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的变迁_微图摘

在上海这些年里，算起来去过两次无锡、五次苏州、八次南京，以及至少二十次杭州；但仿佛从未想过要去镇江、扬州。或许不仅对我如此，对许多人来说，如今它们都不再是多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这两座城市最辉煌的时代都已过去太久，虽然衰落有时也是好事。江山仍在，但细节处仍不难看出沧桑变迁，而我们看待风景的方式也早已大异前人。

这次在镇江，焦山给我们的印象最好，这座江心小岛仍有其原先的气势（金山则早在光绪年间已与大陆相连），游客也没金山那么多。除了定慧寺和万佛塔游人略多外，碑林、兰亭等处都十分安静，而我大体上喜欢一切游客较少的景点。但其实即便是金山，客流量也无法与苏州园林名胜相比。北固山由于正在修复，游人更为寥寥，山下的绿地与任何一个普通的市民公园并无太大区别。这些年镇江似乎也受了“新天地模式”的激励，西津渡老街一带的民国建筑正在修复，并试图把它重塑为一个上档次的城区，不过并不意外的是：这些新修复的地方行人稀少，而旁边杂乱的老城区却还生机勃勃。

在镇江似乎很少看到外地游客，即便有也大多是来自本省的淮安等地，更别说外国游客了。一路所见的游人大多说着镇江本地话，绝大多数也都是空手而来，连带相机的都寥寥无几。在北固山下、伯先公园等地更为明显，那里基本就是市民休憩之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座城市的景点已被“本地化”——它们渐渐地不再是具有全国性意义的文化地标，而变成主要地只是当地社区的一部分。这种感觉在花山湾古城遗址表现得尤为强烈：这里原为唐代镇江罗城遗址，现在则变成市民健康步行道和法制教育（步行道两侧立有许多中国史上名人对“法”的名言，虽然常常此“法”非彼“法”）的长廊，虽然土墙上郗公亭、卫公亭等仍取自镇江历史上的典故，但一些亭子里屋梁写着的却是为社区市民休憩时而设的医学名言——试想一下，你在一座古香古色的亭子里歇息时，猛然间发现屋梁上赫然引用一句《开宝本草》：“芦荟明目镇心小儿癫痫惊风疗五疽杀三虫及痔疮瘘”，还有什么“利大小便”之类。

世人对镇江最著名的三处景点的印象，可能都来自传奇与诗文：金山与白娘子传奇、焦山与清帝南巡及瘗鹤铭碑、北固山则与辛弃疾词联系在一起，当然山顶甘露寺刘备招亲的传说也很著名。这也是许多南方人文景点共有的特点：正是那些附着其上的无形文化造就了其全国性的声名，否则金山、焦山、北固山、孤山、虎丘，乃至青原山、普陀山、紫金山，其实都只不过是不起眼的小山包而已。这些环绕其上的传奇，本身又是其历史地位和长期文化积淀的结果，当镇江本身衰落为一座普通的城市之后，也就很难再有新的传奇能使它的某个景点具备全国性影响力了。无论是西津渡还是伯先公园，这两处晚清民国的遗迹，在镇江之外恐怕都鲜为人知。于是近代以来的镇江逐渐地就只以它的肴肉、陈醋、锅盖面为人所知了。

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风景的本地化”可能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1990年代旅游业勃兴以来，很多原本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景点大多经历了两种不同的历程：一种是像我2000年曾去过的洛阳龙门石窟，当地人不屑地说，他们觉得只有外地人和傻瓜才会花几十块钱进去看，而本地人都不会花这个冤枉钱；而另一种，则是越来越多的景点（尤其是适宜于作为“公园”的），被纳入到本地的社区生活中来，就像南京的明故宫遗址公园，人们一早在里面练嗓子、打太极、跑步、甚至玩羽毛球。在承德避暑山庄和扬州瘦西湖，我们也看到许多本地人会办了月票，到里面去散步，对这些本地市民来说，这只是一个“大公园”，虽然稍有些独特（有时让他们引以为傲），但也仅此而已。在那些不收门票或取消门票的地方，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当然也有例外：外滩虽然从来不收门票，但很多上海人或许几年也未必去一次；而杭州西湖也并不那么明显地本地化，因为它还是大量地吸引着外地游客。

