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昨日有媒体报道，网络黄牛党破解了12306网站限制，10分钟内刷走1245张火车票。
　　铁道部都没了，黄牛党却还在，黄牛党生命力之旺盛让人惊叹。从小打小闹到形成一个产业，黄牛党的出现有其对应的历史背景。
　　梳理不同时期他们贩卖的物品，也能体味到时代的变迁。
　　●历史悠久的“黄牛党” 上海滩的峥嵘岁月
　　“黄牛党”就是俗称的“票贩子”。“票贩子”在北京行话叫“拼缝儿的”，而上海人称之为“黄牛党”，还有更形象的比喻把这类人称之为“票虫儿”。他们是社会中利用非正常渠道倒卖车、船、球赛票等以图利之人。
　　“黄牛”是上海滩的特色，是指票贩们成群抢购票时常“有如黄牛群之骚动”，故将他们称为黄牛或黄牛党，已有1个多世纪的发展史了。
　　解放前上海的倒黄金热潮就是“黄牛党”的杰作。1948年8与月20日，为了维持金圆券的币值稳定，打击上海一些商贩囤积金银不愿持有金圆券的行为，蒋经国召集当时上海工商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杜月笙、刘鸿生、荣尔仁、钱新之、李馥荪、周作民等人，要求与会各人将旧币悉数兑换成金圆券，个人不得再持有黄金、白银、银元、外币，一律兑换成金圆券；登记管理所有个人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资产；所有商品价格不得高于8月19日以前水平。
　　但上海滩有头有脸的工商界人物无动于衷，由于对当时金圆券丧失信心，上海的富商们便做起了“黄牛党”，他们纷纷把法定货币兑换成能保值的黄金、白银、外汇等，他们纷纷囤积大量的金银外汇，有的将货物转移出境，甚至高价租来货车、船舶，在陆路、水路上转来转去，躲避蒋经国的稽查。这进一步加重了法币贬值的趋势。
　　法币的贬值引起了灾难性的后果。《申报》报道称：“黄牛党无缝不钻，长蛇阵随处可见，绒线香烟西药等物无一不被抢购，药房门外占地待顶更属闻所未闻。”
　　●文革时期倒“三大件”票证，有“黄牛党”用积压罐头换回了民航飞机
　　“肉票、火柴票、肥皂票、香烟票、酒票、粮票、布票、油票、煤球票”，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是生活在票证之中的。
　　建国之后，中国实行计划供应，按人口定量发行了粮票、布票等专用购买凭证，这些凭证通称为“票证”。
　　由于票证对人们生活的限制与安排，必然会出现反对或违背票证制度的各种规定的做法，即各种反制度性行为的出现。典型的是“开后门”与黑市票证交易和自由市场的存在。
　　教育学学者张乐天在《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一书中对此有过描述：“从正式使用票证的那一天起，票证买卖就存在了，只不过60年代初中期的票证买卖特别盛行而已。票证买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欲卖票证的农民把票证夹在篮环上，自己坐在竹篮的一边，或在卖菜，或在悠闲地喝早茶。想买票证的看到篮环上的票证就会上前答汕，如果价格谈妥，就可以成交。”
　　这些欲卖票证的农民也就是今天的“黄牛党”。
　　文革时期，“黄牛党”开始倒卖三大件。所谓三大件，就是上海手表、凤凰永久自行车，蜜蜂或者其他杂牌缝纫机，这些都是稀缺产品，要票据才能买到，农村一般只有大队（村）干部以上的，才弄得到指标。城市一个单位通常也只能分到一两张自行车购买券，往往就采取抓阄的方式，来看购买券分给谁。
　　上世纪80年代流行一时的“倒爷”也是“黄牛党”。当时中国实行价格双轨制，一些人利用计划内商品和计划外商品的价格差别，在市场上倒买倒卖有关商品进行牟利，被人们戏称为“倒爷”。
　　“倒爷”们最初不过是从乡下收来几百颗鸡蛋、小心翼翼搬回城里换粮票，或从沿海论斤称来电子手表用军帽装了在各地大城市兜售，后来发展到缺什么倒什么、什么紧俏就倒什么。国际倒爷牟其中，用川东某城濒临倒闭的厂里的积压罐头换回了民航飞机，让双方受益而自己从中更是赚了一大笔。随后，大大小小的倒爷们开始琢磨着倒腾埃菲尔铁塔和巴黎圣母院。其中真有个外国倒爷将一段不常通车的国有铁路慷慨地倒给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派了施工队前去拆除了一大半路轨时，这一大骗局才被发现。
