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hen J. Gould的书我一向爱读。此人谈生物、进化不用说，谈起文化和社会也有不凡的见解，可见一定的深度专业训练与广阔的视角结合，能催生奇异的化学反应。我读他的书，深感古生物、进化论这些话题，其实相当“社会”，渗透了文化习惯，也充满思辨的陷阱，因为未知和不规律现象太多。它涉及的逻辑推演，虽不像数学、计算机行业那么密集，但也相当可观。以我这个旁观者的臆测，因为不规则现象太多，极难抽象化，本来生物不能算科学，但毕竟人要研究它，不得不把它生生组织成一门科学，也不得不给杂乱的现象分类、贴标签，这其中当然有人类对自身认识在其中的投射，换句话说，往往把自己的经验镜像到其他动植物中（比如对雄性、雌性的认识）。但生物学历史也展现着科学家渐渐跳脱人类自我中心的积习，尽力客观地认知世界的过程。此外，那些涉及人的生物话题更不乏政治信息，古尔德写过许多文章，从生物学的角度驳斥种族主义和等级制度。读古尔德，我往往有这样大胆的想法：漫长的自然科学史，其实隐含着人类认识自身的线索，也隐含着人和自然的关系的线索，它可以跟思想史、文化史比照来读。

说到思辨，举个小小的例子，古尔德的早期文集《熊猫的拇指》中的同题文章《熊猫的拇指》，大意说大熊猫的拇指本来是“手腕”的一部分，后来出于握竹子的需要，演化成拇指的样子。事实上大熊猫原本是有五个“趾”的，但是为别的用途而设，并不适合握竹子，所以熊猫渐渐生出了个新拇指。而重复造一个新拇指，并不是一个高效的办法，不过材料正好在眼前，基因就用了它，并没有从长远考虑，什么样的设计是最好的。所以，进化没有记忆和计划，每代都在利用当前可能的东西，不知道过去的路途，也不会高瞻远瞩，极优极笨的设计皆有可能。这样的说法，在我眼里充满思维的美妙和惊奇，更让我惊叹进化论和自然选择背后有怎样深刻和宏富的内容。大自然和生物的对话很慢，慢得让人绝望，不知积累几代才听得到一点回响。而这种安静的对话，仍然有它的逻辑和韵律。

美国，据说是接受进化论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十分奇怪。所以古尔德对进化论是苦口婆心，一谈再谈。不过，本文暂且不打算谈进化论，而是谈一个略小的话题，“艺术和科学”。他本人既是专业研究者也是个作家，算是跨界人士，自然喜欢谈“艺术和科学的关系”。对这个话题我一向有点兴趣，也知道谈法太多，见解太多，忽悠起来无边无际。不过我对古尔德有一些出于“偏见”的信任：生物，尤其古生物领域，既然有如此之多的猜想和假设，合格的研究者，都会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做了哪些预设。古尔德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一边给出结论，一边坦承自己的出发点可能先天地携带哪些偏见，并随时提醒自己和读者，认知有边界，推测有限度。

在一本文集《莱昂纳多的蚌山和沃尔斯会议》中，有篇文章叫做《“大西方”和特米雷勒号战舰》, 说的是人们对“艺术和科学”的区分—开头这么说的，“人们都以为科学不断进步，艺术不断改变。如果哥白尼和伽利略从未出生过，也自会有人做出类似的发现……但如果米开朗琪罗从未出生过，西斯廷教堂虽然仍然会有穹顶，但人类艺术史则可能完全不同……”

