社会中生存的同性恋和少数族裔远比今天要来得艰辛。

最后，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 leisure 的考量。我们知道工资的增长会有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工资的增长可以激励我们多工作（Substitution Effect），但另一方面工资增长了我只需要工作较少的时间就能获得相同的收入，所以我可以考虑少工作而增加我的闲暇（leisure）（Income Effect）；通常我们假定前者占上风。如果我们将工资看作是我们对工作的 valuation，那么 Kahn 教授提出的观点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对闲暇的 valuation 也提高了，我们是否也会更多的进行闲暇而不是工作呢？这样一来，收入的降低可能只不过是我们在闲暇和工作之间权衡取舍的结果而已。

(Photo Credit: Photo via Emanuele Bresciani via Visual h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