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日渐减少，人类正变得越来越善良。”对于这样的命题，相信许多读者不以为然。

毕竟，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并未完全消散，一般认为，那是史上最残忍的两次战争，更何况，从没有哪个时代曾出现过纳粹这样的极端组织，它通过工业化的手段杀掉近600万人，几乎消灭了一个民族。我们把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称为“悲伤的20世纪”。

是的，自“二战”后，世界相对和平了几十年，但前提是现有核武器足以消灭人类上百次，一旦脆弱的“恐怖平衡”被打破，当下的和平又有多大意义？人们宁愿相信：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凶险，暂时的平静不过是在为下次战争积攒能量而已。

不知道为什么，斯蒂芬·平克给自己这本内容厚重的书起了个鸡汤式的标题，面对来自“常识”的挑战，他该如何回应？

人类原本就是凶残的动物

几乎所有民族都曾将过去视为天堂，我们习惯了这样的神话：先民既淳朴又善良，所以持久和平，没有战争。

但，这个神话得不到考古学证据的支持。以距今5300年的“奥茨冰人”为例，他身上带有4个人的血迹，显然，他生前经历混战，最终因后脑中箭和肩部重创而死。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证明，先民们自相残杀，并吃掉对方。在已发现的原始文明遗迹中，无一例外布满暴力痕迹。

美国学者戴蒙德曾持续50年观察新几内亚原始部落，在《昨日之前的世界》中，他展示了一幅仇杀不断、充满血腥的画卷，几百个部落为生存而竞争，谁敢踏入他人领地，必将付出生命代价，许多部落已忘掉因何成为世仇，可彼此成员一见面，必然兵戎相见。

统计表明，原始社会因战争造成的年均死亡数占人口总数的十万分之524（超过0.5%），而即使遭遇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德国、日本、俄国（苏联）年均因战争死亡人数也只有十万分之144、27和135，如将全人类都算进来，则只有十万分之60。

原始文明战损率高，因为开展的是“无限战争”，双方频繁采取偷袭战术，老人、儿童、妇女皆在猎杀名单中，为瓦解敌手的抵抗意志，不惜使出最恐怖的手段。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荷马史诗》中会有如此多的血腥描写，为什么《圣经·旧约》中的上帝如此残暴，动辄消灭全城男女老幼。

不论是来自考古学的、人类学的、文化学、统计学的证据，都证明了：人类本性凶残，在文明的进化过程中，我们正变得越来越好。

人类是怎样把暴力关进笼子的

斯蒂芬·平克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个暴力行为明显下降的阶段，即：国家的诞生、人道主义革命和权利革命。

国家诞生的价值在于：通过国家垄断暴力的行为，杜绝了日常暴力的泛滥。从统计看，这使暴力死亡案例降低到原来的1/10。

新几内亚的一名奥纳亚人这样解释了国家的作用：“政府来了以后，生活好多了”，“一个人可以安心踏实地去吃饭了，无须时刻警惕别人的袭击，早上可以放心地出门撒尿了，不用担心中箭丧命”。

塔西佗曾说：“原来我们受犯罪之苦，现在我们受法律之害。”中世纪欧洲凶杀率高达十万分之4—100，而到1950年，则下降到十万分之0.8。从13世纪到20世纪，英国各地凶杀下降至原来的1/10—1/50，即使是纳粹德国时期，一对一的凶杀率都在下降。

15世纪，欧洲有5000多个独立的政治单元，17世纪早期变成了500多个，到拿破仑时代是200多个，到1953年，只剩下不到30个。操纵暴力之手越少，则暴力行为亦不断减少。

但反例是，美国作为最成熟的现代国家，其犯罪率却居高不下，这岂不是证明了：国家无法有效减少暴力？

斯蒂芬·平克的解释是，美国由三部分组成，即东部、南部和西部。新英格兰文化浸染的东部地区犯罪率、凶杀率等接近欧洲，而西部、南部低收入地区基本处于无国家状态，穷人们依赖“荣誉文化”（即以牙还牙）来保护自己，而不是国家法律。换言之，要减少暴力，必须进一步强化国家作用。

人道主义革命的价值在于：重建道德理性，以约束国家滥施暴力。

国家垄断大大减少了暴力，但由此引发的问题是：谁来约束国家滥施暴力？

在人道主义革命前，人类的精神世界长期被信仰和迷信所把持，道德家们认为，只有严厉的刑罚才能抵抗人天性中的堕落，这为残忍打开了方便之门。

由于当时国家能力有限，为维持秩序，管理者倾向于用酷刑来震慑犯罪。在几乎所有国家，公开处决、虐待成了集体狂欢，人们观赏着活剥人皮、凌迟、砍头、剖腹、鞭打等，并将其视为正常的生命体验。很少有人意识到，这鼓励了暴力行为的泛滥。16世纪巴黎风靡“烧猫”游戏，闲汉们将猫吊在火堆上方，不断放低绳子，以欣赏其惨叫，直到它慢慢变成焦炭。从暴民到暴君，历史进入死循环。

