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3年是中国深度报道元年。公共事件与人的命运，似乎从未与每个人如此紧密联系在一起过。自那时起，这个国家出产了大量新闻名篇，尝试接近真相，试图展现人性，努力改变现实。有时候我们能欣喜地看到报道的力量，另外一些时候，留下的则是无奈与感慨。我们或许很难寄望一篇深度报道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社会，但最起码，它承载了对人与事实的尊重，也拒绝了对当下的遗忘与背叛。
十年倏忽而过。
2013年是中国深度报道“雪崩”的一年。当下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剧烈时期，理应诞生更多名作、名编与名记，但这一年却归于沉寂、衰落。这其中既有管控制约，新媒体的冲击，也与新闻权威的被挑战有关。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网易真话频道联合网易新闻客户端在京举办中国深度报道十年论坛，邀请这十年深度报道代表作作者，以及20余家媒体深度报道部门负责人，齐聚分享，知名学者点评，从中探讨共同的问题和认知。
二
论坛第一个环节由《经济观察报》原总编助理、“大爱清尘”发起人王克勤主持。
王克勤是中国当代调查记者的“活化石”，如今自嘲“下岗失业”。
论及这十年的深度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是难以绕过的“丰碑”。王克勤称誉其为中国的“水门事件报道”。
网易副总编陈峰是这篇报道的作者之一，他回顾了这十年深度报道生态变迁，结合自己做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经历，陈峰的观点是，无论技术如何更迭，优秀的内容始终是王道。
当传统媒体人哀叹新媒体当道，内容衰落之时，身处新媒体的陈峰却反其道而语之。值得深思。
陈峰没有对传统媒体的出路予以置评。《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主任卢斌，态度则很暧昧，一方面对新媒体有异议，认为气候难成，一方面又对传统媒体的困境无能为力。
《VISTA看天下》副主编陆晖是卢斌的前任，也是《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黄金年代的领军人物，他对新媒体技术，尤其是机器取代编辑表达了浓厚兴趣。
三
2013年中国新闻界最大的收获就是《财经》记者袁凌。《走出马三家》之后，他更内敛和低调，在网易真话频道连载了《我亲历的死亡》，为99个死者写传。他说，无论新旧媒体，他只想做一个内容提供者，只想要找一个能讲故事的平台，关注现实、人性和故事。这就够了。
荆楚名记，“湖北社会新闻第一人”，《楚天都市报》深度新闻部主任张欧亚，对当下深度报道处境也是无能为力。据悉，他已经提出离职。
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系展江教授说：研究世界八个主要代表性国家媒体发展现状，得出的结论是，报纸必死。不过，他认为，报纸死了就死了，传统媒体人没必要惊呼，转移到新阵地，继续战斗就是。
四
论坛第二个环节由《VISTA看天下》副主编陆晖主持。
胡舒立和她的财新传媒这两天成了圈内热点，换了新东家，腾挪于不同资本家之间，指望能找到更大的一棵大树好依靠。
财新传媒被称为当下最有势力的市场化媒体，庞皎明则是其旗下最具典型的一位调查记者。
很遗憾，他自称刚刚离职。这位因卓越报道被有关部门屡屡封杀的优秀新闻人就这样告别了。
《潇湘晨报》深度新闻部主任肖世峰，对庞皎明表达尊敬之余，也抱以同情之理解。《潇湘晨报》这些年也很艰难，苦心经营的报道难以传播，只得转向文化等软性题材。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教授同意展江教授的观点。此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大数据时代下的深度报道”，当学界孜孜以求方法论时，没料到，业界早已变天，深度报道领域已经凋零，难以为继了。
陈昌凤教授对新媒体寄予厚望，做好做大阵地，承接更多传统媒体人和他们生产的内容。
五
2013年最具名望的记者无异是《财经》前副主编罗昌平。他通过个人微博扳倒国家能源局前局长刘铁男的行为，给他带来了难以复制的声誉，也带来了不得不承受的后果。
尽管被调离熟悉的岗位，但他并不悲观，他以自己为例，掌握了所有新媒体工具，深度报道依旧可以做得非常出色。
《新京报》深度报道部主任闾宏是罗昌平的前同事，他认为自己还活在一个“旧时代”，展江教授的观点，颠覆了他的“三观”。
六
网易新媒体资讯中心总监龙志曾是《南方都市报》最优秀的调查记者之一。如今身份转换，他用统计数据展示，原创的深度报道，已经远远不如轻松搞笑的小段子受欢迎。
龙志认为，传统的以编辑为中心的内容生产模式注定末路。《东方早报》中国新闻部主任黄杨同意这一观点，该报最近也在大手笔进军新媒体。
《大河报》特稿记者朱长振的演讲，开始让人激奋，结局却无比伤感。这个烧烤小贩出身的记者，凭借勤奋，在深度报道领域坚持了十年，如今却又重操旧业，又开店卖羊肉串。
朱长振的从业经历，让《云南信息报》时政新闻总监汤骥唏嘘不已。
七
论坛第三个环节的主持人是《财经》法治新闻主管丁补之。
“荷赛”评委，《南方都市报》视觉“掌门”王景春分享了自己团队的流媒体探索经验。
据《新京报》摄影部主任陈杰介绍，该报也在积极探索图片深度报道方式。他认为媒体人要甘于寂寞。
展江教授提醒，图片及影视频记者要提高专业主义素质。
八
南香红被誉为“南方系第一支笔”，她以《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十年为个案，探讨了中国深度报道流变。
她认为，环境已变，记者及报道形式都应该跟随而变。如何变？她没给出结论。
《华西都市报》作为中国第一家冠以“都市报”的市场化媒体，曾名重一时，该报首席记者李寰透露，她们也遭到传播困境，优秀的深度报道不准许网络发布。
《博客天下》主编沈亚川称这并不足怪，传统媒体的处境还会继续恶化，“不要以为现在探底了，底下还有地下室。”
他认为：要坚持做媒体人，必须具备两点，第一，找一个背景很硬的靠山。第二，要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怪人，内心足够强大。
传统媒体如今老人留不住，新人靠不住，未来在哪里？不知道。这是沈亚川的答案。
十八大代表，《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副主任刘万永悲观但不沮丧，他直陈只要传统媒体还没死，想干就坚持，不相干就离开，没必要悲情和神圣，做新闻还是需要一点点理想的。
刘万永反问：万一理想要是实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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