大部分这些地方，原本其实都不是“公园”。避暑山庄是皇家园林、苏州园林多是私人宅邸、金山焦山则原本是寺院为主，但如今在游客眼里，它们则无一例外地成了“公园”，至少是“景点”；在瘦西湖的新旧两部分景区也能看出：新景区完全是按照“园林规划”来拓展的，你身临其境只能感到这是个自然景观，却感受不到身处历史的文化意味。观看的方式已变。而当你这样看待所有这些地方时，你的感受必然已和前人发生了巨大的反差。扬州的个园以竹著称，但主人原先之着眼与用意，在于竹的文化象征意义——实际上中国人之重梅兰竹菊均如此，每每颂其如君子般高洁，而不是纯粹地从园林美学和植物学的角度来欣赏竹子；而今园内却移栽了多种竹子，一一标明其种属，竹径旁的长廊还犹如科普般列出竹文化、竹子品种、竹子相关的名言等等之类的标牌，此非无关，无乃太笨。当然这确实也是现在人去感受和理解景点的常用方式。最令人侧目的一个例子，是我在扬州普哈丁墓园门口看到标牌上写着：扬州市政府宣称要修缮墓园，打好“普哈丁品牌”——这个广告术语的使用，表明在当局看来，普哈丁只是被工具性地理解为扬州当地YSL文化的一个资源。

相隔一水的这两座城市，现在经济上正在复兴，但它们已绝无可能恢复其历史文化地位，因为那在很大程度上早已一去不复返。扬州、镇江、南京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事实上都源于其在地理上是军政要地，故均曾有重兵驻守（这与苏锡常等地不同）。唐末之前长江口远较现今宽阔，扬州既是河口（大运河）、又是江口（长江），还是海口，故能在内外贸易上均为聚集之口，蕃商及日本高丽使者［1］毕集于此（扬州人鉴真之远渡日本，也应与此有关）。清代扬州虽再度繁盛，但其实已与唐代的繁盛在本质上有所不同，清代扬州既奠基于所谓“东南三大政”（漕、盐、河）之上，也正受三者之害，故钱穆言“清代之盛大，萃于扬州，而其衰象亦至扬州见之。盐漕之病，吏胥之蠹，莫不于是乎而著。”在长江下游河道因泥沙堆积而收窄之后，“开窗放进大江来”的气势不复再现，距离长江的港口也越来越远，到晚清遭受太平天国战乱、漕运衰败、交通枢纽地位丧失的三重打击之后，扬州和镇江都急剧衰落了。在对外沟通萎缩之后，它们都只能依靠自己不大的腹地，扬州到1930年代主要只靠三把刀、腌制蔬菜、化妆品和牙刷闻名，那时可能唯一的一个例外是扬州妓女——她们依然保持着极高的声望，而且遍布各地，以至于1918年西行十万里的林竞在《亲历西北》一书中还特辟一节谈“扬州妇女之冒险精神”，因为他发现在北方各地都见到“此辈足迹”。

一百年前的清末民初，可能说这两座城市最衰败的时刻。1921年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游记》中对它们都没多少好话，在镇江，从火车站出来后“黄包车首先经过了由排成一溜儿的窝棚构成的很原始的贫民窟。窝棚的屋顶上铺着稻草，但基本上看不到泥抹的墙壁。大都是围着苇席或草帘子。屋里屋外的男男女女，都带着一副凄惨的面孔在那里徘徊”（比他早二十年到镇江的德国传教士薛田资也说这座城市“多么不幸、多么贫穷。大多数街道只有一米半宽，肮脏不堪。所有垃圾都堆放在街上”，到处是垂死的人）。而扬州虽然不错，但河水里也泛着臭气，他觉得“扬州这个城市的特色，首先就在于它的破旧。两层的楼房几乎看不到，即使是所见的平房，也都是一副破旧不堪的样子。马路上是凹凸不平的铺路石，而且到处淤积着泥水。对于看过了苏州与杭州之后的游人来说，感觉甚是悲哀也不为夸张”。中国游客对扬州的评价也大抵相似：1928年郁达夫满怀浪漫的期待去扬州，却失望地发现周围风景“平坦肃杀，没有一点令人可以留恋的地方”；1932年易君左在扬州呆了几个月，留下印象的只是那里破落的大宅子、缺乏公共卫生的街道，那个城市是在过去的时光中任由衰败。