人道主义革命萌发于17世纪“理性时代”，在18世纪末“启蒙运动”中达到光辉顶点。通过重建道德理性，人类懂得了刑罚不是要讨还神秘的宇宙正义，而是为了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

道德理性的最大成果是将权力置于笼中，从而有效控制了暴力，这是个双赢格局：古罗马49个皇帝中，34人被杀死，而从中世纪到1800年，欧洲弑君率降至原来的1/5。权力越来越慎重地使用暴力，人民也越来越倾向于“不流血的革命”。

权利革命的价值在于：它让非暴力成为我们生活的自觉。

上世纪30年代，美国父母平均每月揍孩子3次，1975年，降到每年10次，到1985年，降到每年7次。上世纪50年代，94%的瑞典人打孩子，其中33%的人会经常打，到1995年，经常打孩子的只剩4%。

1967年，25%的美国男人认为扇妻子耳光天经地义，甚至17%的美国女性也表示同意，到1991年，仍这么想的美国男人已不足15%，到1995年，只有5%左右的美国女性对此表示认同。

英国学者戴蒙德在《民主的精神》一书发现，从调查结果看，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民众普遍赞同现代民主制度，越是被严格监控的社会，人们赞同度越高，可他们在性别平等、儿童权利等方面，却表现出较低的认同率。事实证明，束缚我们的并不是文化、历史等因素，而是政治，以及对权利认识的水准。

权利革命不仅减少了家庭暴力、种族冲突、私刑等带来的伤害，而且使人类养成了视暴力为野蛮的思维习惯，现代人遭遇的暴力正变得越来越少，连虐狗、虐猫等亦被法律禁止。在权利革命风行的50年中，全球民主国家数量显著增加，世界各国暴力发生率明显下降。

也许，不大声喧哗、不随地便溺、不动辄骂人打架，会让一些人觉得束缚太多，可人人都不那么穷凶极恶，这世界就会安全许多。

规律事件与概率事件的区别

在书中，斯蒂芬·平克列出了足够扎实的统计数据，证明暴力正在减少，我们可能永远告别大规模战争，但自“二战”后，人类对这种理性推论越来越不感兴趣，因为无法回避这样的追问：在经历了惨痛的“一战”后，为什么我们又掉入更惨痛的“二战”中？为什么理性没能制止悲剧的发生？

斯蒂芬·平克的回应是：只要将以往战争完全罗列出来，我们就会发现，其爆发时间并无规律可言，换言之，战争是概率事件，而非规律事件。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概率是均匀分布的。假设一栋房子每月会遭到2次雷击，如果1日它已被雷击过一次，那么下次最可能发生在哪天？很多人会觉得，剩下29天机会均等，都是1/29的可能性，这其实依然是规律思维，而非概率思维，学过概率论的人知道，2日它被雷击的可能性最高，离1日越远，则被雷击的几率越低。

典型的概率事件都是集中分布的，正如下雨，总是有的地方多一点，有的地方少一点。离这次大战越近，就越可能爆发下次大战，离它越远，爆发大战的可能性就越低。

换言之，20世纪爆发两次世界大战是概率决定的，用规律思维根本无法解释它，但即使如此，也并不影响人类暴力不断下降的事实——以更长的视角去看，20世纪战争总数显著减少，战争造成死亡率亦显著降低。

对中国读者的启示

以统计学的视野看历史，并非新方法，但本书胜在不仅引入了统计学的技术，更引入了统计学的智慧。比如将概率事件与规律事件分开，这是以往史学工作者常常产生误会的地方， 严格来说，风靡一时的“历史周期律”“血酬定律”等，就有误把概率当规律之嫌。虽然造出了一些新词，却将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由于太过随意地无视反例，使它们的解释力大打折扣。

本书引人深思之处在于，在减少暴力的三阶段中，中国究竟处在怎样的地位上，还需多久才能赶上世界潮流。

显然，我们已迈过国家诞生的门槛，但在人道主义革命阶段，存在缺陷。在我们的社会中，许多通识尚未被贯彻，许多常情常理尚被视为异端，我们距离真正意义上的道德理性还有差距，不得不经常依赖习惯、文化、命令来维持，这给暴力留下空间。

至于权利革命，我们更是刚刚起步，性别歧视广泛存在，几乎所有家长都在打骂孩子，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游客迈出国门会有种种奇葩举动，因为在日常生活的大课堂里，我们接受的是另一种教育，它驱走了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留下了暴力。

历史如长江大河，不论遭遇怎样的地峡，终将奔流到海，从这个意义说，多一个明白人，就会少一分苦痛，少一点代价。读史方知天地宽，这应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历史：《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作者：（美）斯蒂芬·平克

译者：安雯

定价：128元

出版：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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