真是这样么？

我们的社会中，确实不断重复这样的现象：工程师、技术人员、以及多数科学家，很少进入公众视野，但艺术家则极易被当作英雄。十九世纪，英国画家特纳有一幅轰动的作品，《特米雷勒号战舰》--老战舰“特米雷勒号”在夕阳余晖下的泰晤士河上，被拖曳船拉走--它马上就要被“肢解”了，这是最后的航程，调子十分感伤。而大船背后的重要人物，布鲁纳(Isambard Brunel）却极少有人知道。此人是英国工业史上最重要的船只、铁路制造者和工程师，经手制造的著名船只包括“大西方”。事实上，“特米雷勒号”的退休谈不上太伤感，因为布鲁纳的新船正在等待出发。特纳本人喜欢轮船，也喜欢铁路，他的最后一幅著名作品，《大西方铁路一雨、蒸汽、速度》上，所画的铁路就是布鲁纳建造的。特纳的大名人们都不会忘记，而工程师却从来不会被公众提及，工程师往往被当成可替换的人，反正不管是谁，都会做出类似的东西。笔者插一句嘴——这在现代社会中极常见，因为媒体总是会把焦点对准“生成现象”的人，就拿登月这件事来说，很多人都记得“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宇航员”，因为他那么可见、可捕捉，理应成为焦点，而造就登月的科学家、工程师则面目模糊，无可陈述。这种现象如此普遍，我们的语言，至少媒体的语言早已习惯如此，对科学技术没有相应的友好语汇来沟通，只给公众留下一堆黑箱，以及对现有成见的加强。

而工程师和科学家真的那么可替换吗？不错，如果达尔文没有出生过，进化论仍然会出现，但换了一个时间和地点，不知会引入多少变量。笔者也常常有这样的猜想：假如某些相对独立的科学发现的顺序改变一下，那么我们的物理学可能是另一种写法，甚至，如果牛顿的诸多成就没有集中在牛顿一人而是分散开来，科学进程也会有不小的改动。工程技术和物理学的互动就不用说了，技术的历史也不是唯一可能的结果，它也左右着科学进程。此外，尽管客观的事实仍然是事实，但公式的组织方式很可能是基于当下认知的产物，它们的走向，以及走向的走向，都有时间上的依赖性和一些文化性，并且，并非只有一种结局。

恰巧书中另一篇文章，《向上移动的化石》中提到的达芬奇（也就是书名中的莱昂纳多），至少在传统说法中，正是一个受害于“不合时宜”的人，他的许多科学和技术思想，都因为远远走在时代前面而无法实现，而我们只能设想，如果时代为达芬奇的工程设计准备好了条件，我们现在的世界将是什么样子。不仅如此，达芬奇传奇的笔记莱斯特手稿（Leicester Codex）有许多关于空间的思考和观察，不少人（包括大英百科全书）都认为达芬奇超越时代几百年。但古尔德认为，达芬奇仍然是时代的孩子。他对古生物有着很深的思考，这在他的时代不奇怪，因为在中世纪至文艺复兴的时段，和圣经相关的生物遗迹乃是热点话题之一。比如人们常常在山上发现蚌的化石，很难解释为何水生动物会被大量冲到山上，不少人认为这是诺亚方舟时的洪流导致。达芬奇不认同，他多年纠结于一个想法：地球的运动机制和人体的机理应该是相似的，或者说“人体是大地的缩影”。这在那个年代，对达芬奇这个渴望解释世界的人来说，并不难理解，但他无疑被其中的技术问题困扰。既然有相似的机理，那么地球内部的水和物质也应该是可以移动，甚至推到表面上的？达芬奇为此苦心画了很多图，构想了一些设备，“把地球内部中的水提到表面。”他的种种设想，对水、对化石的观察，几乎都围绕着这个中心，因为他必须面对这种“人与地球的终极和谐”。题外话：我读到这里不由想到，历史上，对“完美”、“和谐”、“统一”的追求，有时引向伟大的科学发现，有时则引向荒谬或保守，两面都有大量例子，实在不好一概而论。

