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谴责经济学家无法解释经济危机，这个可真是非常冤枉了经济学家了。因为在一个大家完全理性，能够预计到一切可能性的情况下，是不会有任何经济周期的。而我们之所有有经济周期，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理性预期之外，总是会发生一些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这些事情周期性总是会时不时的发生，故而出现了经济周期。

这篇文章就会展示一下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外生波动，就会导致巨大的生产力的变化，如同 2008 年的次贷危机一样。次贷危机其实本质上盘子并不大，但是却魔术般的导致美国输家最大的金融企业在几周之内同时面临破产的危险。

我们假定资产有两种，土地和钱，其中钱可以用来消费，也可以用来再生产。每个人的生命分为两个阶段：年轻的时候只有钱，没有土地也没有管理技能，需要用钱购买土地；年老的时候把土地抵押出去换来钱，也有了管理技能，可以把钱投入再生产创造利润，变成了“公司”。

在这个世界里面，为了简单起见，假设土地是唯一的抵押品，可以分为两种，好的土地和坏的土地，但是好和坏在抵押的时候是不知道的，除非在抵押的时候花一个成本去检查。当经济很好的时候，土地的平均价值比较高：比如说一块土地 80% 值 1 亿，20% 值 2000 万，那么均值就是 8400 万，而花很多成本，比如 1000 万来检查这块土地到底是不是好的土地，对于借款人来说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因为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下，这块土地都是好的土地。并且反正就算公司破产了，抵押品卖出去的时候，下一个卖家基于同样的道理也不会花成本去检查土地质量，还是用 6000 万来买它。

故而我们大家都满足于一个很高的平均值，最重要的是——这样东西我们又不消费它，只是让它储值，所以我们不需要花时间花成本去了解这件东西具体是好是坏，我们只需要知道它大概很可能是好的就行了。而这造就了很高的流动性，而流动性创造了经济繁荣，而随着流动性的增加，人们更没有动机去检查土地资产的好坏，于是在流转的过程中，土地资产的价格越来越向均值靠拢。这个讨论其实可以应用在一切泡沫中，比如房地产，比如股市，在大热的时候，随便买卖都可以赚钱，你自己花时间花精力去研究哪个“更好”，哪个“更坏”反而容易拖慢了节奏——反正预计到有人接盘，所以自己理性的保持无知状态，这就是“rational ignorance”。虽然我无知，但是我是理性的选择让自己无知，以避免“知”的过程中产生的成本。

但是现在一个小的负面的经济震荡来了，比如次贷危机，突然之间，百分之 20% 的好土地，变成了坏土地。如果土地的好坏在震荡之前是透明公开的话，这点小震荡其实不算什么，因为坏土地反正永远没有人要，而事先的好土地在震荡之后依然有 80% 的概率是好土地，年轻人依然会不假思索的来购买这块土地，而不用获取任何信息。

但是问题在于，在经济繁荣时期，人们都“理性的无知”，也就是说在经济繁荣时期，不管好土地坏土地，都能抵押到贷款。所以对于一块土地而言，在经济繁荣时期是 80% 的好土地，但是一旦 20% 的震荡发生，那么从整体范围来说，任意一块土地是好土地的概率就变成了 64%（80% * 80%），这个概率让检测土地是好是坏变得必须了（因为土地几乎有一半的概率是坏的，再不检测，自己要亏钱）。

于是经济危机发生了。在信息获取均衡下，每一次交易都要伴随着一个巨大的信息获取费用（检查土地），这个费用不但从效率上来讲是纯粹的浪费，并且信息获取也让土地的流动性减少，只有那些真正好的土地才能够参与到流通中，而因为运气不好，持有坏土地的接盘侠公司们因为贷不到款而纷纷破产，社会生产率大幅度下滑……

当一切结束之后，收拾余烬，土地的信息又都明了了。于是危机之后，良性资产又开始恢复流转，经济复苏。

但是随着一代一代家庭和公司的转变，土地的信息在流转中又开始变得信息不明，经济开始繁荣，直到某一时刻，另一个小的负面震荡的到来……也就是说，人们拒绝获取信息，让经济变得更加繁荣的同时，也变得更加的脆弱了。

在这个模型中，社会对信息的获取是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的。如果存在一个致力于优化社会最大福利的中央计划者，中央计划者会更乐意进行信息获取，因为一旦获取了一块土地的信息，在下一次震荡到来之前，中央计划者都会给予这块土地的抵押者最优的抵押金，而一次震荡和下一次震荡之间的距离毫无疑问是跨越很多期的。对于只能生存两期的人来说，显然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都不会考虑到两期之后的事情，他们不会把获取信息的外部性如同中央计划者一样扩展到世代交叠，所以他们会比中央计划者更加不情愿去获取信息。

但是——即便是真的有一个完美的中央计划者，也不会完全的消除经济的脆弱性。因为中央计划者也在做权衡：每一期都去研究一遍土地的信息毫无疑问是要付出太多的成本了，而像分散均衡那样太过于不情愿获取信息也不好，于是中央计划者会在两者之间取一个权衡，让经济的波动幅度比分散的情况下小一点，但不能完全的消灭经济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