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人海中,多少纽约客:与一本杂志似有若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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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孤岛原住民

虽然早在本科时就听闻过The New Yorker(《纽约客》杂志)的鼎鼎大名,甚至还在大一结束时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申请了The New Yorker Poetry Division的实习生。虽然入围第一轮,但最终还是惨遭拒绝,但对这本杂志真正产生好感竟是在离开美国求学东瀛的两年里。初到日本时因为不通日语,只能跟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以英文交流。这个在校园之中由留学生所组成的英文文化圈就如一座小小的孤岛,漂浮在日语的大海中。

除了国籍五花八门、英语或好或坏的留学生外,被困在这座孤岛上的还有从英语国家聘来的教授。留学生来到日本后或多或少都会学习日文,作为中国人更是仗着汉字的优势,很快搞定日语阅读。但教授们或许是因为年纪太大又醉心于自己的研究,无暇抽空学日语,最后大多成了这座孤岛上的原住民。

D教授是我们项目论文写作课的老师,因为留美出身的缘故,在他那过于基础的课上我几乎学不到什么东西。到最后,我几乎成了他的义务助教。像D这样一位English Literature出身的美国教授,在日本教语法和文章结构,未免大材小用,但如今英语国家人文学科教职竞争过于激烈,英文专业的学生出口其他国家,已是大势所趋。更何况,他还娶了一位讲英语的日本太太,以教授身份逆袭回美的希望已越来越渺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成了朋友,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圈子里,还有一位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他的日语技能与我刚好相反,听说勉强对付,汉字是死穴。

D教授夫妇会亲自驾车载我们去三重县重峦迭嶂之中的美术馆,会请我们到价格并不昂贵的西餐馆吃牛排,他的热情与礼貌的日本人相比显得突兀,显然,隐藏在他盛夏般的热情之下的是一个English native speaker在にほんご的汪洋大海中被禁锢的孤独。他需要有人和他讨论数十年前美国大学英文系里的必读书目;他需要有人和他一起站在白左的立场上,谴责美军在中东的state terrorism;他需要有人同他一起,批判Donald Trump那些令体面的中产阶级不屑一顾的民粹主义花招。

D教授会时不时地在课后,把一篇篇从New Yorker上复印下来的文章给我,他总是怀着一种迷之信念,认为我一定会耐着性子,把那些明显预设读者群不是我的万言长文读完。

不知为何,D的迷之信念总能实现。

也许,那是因为我也在那座日语海洋中的英语孤岛上,每日听涛声。

二、Even Old New York was Once New Amsterdam

都是因为D教授的强势安利,我才在断了几年之后,又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读起了New Yorker。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在撰写这篇安利文时,我略微搜索了一下《纽约客》这本创刊于1925年的杂志的历史。杂志在过去九十年里所历经的风风雨雨,总让我想起美国爵士乐歌曲Istanbul (not Constantinople) 里的一句歌词,“even old New York was once new Amsterdam”。如今在美国甚至全世界,《纽约客》的忠实拥趸是受过良好人文教育且有艺术修养的上层中产阶级左派,杂志以深度的新闻调查,优美的文笔与严谨的校稿著称,为了给读者提供准确无误的信息同时避免因为无信谣言而惹上官司,《纽约客》甚至雇了十五位编辑不厌其烦地对文章进行事实核实。相比于热衷于抢头条、传谣言的八卦媒体,The New Yorker可以说是一本地地道道的严肃杂志。但在1925年创刊时,创始人Harold Ross最想突出的特点却是“幽默”,一种不同于低俗搞笑的、有格调的幽默(sophisticated humor)。这种幽默、摩登兼风雅的定位,从杂志创刊号的封面设计便可见一斑:


茫茫人海中,多少纽约客:与一本杂志似有若无的故事

花花公子Eustace Tilley正在饶有兴致地用放大镜欣赏蝴蝶。第一期封面的花花公子形象是由设计师Rea Irvin创造的,之后每一次周年纪念特刊这个经典形象就会改头换面重登封皮。

例如杂志九十周年特刊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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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时代的花花公子已无心欣赏真实世界里翻飞的彩蝶

像许多当年的杂志一样,《纽约客》最初的定位是一本地方性杂志。The New Yorker,顾名思义,纽约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除了新闻报道、时政评论和小说诗歌之外,杂志还有"Goings on About Town”和"The Talk of the Town”两个栏目,前者登载纽约城正在上演的戏剧和即将举行的文娱活动,后者则刊载一些描写纽约都市生活的风趣杂文。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这两个栏目似有沦为“鸡肋”的嫌疑,但《纽约客》优美的文字风格却又为杂志刊载的任何一篇文章提供了阅读的理由。