总之，古尔德逐条评论莱斯特手稿中的图画和记录，并指出背后那个坚执的（尽管在今人看来颇为荒唐）的信念。他的意图是告诉读者，科学观念往往也是文化产物。在达芬奇、伽利略的时代，文化（包括信仰）对科学有着更强大的影响，而即便在启蒙运动之后，科学也是“人”的科学，从未完全独立于社会风气、时代精神。

在一本随笔集《我着陆了（I have Landed）》中，有篇文章叫做《艺术和科学相遇在“安第斯之心 ”：丘奇的画，洪堡之死，达尔文的著作和造化弄人的1859年》。“安第斯之心 ”是美国画家丘奇（Frederick Church,1826-1900）的风景画作。丘奇自年少时起，深受德国科学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的影响，洪堡是十九世纪的著名科学家、知识分子和旅行家，十分推崇风景画，其旅行日志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包括达尔文），并且有一套自己的科学、艺术相统一的和谐理念。洪堡是浪漫主义的孩子，有诗心和爱心，这在某些上下文中，应该是可贵的品质。而丘奇在成功的画展之后，希望把画作“安第斯之心 ”呈上自己的精神导师一观，惜画未送到，年近九十的洪堡已经去世。

同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在当时恰恰是对洪堡的精神世界的致命打击—进化论和自然选择展现了大自然的无情，它只瞄准生殖和扩张。科学在精神层面的“正能量”毁灭了，跟艺术、心灵的良性互动也结束了，科学不断暴露出世界的血腥和残酷。许多作家、艺术家都无法接受达尔文的冲击。古尔德叙述这个事件的时候，发现丘奇在四十年的余生中虽然没有中断绘画，但再无伟大的风景画作出产。

当然，古尔德自己也承认，丘奇后来的沉默未必由进化论造成，许多个人原因让他不再全力以赴地绘画。知识界、艺术家对达尔文的反应也并不都是负面的，洪堡自己就说过科学的发展会为艺术打开新的窗户。但古尔德的重点意思是，大自然并非为人类而设，她并不是总符合人类的心意。事实上，早在十六世纪，伽利略的天文发现已经在暗示，地球仅仅是星球中的一颗而已，毫无特殊地位而言。达尔文也指出，我们的道德和心灵观念，应该自觉地限制在人类社会的框架之内，它不是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而这一点认识，会给我们带来新的自由。艺术和科学的各自滚动更新和彼此的“挑衅”，难道不依旧是开放和无限的吗？那些认为科学窒息艺术想像的说法，实在是忽略了历史中大量的反例--这倒是我的发挥了。

《我着陆了》一书中另有篇文章题为《没有无幻想的科学，没有无事实的艺术》，讲的是艺术和科学在另一类场合下的关系——从作家纳博科夫对鳞翅目昆虫的研究，引出科学和艺术两者各自的价值判断（这算老生常谈），但新鲜之处是指出当某一个体同时涉及科学和艺术（尽管其中一项相对业余）时，思维习惯在两个领域会体现出类似的表现，以及不同的结局--因为各领域有自己的要求和纪律。

纳博科夫的文学成就和生平，对不少读者都不陌生。大家都知道他搞昆虫学、到处追捕蝴蝶，其工作确切地说是“鳞翅目分类学家”。他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过，还在哈佛的比较动物学博物馆中做了六年全职的研究员（Research Fellow）。纳博科夫对蝴蝶并非只是当作业余爱好，而是真心地投入，甚至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如今，以纳博科夫的文学影响，连他的昆虫话题都有评论家出专著讨论了，还不止一本。

不少文学爱好者或许会想，这个可气的家伙如果将这大把时间用在写作上，该多写好几本好小说吧？古尔德也这样认为，不过他一再强调，纳博科夫的蝴蝶专业修为，绝对不是业余水平，而是非常职业化、受尊重的研究者。古尔德又说，那些把纳博科夫的蝴蝶研究当成普通消遣的人，是不了解这一行的专业评判规则。不错，纳博科夫做研究的工资很低（同时他在一所大学里教比较文学），一顶研究员的帽子也不算灿烂，但在这个领域里，绝不意味水平不高。“我在1968年也拿到了这个位置，当时一些世界顶级的研究者，头衔都是‘业余爱好者’，在哈佛拿着‘每年一美元’的象征性工资。”古尔德说。