扬州如今当然不至于那么凄凉。但外人对它的印象，很大程度上仍得自于它历史上的事迹，而不是现在，当然更不是晚清民国时那幅衰败肮脏的景象（那是最需要被遮蔽也是最易于被遗忘或“翻过去的历史一页”）。游客来到扬州，往往是想印证那些半真半假的传说（东关街上居然有一家店叫“韦小宝古玩行”，不知将来会不会重建丽春院），想看清代富贵的盐商们到底怎么生活，以及清帝南巡扬州瘦西湖的感觉——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清代皇家园林原本以江南为蓝本，但在扬州二十四桥景区的介绍中却反过来说熙春台是“再现北方皇家园林之气概”。现在瘦西湖正竭力扩大景区，扬州东关街也尘土飞扬地掘地施工，旁边木料作坊也正在为修复或重建开足马力，像历史上常见的那样，这座城市似乎正在以复古的名义达到变化的目的，但问题也正在此：除了那个“历史上的”扬州（虽然在太平天国之后它就已基本毁灭）之外，“现代扬州”事实上对游客来说并无多少吸引力。无论是“淮左名都，竹西佳处”、“二十四桥明月夜”还是“烟花三月下扬州”，那些都是借助于古代文学意象的力量来传播的形象，是“想像的繁华”，而后人却很难再有翻新，因为今天的扬州和镇江都已不再能激发文化人去创造出新的东西，即便有，大抵也不会超出本地的范围。这样，当这些景点在中国人的地理想象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后，这些风景也就进一步地被地方化了。

当然，话说回来，我对扬州的印象大抵并不差。虽然瘦西湖新拓展的景区有着太明显的“园林规划”的痕迹而缺乏底蕴，东关街也太喧闹（并不意外地，卖的纪念品到处都是“扬州三把刀”），但瘦西湖大体上并不太让人失望。史公祠也不错——我原先对史可法其人其实并不很喜欢，那时觉得这样缺乏领导力的道德人士，或许还不如曹操之类有办法的“白脸奸臣”，不过参观后我的这一想法有所改变：毕竟人一生的价值有时不仅在于一时事功，有时它还为后人提供了许多精神支撑和动力，史可法可能在死后起到的政治作用比生前更大，尤其对晚清革命党人来说。纯从景点来说，梅花岭清寂人稀，也很好。

不过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在普哈丁墓。和别处不同，这里显得有些欠修缮，虽然大门明显几年前重修过，但却有些拙劣——外墙贴着瓷砖，形式则模仿西域清真寺，但扬州当地MSL建筑以往其实都是汉式风格，恐怕一千年来也没用过这种西域式样。要点不在此，而在于这里几乎不算是一个景点（确实游人极少），而它仍在人们的生活中延续着作用。在那些盐商的老宅里，你已看不到真实生活的痕迹，它已是无生命的了；而在这本应是无生命的墓地中间，我们却意外地看到数十个人仍在做礼拜、在就经义而讨论。我一直在想，重要的是有哪些在人们中间仍然活着、延续下来，而哪些已经不可挽回地断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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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附带说一下，扬州现在还有纪念崔致远之处，但瘦西湖的旅游指示的英文却把他的名字按汉语拼音写为Cui Zhiyuan，但韩文恐应作Choe Chi-won；瘦西湖里一处琼花的标志牌也把“琼花”翻译为“Qiong Flower”，作为扬州的市花，这么翻译好像是有点为难国际友人了

［2］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德庆序：“东南三大政，曰漕、曰盐、曰河，广陵本盐筴要区，本距河淮，乃转输之咽吭，实兼三者之难，其视江南北他郡尤雄剧。”又陆廷抡说吴梅村诗：“数十年来，扬郡之大害有三：曰盐筴、曰军输、曰河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