然而,严肃的人毕竟有着严肃的魂,无论做什么都带着一股挥之不去的严肃之气,很快《纽约客》便不再是纯粹的幽默杂志,许多有深度的新闻报道与政治评论都聚拢在这个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平台上。1946年8月31日的《纽约客》整期杂志只刊载了John Hersey的Hiroshima(广岛)。在这篇深度报道中作者描述了六名广岛核爆幸存者在灾难发生后一年里的境遇。在编者按里,杂志全体编辑写下了这样一段导语:

“致我们的读者:本期《纽约客》杂志将全部的版面献给一篇文章,它讲述了一座被核爆之后被完全遗忘的城市,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所经历的一切。鲜有人真正理解核武器那不可思议的破坏力,我们认为,所有人都应该驻足思考,使用具有如此毁灭性力量的武器,究竟意味着什么。”

1961年在逃的纳粹德国前高官,被犹太人成为“纳粹刽子手”的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阿萨德特工绑架运回以色列接受法庭审判。著名犹太裔哲学家汉娜·艾伦特在耶路撒冷旁听并报道了审判的经过。后来这些报道结集出书,成了Eichmann in Jerusalem,书的副标题是那个许多人都熟悉的概念 “the banality of evil” (平庸之恶)。而那些激起巨大反响的深度分析,最初就连载在1961年的《纽约客》上。彼时杂志的主编William Shawn的形象甚至出现在了2012年上映的传记电影Hannah Arendt里。汉娜·艾伦特在自己集报道与评论于一身的文字中提出一个颇有洞见的观点:阿道夫·艾希曼的罪行虽然罄竹难书,但他本人却不是一个拥有强大意志的激进的恶人,而是一个习惯于服从命令懒于思考的平庸之辈。跻身于罪恶的体制之中,做一颗“安分守己、尽职尽责”的零件,艾希曼的罪恶是一种“平庸之恶”。

然而,同New Yorker的深度新闻报道与政治评论相比,更令杂志蜚声国际的或许是它在(后)现代文学发展与推广过程中所立下的汗马功劳。虽然按照栏目设定杂志每期只登载少量短篇小说,但在上世纪中叶,New Yorker利用自己在中产阶级大众中强大的影响力,在(后)现代主义新锐的表现手法还没有得到普遍承认之前,让更多的读者通过杂志登载的作品与文艺评论,逐渐熟悉与理解了那些看似荒诞不经、挑战常识的文学手法,从传统审美中解放出来,学会了欣赏多种多样的文学表达。正如美国作家冯内古特在采访中所说:以前对于文学而言,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是读者,他们根本无法真正参与到文学阅读中来,而《纽约客》作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教育平台,让读者们学会了接受与欣赏那些大胆创新的作者。如果没有《纽约客》的各种前期铺垫,很多作品如果直接出版,读者们会觉得它们写的全是些令人费解的胡话。

虽然随着时光的流逝与江湖地位的确立,New Yorker创刊之初用以安身立命的幽默感已经日渐稀薄,但残存的幽默感却在杂志的封面与插图中找到了安身之处。例如眼下正值美国大学的毕业季,杂志封面便饶有兴致地“黑”了一把踌躇满志的毕业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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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黑”起人来毫不留情,但不得不说New Yorker的幽默还是坚守住了开山祖师的理念,没有落入“屎尿屁”的低俗大坑,而是走了"sophisticated"的优雅路线。杂志的幽默感以人文精神与社会关怀为底蕴,表现出来的是“黑”,隐藏在下面的却是对社会现实深深的忧虑。

高等教育扩张导致的文凭贬值与工作岗位的萎缩是困扰美国及许多发达国家多年的问题,实际上每到毕业季,The New Yorker就会把这个既老掉牙却又无药可治的社会问题拿出来幽默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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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05年:纵然穿上学士袍,也登不上开往春(gong)天 (zuo) 的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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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五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什么好转。这是本科毕业找不到工作又读了一个PhD,却还是只能回家啃老的节奏吗?

当然,杂志那残忍的幽默感不会只关注毕业生这种“弱势群体”,随着新一届美国大选的临近,作为美东白左之光的《纽约客》自然不会放过川普的一举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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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懂的人需要恶补美国历史

作为符合白左口味的文艺读物,怎么能忽略了女权主义:


茫茫人海中,多少纽约客:与一本杂志似有若无的故事

你觉得这幅不幽默?那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著名的”女权主义“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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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thing covered but her eyes, what a cruel male-dominated culture!"

"Nothing covered but her eyes, what a cruel male-dominated culture!"

