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哪吒》

和许多有志文学的青年一样，我在北京的工作一直是媒体。听到过八百万种拖稿的理由，写过大量用心或走神的工作文章，被出刊周期折磨时总会想：如果可以不工作，全职写作那是什么感觉。我在2007年做过实验，但真正实现是2010年。

第一次到绍兴玩，住在沈园旁边的一家旅社，旧旧的房子，靠窗放一张书桌，一把藤椅，气场沉静，看到的第一眼就想：是个写作的好所在。因为这一念，2010年我搬到绍兴。

过了梅雨季节就是夏天。南方的夏天，水泼在青石路上会冒烟，最大的享受是买两瓶冰镇啤酒，喝下去的一瞬间，感觉食道也在刺啦刺啦冒烟，继而是通体舒泰。那种感觉，不是热疯的人享受不到。这是我辞去工作的第一年，再没有截稿期没有拖稿的作者没有编辑部滋滋啦啦的传真机的尖嘶，我有花不完的时间。上一次辞职是因为要写长篇，像孕妇休假保胎，而2010年我不知道要写什么。《北京小兽》已经写完，一个长篇会像一次过度的丰收，削弱地力、掏干蓄水。我已经一两年写不出东西，在接下来的两年也将持续干旱。我能做的只是每天傍晚，踩着着火的青石板路，去桥头小店买两瓶冰镇啤酒。

我三十多岁了，如果按照六十岁寿命，人生已经过半，应该是站在山巅，感受山顶清风吹拂之时，却感觉一直在灌木丛中披荆斩棘，茫无头绪地前行。对于一个写作者，有了梦寐以求的自由，却“写不出来”，这是莫大的耻辱。它等于说，你根本没有才华，不适合干这行。“写不出来”，是所有写作者的恐惧，如今在这个恐惧和我之间，不再有工作作为借口。人是很虚弱的动物，有时候必须有一个意义作为生存支点，找不到，就痛苦。被终极恐惧碾压，我甚至打算起了退路：也许我该结婚？作为别人的女朋友或妻子，不是女人很容易进入的一个职业吗？

我试着写短篇小说，写出来的东西可怕之极。第二年搬到蕺山下，“书圣故里”小巷里一栋二层小木楼。楼上朝北的房间是房东女儿的，靠窗放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小小的书架。那时我已熟悉绍兴的名人故居，不论名气大小，他们的书房都是如此朴素、宁静。春夏之时，看书倦了，窗外是无尽的雨，打在黑色的瓦上溅起白色圆点。

这是异乡。人们的口音难以辨认，跟着唱歌一样的叫卖声跑一路，到底不知道自行车后面竹篮里卖的是什么；这也像故乡，走在巷子里，对面自行车上摇晃而来的中年男子，分明长了一张鲁迅的脸，车后夹着一把葱或一捆菠菜。初中时无书可读，鲁迅的书被再三咀嚼，走在他写过的文学地图中，总像他仍栩栩如生地活着，走出门就能撞到。

冬天来了。南方的冬天，血液冻成冰碴，相互撞击。关上小卧室的门，五六平方米的小屋犹如洞穴，洞穴一般安静，洞穴一般孤独。我在这小小的洞穴写出了《硬蛹》和《少女哪吒》，一片沉寂中下雪的声音变的清晰，雪转为冻雨，铮铮敲着屋瓦。我发现，我写的全是宝城。

宝城是虚构的一个地方，它的蓝本是我的故乡，一个指甲盖那么大的县城。华德福教育创始人斯泰纳说，人在少年时因为尊敬和相信而接受过的教育，在他三十多岁之后，其他领域的成熟会带来这一部分记忆的苏醒，那时的感受，就是生活的力量。我的少年，并未遇到可尊敬相信的权威，老师要么在办公室打麻将，对学生不管不顾；要么粗暴专制，那种粗暴在少年稚嫩的灵魂上留下永远的烙印。三十多岁时，回顾这些平庸与匮乏，人在多大程度上能超越自己的童年？即使我写出了一个儿童眼中的社会主义的学校和家庭，对平庸匮乏的反抗也不过是匮乏平庸。