　　●进入新世纪，黄牛党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
　　白酒、月饼、商场返券积分、苹果小米手机、演唱会门票、音乐会门票、汽车车检、汽车牌照、倒房、婚宴、名烟……进入新世纪，黄牛党的业务范围日益扩大，还有什么是黄牛党不能倒卖的？
　　黄牛党是神奇的物种，他们遍布全世界需要票证的场所。去电影院，有人低声问你要不要电影票。去看球，球场外的黄牛党举着一打票高声吆喝。甚至连婚宴场所都有黄牛的身影，他们提前订下吉日婚宴，然后加钱转手卖给真正需要的新人，一场净赚数千元。
　　2012年1月12日晚，iPhone 4S手机在中国内地上市。前一天夜晚，就有上千人排队等待购买。许多黄牛也混迹其中。他们人数众多、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所有黄牛被分成一个个的队伍，队伍人数有几个的小型分队，也有数百黄牛组成的牛群，每个队伍均有黄牛头目进行指挥，并且在大的黄牛队伍中每个成员胸前均佩戴有黄色队徽，手臂上缠有臂带作为成员之间的辨识，有着堪比军队的组织和执行能力。黄牛头目一声令下，数百人的队伍便跑步前进，占领有利地势。
　　黄牛的强大战斗力导致苹果公司不得不暂停在实体店销售iPhone 4S。中国的黄牛党也因此为媒体广泛报道。
　　

　　●黄牛党因火车票遭人恨，但黄牛党的存在却也让市场变得更有效率
　　春运期间火车票一如既往的一票难求，中国老百姓也将怒气抛到了黄牛党的身上。
　　“黄牛就象一群吸血虫，每年定期到渴望回家的老百姓身上吸血。”每年春运，“黄牛”都是饱受网民抨击的一个群体。在2009年中新网所做的春运系列调查中，62.58调查参与者认为“黄牛太多”是造成春运一票难求现象的主因。
　　但对于“您觉得怎样最容易买到票”问题，52.565网民选择“找黄牛”购票。“我不在乎黄牛加价，只要让我买到票就行”、“不敢想象没了黄牛，谁能帮我回家”。
　　这从侧面说明了“黄牛党”有存在的必然性。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购买比原价高一些的黄牛票有时更划算。虽然火车票售票窗口销售的是原价票，但如果算上排队购票付出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购票付出的交通成本和买不到票的风险成本，并不见得比购买黄牛票划算。有的“黄牛”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他们甚至提供了相对优质的服务，例如送票上门、多购打折等。综合权衡成本之后，很多人宁愿加价买黄牛票，也不愿去售票点排队购买并不一定能买得到的原价票。
　　但对于那些无力承担额外成本的消费者来说，黄牛党就是令人嫉恨的存在了。黄牛党在客观上造成了分配的不公平，一部分火车票无法真正进入市场供消费者购买。
　　●为什么黄牛党能生生不息？
　　从旧上海滩到新世纪，资源稀缺是黄牛党生存的基础。春运火车票就是最好的案例，春运运力不足一票难求，即使再贵，许多人也愿意买黄牛票。所以无论是旧时铁道部采取实名制买票，还是现在铁总推行网上购票，黄牛党总能穿过重重阻隔，最后买到火车票。
　　而黄牛党绝非中国独有的社会现象。在英美发达国家，无论是体育场外还是演唱会举办地，你都可以看到黄牛党的身影。尽管发达国家大部分都有法律严禁倒票行为，但黄牛党依然屡禁不绝，特别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
　　但是合理的制度安排能在一定程度上能遏制黄牛党。在日本，不少地方政府立法，禁止“黄牛党”在公共场合炒票。据统计，从2004年至2008年，东京警方逮捕了199名“黄牛党”。
　　1999年日本修改了《古物营业法》，之后，票证交易被纳入了旧货交易管理体系里。从此，日本的黄牛党鲜有生意，主要是因为不论车船票还是演出门票、公园入场券或高速通行卡、购物券等都可在合法的旧物代理店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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