纳博科夫一生中，几乎没有哪件事比蝴蝶让他持续更久的热情。他从童年就迷上了蝴蝶标本，到六十几岁的时候还表示深恨时局的限制，让他无法周游世界，甚至去亚洲收集标本。“我本来可以拥有一个私人博物馆的。”在许多通信中，他都热烈地表达自己对在田野里收集标本的痴迷，他给作家威尔逊的信中说，“伙计，这是世上最高贵的体育。”毕竟是作家，不管表述什么情感，总有自己抓人的办法。纳博科夫在一次采访中说，“自从我离开博物馆，就再也没有碰过显微镜。不然的话，就会再次身陷其中无法自拔。所以，我至今，或者说未来永远不会再取得研究上的更大成就了。”

纳博科夫在科学上投入的心血和感情无可争议，另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他在文学上投入的时间的确因此少了很多。对于“如果纳博科夫如果不做研究，写小说是否会更多更好”这个未发生的事情，人们当然只能臆测。

古尔德举出两种他反对的见解，第一是上面提到过的，“纳博科夫浪费了自己的生命”，第二种是认为“纳博科夫的天才如此超拔，他无论做什么，包括研究鳞翅目，都有独到的贡献。”有人还试图从他的鳞翅动物研究论文中发现“天才的灵感”。古尔德表示，虽然纳博科夫作为一个分类专家是够格的，但自然史学家都不会认为他有什么革新、先锋的发现，他的工作性质本来就是整理、归类，并且至多是个可靠的整理者，这跟他在文学上的地位完全不可相提并论。他是个细心但保守的观察者，没有高度的抽象归类，也就没有对理论的推动。纳博科夫肯花功夫，对细节呕心沥血，这在分类学者中也是突出的，但这并不能作为成就的佐证。

还有个评论家，赞美纳博科夫的研究超越了他的时代，因为他对某种鳞翅不仅仅展示它本身，还获得了相关物种的全面信息。古尔德说，意识到物种之间的“变奏”，确实是个有意义的话题，但这并非纳博科夫独有，他没有比别人走得更远。

纳博科夫对达尔文的进化论颇有怀疑，也有人赞美这体现了他挑战权威的勇气。古尔德则不以为然，指出纳博科夫的质疑既无新意，也没有证据。至于纳博科夫的论文写作，有人说“充满了写作的技巧”，“很遗憾”，古尔德说，“我仔细读过他的论文，希望从中找到文学的特点，可惜从未发现任何与众不同之处。”

这样说来，古尔德不认同纳博科夫在鳞翅目研究中的神话，也不认同他的研究完全是“浪费生命”，那么他的观点就剩了一种可能—纳博科夫的研究性思维，给了他独特的习惯和风格，对写作的影响很大，尽管损失的时间可能降低了他的产量。具体说到蝴蝶对文学的影响，纳博科夫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断提到蝴蝶的名称，也会顺手拈来昆虫学术语，这没什么好争议的，但有不少批评者说他喜欢用蝴蝶制造隐喻，就不好确定了。纳博科夫自己不仅多次坚决否认，还会觉得那样做是“亵渎”的。古尔德指出，纳博科夫虽然多次写到蝴蝶，但总是停留在表面的细致描绘上，并没显出深意。

反过来看，纳博科夫的写作对研究工作有没有帮助？古尔德认为，从可见的证据来看，负面影响倒更明显，比如对进化论充满意气的批评，显然是用文学中的想像和激情来代替实证了。