一点一滴，少年时另一些东西逐渐浮起：河堤、果园，春天时的梨花和苹果树，少年时的玩伴。我们曾经发誓永不分离，永不忘记。

永不忘记。在铮铮的冻雨声中，怀着写遗书的心情，我写下这些真假掺半的故事，为尚在荆棘中穿行的人生后半程寻找续航的力量。刚开始的写作是可怕的，像从洞穴里爬出来的动物。写完《硬蛹》，我梦到自杀的那个同学，这么多年过去，她仍然被困在我们的中学，铁链缠身，身后是去往烈火地狱的洞口。她想告诉我什么？我写出了她的故事，她会感谢我还是痛恨我？

后来看到唐诺提到小说家的“幸福题材”：每个作者都有一次配额，可不问意义抛开世界回头写一次自己的幸福题材，一次贴近生命现场，距离我们的感受只有一步之遥的故事。我才知道，尽管有沉甸甸的痛苦，这些故事却都是我的“幸福题材”，今生或许只能书写一次，我的源头。

旱灾持续了四年，有一些短篇被写出来，被我判处死刑搁置。我模糊觉得，那不是技巧的问题，似乎有什么东西我还看不清楚。山巅的清风仍未吹上胸膛，我还在荆棘丛中。

现在是2015年，我住在北京，离绍兴或宝城都很遥远。北京是一个无色无味的城市，不像绍兴，到了秋天，满城都是桂花和香樟树的气息。我住的四环外没有老居民，一切都是新的，崭新的破破烂烂。心神渐渐向内收敛，仿佛关闭了耳鼻口，生活简化到极致，我试过一星期不出门。

我拥有全部的自己，自己全部的时间。据说，“一个人生活处，智慧增长时”，但我也体会到独居生活的重力，虚无的重力。它像一个黑洞。我和虚无辩论，和手机依赖症搏斗。环顾身边，全职写作的朋友，有好几个得了抑郁症。

我感受到生活的恶意。但谁又承诺过生活就该是幸福的呢？佛教书籍谈到六道轮回中最幸福的“天人”，拥有神通、长寿、美貌，身不出汗衣不沾垢，披花环饮甘露到处游玩。天界的极大欢乐，使天人耗去众多福德，却无法像人类一样修行，福德耗尽即坠入恶趣。最幸福的天人反而不如人类。因为天人极少痛苦，便无法因他人之苦生起悲心。

宝城也好，我这一世的人生也好，都是不那么完美的存在，正因为残酷和无常，我学会体察别人的隐痛，比如我的父母。重新回顾宝城，从三十多岁的成年人，倒着一步步走回少年，来来回回，感受到人间的苦海与眷恋。回头捡拾前几年的这几个短篇，烧火，炼字，趁着高温把文字补上去，它们因此有着不同时期的不同纹理，那是我珍视的岁月的痕迹。它们曾是黑暗的产物，反过来却又照亮我的生活。我又想到自杀的那个女生，写作即看见，活人的凝视将她从受困的自杀地狱中解脱，那个梦是否也可如此解？这至少是对我的解脱。她留给世界的不再是一个神经质的自杀者的形象，而是一个练习轻功，触及生命之辽阔的诗意的青春。文学否定了平庸及匮乏、对人的物化，青春转瞬即逝，青春永恒不朽。

从2003年第一个短篇小说《我们的主题曲》算起，到如今已经十二年，勉强可以算度过写作的学徒期，成为一名独立手艺人。如今，写作对我意味着更多，它督促我放下手机，六号线换十号线到图书馆日日静坐，养成上班一样的纪律与习惯。我学会不依赖灵感，依靠每日的惯性，写作的纪律去写，这很重要，稳定的工作状态带来习惯，习惯成为定力；它督促我放下电脑，放下小说，返身回到生活，去体会生活能给予的震荡不安与清明不惑。道场不在电脑里，而在生活中。

“虽然枝条很多，根却只有一条；

穿过我青春所有说谎的日子。

我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

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

［ 叶芝，《随时间而来的真理》，沈睿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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