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另一个世界的内罗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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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另一个世界的内罗毕

直到从马赛马拉回到内罗毕,我才发现,这个城市居然还隐藏着巨大的另一张脸。吉普车开着开着,渐渐不见了路边的灰尘漫天,马路整洁宽阔起来,两边的三角梅颜色清晰浓郁,路上行人的密度也变小了,我忍不住问司机Jerry,“真的是回到内罗毕了么?”

“对啊,已经到了,你不信?”他笃定地回答我,大概心里在不满我对一个闯荡非洲草原多年的老司机提出如此愚蠢的问题。

只能说,这个内罗毕,和我离开前看到的内罗毕,完全是两个城市。

门禁森严的高档小区,要穿过警备公司把守的好几道门才能进入,这里基本上住的都是外国人,一些前殖民者的后代、跨国公司的海外职员、还有干工程做生意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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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罗毕CBD

到肯尼亚来出差的龙阿姨正是后者之一,工作之余带着小侄子轩轩去马赛马来看动物,这才有缘分遇到。她不放心我一个姑娘孤苦伶仃又要回到混乱的小旅社,“跟我去吧,我这里熟人多,帮你找个住的地方没问题,至少肯定安全。”

龙阿姨带我见了她的生意伙伴刘叔,一位下海了的曾公务员,带着金丝框眼镜,讲起话来慢悠悠,像个读书人,干的却是建筑行业,巧的是他女儿是我大学学妹。晚上又认识了在当地做翻译的温姐,和她干工程的老公李哥,一桌人除我之外全来自四川的不同县市,导致肯尼亚的最后两天,耳边天天听着的是四川话,在一个讲斯瓦西里语的国家,居然学了不少四川方言。

我当晚被安排住在温姐家里,她们租着一套两居室的公寓,背靠着Arboretum森林公园,据说每天清晨会被几万只鸟异口同声的鸣叫给吵醒。温姐性格大大咧咧,对我这来历不明的女子也不多过问,她有个和我同年的弟弟,一直说着,“把我当亲姐姐就好啦,不要客气。”

给我准备了空房间,香喷喷的被子毯子,床头柜上摆着个吹风机,自从离开桑岛后我就再没用到过吹风机,每次只能傻傻等头发被漫长地自然风干。

“人怎么会这样呢?”《金色梦乡》里青柳发动荒野里那辆旧汽车时就这样自问过。

人怎么会因为一辆车发动就激动得要哭出来呢?现在我却因为看到一个吹风机而感动到想哭,小小的久违的物质舒适感,居然能给人带来这么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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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四川包工头带去现场监工

刘叔在内罗毕租了车,第二天专程载我去中央邮局寄明信片,接着到埃塞俄比亚餐厅喝咖啡,熟稔地同常客埃及大使打招呼。谈完生意,又带着我们满城转,驶过蒙巴萨路、经过朴素的总统府,绕过地标性的YAYA购物中心,前方又将回到西部富人区一带,而往南穿过恩戈路不远处,就是内罗毕最大的贫民窟Kibera,不过就是一条马路的距离。

放眼世界上的大都市,有哪一个不是这样呢?香港有中环也有深水埗,纽约有曼哈顿长岛还有布鲁克林,就算是到处看上去差不多的日本,也有大阪梅田心斋桥的繁华干净,以及仅仅相隔几站地铁就满街流浪汉的新今宫。

这正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大城市的魅力所在,花上最小的代价,你就得以成功地隐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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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水煮鱼和麻婆豆腐的中国餐厅

我们去过一间上海人开的中餐馆,老板斯文白净,讲话柔声细气,我心里立刻窜出了白先勇的形象。果然,刘叔偷偷对我说,“那老板是个同性恋,据说厨师就是他男朋友,两个人大老远跑到这里好多年了。”

这剧情让人想起《春光乍泄》,黎耀辉和何宝荣,一对同性恋人为了去看南美洲大瀑布,离开香港去了地球另一端的阿根廷,希冀文化和距离上定的差异可以作为保护的外壳。

一瞬间我预感到也许会喜欢上这里,即使或许会在离开的时候。

“那时内罗毕还是一个混杂的城市——有富丽堂皇的石砖新建筑,也有一大片瓦楞铁屋顶的老商铺、办公室以及带长廊的平房。马路上尘土飞扬,两旁是长长的两排桉树。高级法院、土著事务所、兽医站,所有的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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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距离1914年29岁的卡伦第一次踏上非洲国土,恰好100周年,然而一百年过去了,时间仿佛没有走过,这里仍旧像她写的那样,混乱复杂、让人惧怕又迷人,那场舞会跳了一个世纪,主办者已纷纷离场,剩下的只是不想散场的舞者和余音尚留的乐曲。

最后一天,刘叔让司机Jorgi载我去市郊的卡伦故居。这位丹麦女作家和他丈夫一起经营咖啡农场,雇佣了很多土著居民,与他们一起生活了多年。

这段经历被她写成了《走出非洲》,1958年被改编成电影后获奥斯卡7项大奖,让这部小说重获瞩目,她的人像甚至被印到50元丹麦纸币上。屋子里的许多展品并不是原物,多是在电影中出镜过的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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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伦故居

有意思的是厨房,你能看到净水机、咖啡机、天平、自制黄油的机器,食物是最直观的,欧式生活被原封不动地搬了过来,雅致的小别墅、华丽的书房和一屋子的外文书。

是啊,这寂寞无声的漫漫非洲之夜,没有书该怎么度过呢?

站她曾住过的后花园里,讲解员指着远方告诉我,“你把手握成拳头,远处形状像手背四个凸起关节的就是恩戈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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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遥望着躲在远方雾气中的恩戈山脉,飞机坠落在蒙巴萨的丹尼斯,最后被带回来葬在了那里。

想象着若是爬到山顶,会不会获得和她一样的视野:南面广袤的平原是马赛马拉,直逼乞力马扎罗山,东北部的秀丽原野就是拔地而起的新兴大都市,卡伦如此形容道,“内罗毕生意盎然,它如流动的水,像被注入了生命力般在运动;它如新生的事物,在蓬勃地发展;它的面貌每年都不尽相同,甚至有时你远足打猎归来,都会感受到它微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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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和全世界所有的大城市一样,它的变化是清晰的、有迹可循的。

最后那天晚上,我们一行坐在Java cafe靠路边的位置吃饭,千篇一律的炸鱼薯条和蔬菜色拉,喝着热热的姜汁柠檬。这是个集各种商铺为一体的plaza,金色夕阳微微打到洁白餐盘的边缘,一下子又缩回去,和煦平静到你无法想象,就是在类似这样的广场,可能会在下一秒发生枪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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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有些慌乱,跑到旁边的药铺买疟疾药,朋友吩咐我回日本前一定要带着以防万一。在没有枪战的日子里,对号称“人肉蚊香”的我来说,这也许是最严重的非洲问题了。药剂师是个漂亮到惊艳的中东女人,她朝我楚楚动人地笑着,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没错,我还是在内罗毕,只不过是另一个内罗毕罢了。

如果给我时间的话,也许真的会喜欢上这里,只是搞不清,喜欢的会是哪一个内罗毕罢了。而现在,Party散场,我必须走了。和倔强又感性的轩轩小男孩拥抱,他傻傻地哭起来,用会的仅有几句英文跟我道别,同一天他也将和龙阿姨搭飞机回绵阳。

原来我来到内罗毕,是飞越千山万水来做了一个中国的四川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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