总之，古尔德认为，在二十世纪的思想者中，纳博科夫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子—展示了同一种思维方式在两种传统和期待极为不同的领域（文学和科学）所体现出来的东西。批评家都强调了纳博科夫的写作中对细节极度的沉溺和不妥协，这没有错，但文学批评家们容易认为分类学家的职业就是“实验室里的苦力”，但纳博科夫对解剖学上的准确有着发自内心的欣赏。《爱达》中的德蒙就这样说过，“如果我能表达，我会热烈地，连篇累牍地讲述，艺术和科学怎样在昆虫中相遇！”

纳博科夫的两个职业，显然在“追求细节”方面有着交集，它甚至渗透了他的道德观念和美学。对他的生平稍微了解的人都知道，他对象棋也很投入，在象棋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更体现了他的思维特点--既追求创新和想像，也追求计算和精确。当然，追求细节是分类学家或棋手的基本纪律，在文学上则见仁见智。古尔德举了个例子，在华盛顿的航空航天博物馆中，有一群盲人来参观，可是其中最大的一架飞机悬挂得很高，盲人不可能感知它。讲解员表示歉意，说因为飞机太大，下面实在放不下，并且问盲人们，如果下面摆放一个模型让大家来触摸，会不会有帮助？一个盲人说，“会的，不过它必须放在那个‘看不见的原件’的正下方”。这从一个盲人嘴里说出来，算不算幽默？古尔德举这个例子，说的是如果“真品”之真（美学或道德上）对我们真有触动—并且是在无“原件”可以对照的情况下，那么环境要提供清晰的条件和上下文才有可能。这样说来，纳博科夫的极力求细，往往不能被人理解。

古尔德说，的确有许多研究者在细节的研究中形成只看树木，不管森林的毛病，甚至纳博科夫也算一个，但这并不是关注细节的必然结果。他非常反对那种所谓“现代”的自由：认为只有去除纪律的“镣铐”，自由的“灵魂”才得以现身。纳博科夫认为（也是古尔德所激赏的），精确作为美学和道德上的高级追求，来自我们与平庸日常的搏斗。纳博科夫的想法是，严格刻苦的训练，往往激发而非压抑人的创造力。古尔德说，可惜这往往是科学家而非艺术家的准则—即便在科学家中，也有不少成见认为，伟大的灵感总是和忽视细节相联系—潜台词是，如果精力都用在细节上，必然没有力气做出抽象层面的发现。可是，古尔德说，这种想法的出发点是，人的精力和想像力好比小孩子的零用钱那样有限，一旦拿掉就会变少，可事实上，很多智力因素是彼此激发，越用越多的，许多伟大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纠结细节之人，比如达尔文。纳博科夫则说过，“我无法分开面对一只美丽蝴蝶时的快乐和从解剖学角度了解它的快乐。”

不过，本读者要在这里表达一些异见。以我的个人体验来看，我非常赞同纳博科夫和古尔德的看法，我自己也时时从深入细节中获得启发。但如果向更广阔的历史方向看去，人的神经类型、思维习惯有多种，纳博科夫式的作家不少，跟纳博科夫相反的作家也不少，以灵感和神思为途的伟大艺术家是存在的，不愿或不能欣赏理解科学的文学家、艺术家更是大有人在。文学和艺术，自古以来确实包容了很多难以纳入其他框架的东西。而科学和艺术的分野，是一个随着时代而变的话题，不过，和两类领域彼此隔绝拒斥相比，我起码愿意媒体致力于“去神秘化”，致力于沟通而非阻隔，多打开几扇窗而非加强现有成见。至少，这会给公众认知甚至我们的语言结构带来一些改变——而我相信，这是一种有趣的改变。

参考文献

20. I Have Landed: The End of a Beginning in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 Harmony Books, 2002

21. The Mismeasure of Man, New York: W. W. Norton， 1981

22. The Panda's Thumb, New York: W. W. Norton， 1980

23. Leonardo's Mountain of Clams and the Diet of Worms, N.Y.: Harmony Book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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