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元宵节的记忆是有些淡漠的，大概是因为它从来不是国定假日的缘故。孩提时代，大人在元宵节是正常上班的，所谓庆祝，不过是拉个兔子灯，猜个灯谜，最可期盼的是汤团。而这众多汤团中，父辈最为推许上海化的宁波汤团。上海的点心其实具有一种极简主义的追求，著名点心的主料配料都不多，全胜在制作和烹饪工艺的讲究上，从小笼馒头到宁波汤团，莫不如此。上海宁波汤团的皮是要用三种不同的糯米粉混合制作的。制作汤团的糯米粉要用凉水浸糯米12小时（夏季则8小时就够了），捞起后用水淋过，带水磨成浆，再装入布袋吊起沥水（或压干水分），最后成粉团做坯，故称水磨粉。汤团的馅心是新磨黑芝麻粉加猪油和白砂糖混拌而成，号称黑洋砂。其中猪油是关键，少了，馅心不软，多了又有异味。这样的汤团根本不需要牙口，皮子和的馅心如同丝绸般光滑地缓缓流淌入食客的口中，寒夜中温暖至心。还有上海人把汤团呼作圆子，而所谓小圆子就是实心的小汤团，加上酒酿烹制，是那个物质贫乏年代最佳的夜宵，不过奇怪的是，我一直排斥甜桂花，腌制过的桂花具有一种不真实像被塑化的口感和香味。

到了北京读书才知道，江南人的汤团在普通话中被称为汤圆或者元宵。北方的元宵是将馅心一层层沾上糯米粉而成，我从来没喜欢过北方的元宵，元宵皮子硬，馅心粗，是无论如何比不上江南汤团的细腻滑爽可口。也是后来多读了书才知道，在相当长的历史中，元宵节是比春节更重要的节日。从汉代开始迄今已经有2200年左右的历史，它的诞生是为了庆祝汉皇室在公元前180年的宫廷战斗中打败了吕后家族。真正把元宵节变成中国古代的狂欢节的还是隋炀帝杨广。公元610年农历元月15日，杨广在洛阳招待来访的各国君主和使节，为夸耀国家实力，命令全城设灯火，终夜不息，并在御街天津街上上安排演员表演各种杂技百戏，其中乐手数量就达到1万8千人之多，民众通宵不眠。从此，元宵节成为中国人的固定节日直到现在。后来唐明皇应胡僧婆陀之请于天宝三载（744年）十一月下敕。“每载依旧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开坊市燃灯。永为常式。”到了宋朝，上元灯节假期更长，从7号上灯到19日收灯，元宵节已是古代中国的国定狂欢节了。

即便我们的记忆可靠，我们的风俗还是在时代的发展中有了细微的变化。等这细微的变化积累到一定时间，就会让在时间中浑然不觉的人们猛然一惊，发现熟悉的一切都有了变化。我们已经不必眼巴巴等到元宵节才能吃上汤团了，越吃越好的我们甚至都有些厌倦汤团了。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不少老店汤团的水磨粉中掺了米粉，黑洋砂则吃上去真的像砂子了，这是我突然紧张起来，我们居然很难找到一家以前能够让我们温暖的汤团店了。我们总是这样，开始不太认真对待一种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等哪天醒悟过来，这个被轻视已久的东西则再也难回到原来。

今天落笔写元宵节的时候，想起来那时家里包汤团都是自己动手的，小孩子也要帮忙的，全家齐心协力把芝麻汤团和小圆子准备好，等着下锅和吃的心情中分明有着参与期间的自豪。由此我想起那时吃年夜饭固然重要，其实准备年夜饭则更重要，年夜饭那个浩大的工程需要全家出动一起筹划和动手，食材的收集依赖各家的贡献，烹调也要依然各家不同手艺的展示，正是各家各司其职，才能完成一年中最重要的饭局的准备，也正是在协同准备中，让过年变成一个漫长但充满乐趣和等待的过程，为了充实这个过程，会邀请人加入，会涉及一些成人或孩童的活动和游戏，这个过程的不断丰富，大约才是年味。现在的年夜饭简化成一顿饭，吃完就得，准备的过程不是省略就是外包，最后和日常的应酬没什么两样，那么这年夜饭和元宵的汤团也就不那么吸引人了，结果大家自然在程式化地完成一个习俗后各顾各自地散了，甚至年轻人把吃饭看成是父母的伺候而坐等，那么这年味自然也散了。

这时候我才明白，为何父亲在外吃过一次酒店的年夜饭后，就坚持要自己准备年夜饭，无论人多人少，他都要按照我们家族形成的习惯把年夜饭的种类准备停当。他不听我们后辈的劝，去菜市场，去南货店，以前那是许多人做的事，现在他一个人去做。父亲老了，有些菜不如以前讲究了，比如他不自己亲自制作色拉酱了，所以色拉也不如以前好吃了，但是要知道，以前可是我帮助父亲制作色拉酱的，尽管我只是帮助往蛋中一点点滴油，但大约正是和儿子一起制作，才让这枯燥的事变得不那么寂寞。我这才想清楚我虽然出席年夜饭，但因为不参与其中，我失去了年夜饭的快乐。所以，放下笔，电脑，电视和那么多可有可无的应酬，去陪在厨房间忙碌的父亲做点什么，哪怕说点什么，才是过年的正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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