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钱穆的中国和中国文学史

本来想说的是钱穆先生，可还是想先说说叶龙先生，这位钱先生的高徒，如果没有他一笔笔记录又一本本留存的课堂笔记，这本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就无缘面世。

1953年，25岁的绍兴青年无名小辈叶龙和虚岁60的名满天下的无锡人钱穆在课堂上的一场结缘，开始了他们今生的相遇相知。如果没有60年后叶龙的悉心整理与鼎力奔走，这本尘封60年之久的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讲稿也无从得见天日。读到刘悠扬先生在钱穆《中国文学史》中的附记，是在纵览全书之后的一场心潮澎湃，当年倾家荡产维持新亚学院的钱穆先生怎会料到，在他的学生当中会有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守墓人”，将他的心血接过，薪火相传。他们之间传接的，绝不仅仅是一部中国文学史，更是中国文人的一曲高山流水。

《中国文学史》的由来本身就是文脉相传的传奇之作。恰如中国文学在几千年之间的跌宕坎坷，却又一念不绝。忽然就生发了这样的感动，因为书，更因为书后的人。

一部《中国文学史》，从诗经讲到了明清章回小说，跨度几千年。在钱先生的眼中，却是天人合一、心物合一。他给到的读诗经的方法就是，“先要养成自己的性灵”。这是之后钱先生强调的“永远是活的文学”的发端。对意境、情趣的推崇，在钱先生的品评中随处可见。如《清明》一诗，钱先生认为，“路上”两字，用得极好，“实际上是描写想家，却写得空灵而非具体”。他对建安时代曹操父子的推崇，更是突出。他认为虽然曹氏父子政治上为领袖，但作品“并无官僚吐属，仍出于私人情怀”，尤其是曹丕，更能看出其文学价值。“中国有真正的文学当自建安时期开始”，在各个文学史论中，将建安文学寄于如此地位，当属罕见。

至于对孔孟老庄的评价，钱先生的语言着实直白有趣——孔子如钟，大叩大鸣，小叩小鸣，不扣不鸣。庄子则是玩世不恭。老子认为有些人不配和他讲，墨子则一定要讲到你明白。

“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纯真与自然。”在这个基础上，钱先生做了一步步的推进，“最高的文学是不求人解的”，刻意的写作就落了下乘。虽然文学是时代的，有情感、有生命的，但“并非将生命、感情放进去就成为文字，而是将生命、感情以及有时代性的内在生命力和外在生命力四者配合起来才成为文学的”，能达到这样四角齐全的标准，那也真是不易。

谈到诗作，“孟浩然诗中有人，但陶渊明、王维之诗已将人抽掉，即是不将自己摆进去，此是一大优点。”“陶渊明性格如虎，极为活跃。杜甫则如一片枯叶，任由狂风吹飘。但杜诗变成了史诗”。说到文人的趣闻轶事，更是让人忍俊不禁。

但若由此认为钱先生的学问是旷达轻飘一路，那是大大的误解。所谓通儒，名下无虚。

对楚辞的分析，钱先生从南北方的歌舞着手论述，道出陕西人的歌咏和楚地的不同。对汉代《古诗十九首》的剖析，则从节气历法切入，指出一个版本的注解的矛盾之处，更让人称绝的是钱先生基于对东汉魏晋时期丧葬风俗的了解，考证了其中一首作品是东汉作品无疑。回到对初唐和魏晋的比较，又从人们生活的时代背景和阅历入眼，以至于对杜甫的评析，是将他的人生划分为四个阶段，对其作品进行逐一细分的。

如此学问通达，难怪老爷子有资格喟叹：“五四提倡白话文后，再无文学可讲，大学只是讲语言、甲骨文和人物作品的考据，大学里就没有文学了”。他的要求是，“今日青年应能看两千年前的国文，又应能看五十年前的英文书，才合水准。”

要想在学术上能自由、能独立，扎扎实实读书、做学问才是正路。一味地“硬是要新奇，要创见，这只是无知识”。最后附上钱先生的一句话，我们好好品品——“中国几十年来在文化学术上的毛病是：一是意见的偏；二是功夫的偏。”

那是钱穆的中国和中国文学史。

大师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