当然,”幽默“并不是New Yorker封面的唯一基调,面对那些不适合幽默处理的重大历史事件,杂志封面往往充满艺术设计感,曲折而迂回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与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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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美国遥思炮火纷飞中的远东盟友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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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日本3.11地震引发的福岛核危机

人在核能面前,不过是风中樱花,脆弱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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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11”十周年纪念封面

9.11过去十年了,但它所带来的恐惧却依然在这座城市幽暗滋长

三、你所不知道的故事

D教授复印给我的第一篇文章名叫The Book of Books,刊登在2013年12月9日的《纽约客》上,讲述了德国学者Erich Auerbach写作文学评论著作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的历程,这部皇皇巨著后来在美国大学里广为阅读。文章开头,扑面而来的就是那股熟悉的“纽约客”气息:

That book, with its totemic one-word title, represented for many of its readers the apex of European humanist criticism. The German edition was published in 1946 an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n 1953, and for decades “Mimesis” was the book that student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ad to contend with. For one thing, its author, Erich Auerbach, moved effortlessly among eight ancient and modern languages, including Hebrew, which probably helped the book live up to its daunting subtitle: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这段对Erich Auerbach与他的著作轻描淡写的介绍,与其说是在给读者恶补文学与历史知识,不如说是在发出一个警告:如果你不知道那本在美国大学的比较文学系里曾经占据绝对中心地位的著作,以及那个精通八门语言的作者,那么很遗憾,你不是这篇文章预设的读者。

“如果你不知道X和Y,以及X和Y那场著名的论战中X对Y的评论以及Y对X的回应,你就不是我们理想的读者” ,这种占据鄙视链上游,骨子里渗透着优越感的态度,就是《纽约客》挥之不去的精英主义。所以平心而论,《纽约客》不是一本平易近人的杂志,它以严谨的报道与严谨的编辑要求自己,同时也挑剔的标准挑选着自己的读者。

大二下学期,在Wellesley英文系跟一位韩裔教授上了一门名曰Realism的文学评论课程。整个学期,我们就在课上反复啃食奥尔巴赫那本Mimesis里不同的章节,从奥尔巴赫对奥德赛漫长的返乡历程的分析,到他对弗吉尼亚·伍尔夫那奔逸飘荡的意识流的鉴赏。大学时的我,还带着那种事后想起来会令人羞愧不已的年少轻狂,不满于奥尔巴赫在书里只分析了区区几本文学作品,觉得书的视野狭隘,配不上它所享有的盛名。我甚至对全书结尾处奥尔巴赫对重建世界的“统一性”(unity)的深情呼唤大感不屑,在我颇为后现代的认知里,那只是一种落伍的十九世纪人文主义文学评论传统的残渣。

然而通过The Book of Books, 我才知道Mimesis的写作环境是何等艰辛,而这本漫溢着人文主义评论传统的著作对于作者又有着怎样的超越一般学术的重要意义。作为一个德国犹太后裔,奥尔巴赫就像那个年代千千万万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样,在希特勒上台之后不得不四处流落,远走他乡。1935年起,他找了个闲职旅居伊斯坦布尔,由于身边没有个人藏书,而图书管里能找到的书也异常稀少,他只能利用极为有限的资源继续自己的文学研究。可以说,Mimesis是奥尔巴赫困居伊斯坦布尔期间,为了同自己深深的孤独感友好相处而不得不写的书。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所说:Mimesis并不是一本从西方灿烂而辉煌的文明中诞生的书,它站在远处审视西方文明,并与之对抗。(《摹仿论》中文版链接Mimesis英文版链接

如果我在大二时了解Mimesis的成书过程,或许我对课程的阅读材料会怀着不同的情感。那些我所不满的问题依然会存在,但在“现世安妥,岁月静好”的波士顿近郊的校园里,阅读一本笼罩在二战的硝烟与野蛮的屠杀阴影之下的文学研究,我对文学的敬意会又添一分,因为它再次提醒了我,这个在二十一世纪已经日薄西山被唱衰了千百遍的学科,曾在千千万万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为绝境中的人带来过温暖的慰藉与微弱的希望。

作为一本精英意识强烈的中产阶级杂志,《纽约客》算不上reader-friendly。它那有时让人哭笑不得高姿态不欢迎没有任何人文常识或不愿意通过阅读进行反思的读者。然而,只要越过了最初的那道坎,便会发现,《纽约客》那些兼深度、广度和情怀于一体的文章,总会在某些点上与你的人生交相辉映,心有灵犀。

D教授永远不会知道,在校园花园的长凳上一口气读完这篇The Book of Books时,我内心的五味杂陈。也无所谓,反正与每一本杂志的相逢,都是我们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事。在那个冬阳和暖的黄昏,我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赧,却又庆幸世上还有The New Yorker这样的杂志来凿开我那自认为无懈可击的傲慢,告诉我,许多故事的背后还有我所不知道更多的故事。

【Fin】

PS:这并不是一篇《纽约客》软文,当然如果纽约客杂志社看到了,也欢迎付我点辛苦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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