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能想象，两个成年人相识、相恋、肌肤相亲，断断续续生活了17年，有家庭、有儿子，然而那个丈夫居然始终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其实也是一名男性么？如果这样一桩奇案，又和间谍战、好莱坞大片和主流媒体聚焦关联在一起，就更引人瞩目了。
这就是曾轰动全球的“时佩普间谍案”，这桩尘埃落定22年的案件每每在几乎被世人遗忘之际，因一本书、一部电影或一些因缘际会而重新被提起。6月30日，年已70岁的“女主角”时佩普因心脏病在巴黎去世，重新勾起了这段尘封的神秘历史。
“姐弟恋”
即使是一个正常的中国女生，和一个正常的法国大男孩，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北京相恋、结婚，也是件非常特别、甚至非常危险的事件。1964年，圣诞节前两天，北京的一次涉外招待舞会上，一件这样危险的事看似就要发生。
男主角伯纳德-布希科(Bernard Michel Emile Paul Boursicot)，虔诚的天主教徒，1944年8月12日出生于法国中部布列塔尼地区的瓦恩(Vannes)镇，1年前才辍学参加工作，刚刚从阿尔及利亚调到北京，在法国驻华使馆当一名最低级的雇员——会计记账员，此时年方20。
女主角自称叫时佩普，时年26岁，身材小巧玲珑，相貌清秀，有人说她是北京一个副部级干部的亲戚，也有人说她其实祖籍山东，总之她的家庭一定有什么不寻常之处，因为她居然会说法语，虽然说得结结巴巴，但在那个年代已如凤毛麟角。此刻她青衣扮相，刚刚完成招待外宾的演出。
布希科本来是和一名英国女伴同来的，那个女伴是英国驻华代办处的秘书，对他颇有些好感，但此刻年轻的布希科显然已被时佩普所深深吸引，他凑过去搭讪，并递上一张写有自己地址电话的纸条。
时佩普似乎并不在意这个嘴巴没毛的老外，顺手将纸条递给身边女伴，感到自尊心受伤害的布希科劈手抢过来，并告诉她，这张纸条只给一个人，如果对方不要，那就撕掉。
不知是否被这特别的表达所打动，总之两个人开始了隔三差五的交往，理由么，是那个年代几乎每一对在中国的跨国恋人所用滥了的：学外语。
值得一提的是，自那次舞会之后，时佩普便一直以男装扮相出现，然而布希科坚信，对方是个值得自己追求的东方女性。这对年轻人不久便跨越友情界限，成了一对如胶似漆的恋人，1965年5月，两人同居了。
三个月后，时佩普告诉布希科，自己了，这让布希科感到既兴奋又紧张，两个年轻人整天商量“应对之策”，却没有一个可行。不久时佩普让布希科相信自己已经( )，不知该伤感还是释怀的布希科很快1年合同期满，由于工作表现平平，他并未获得续约，不得不离开中国，临行前时佩普告诉他，自己又怀了身孕。
自幼憧憬旅行的布希科此后辗转了多个国家，但无时无刻关注着中国的爱人，1966年秋，正在巴西公干的他接到时佩普一封信，信中用《悲惨世界》小说中的词句写道“一个加弗罗什在期待寻得自己的父亲”。布希科兴奋莫名，他明白，这是暗示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儿子。
布希科觉得自己有责任照顾好这母子俩，因此他竭尽所能寻找再回中国的机会，1969年9月，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北京，仍在法国驻华使馆工作。他很快找到了时佩普，但并未见到自己的儿子，据说这个长得太像外国人的孩子被送去乡下，以免在文革特殊氛围中遇到不测。由于遍布“警惕的眼睛”，这对情人根本无法厮守，只能一周一次在大街上相会，无非是长凳对坐，无言相守而已。
1972年春，就连这样的幸福也不能持续下去，他再次失去了合同，不得不离开中国，直到此时他也未见到自己的儿子，但他发誓一定要见到。
1973年，他以游客身份再返北京，终于见到了7岁的儿子，儿子金发碧眼，很像他也很粘他，对他带去的新奇礼物感到好奇和兴奋。
次年他在法国有了一位同性伴侣，名叫蒂埃里-图雷(Thierry Toulet)，两人过起了“夫妻生活”，这让布希科感到，那位中国情人更像一名“前妻”，但他对儿子的思念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益强烈。
1975年他被派往法国驻乌兰巴托使馆，在那里他和时佩普母子重新恢复了密切联系，他给母子俩寄各种必需品和钱，隔三差五就找借口去中国探望。
这样的关系维持了差不多4年，1979年，他再次丢了工作，回到法国，重新和图雷共同生活，时佩普母子暂时从他生活圈中消失了，但几年后，时佩普再次联系到他，出于对儿子的责任感，布希科以“家庭团聚”为由申请二人来法，1982年9月，母子俩来到巴黎，和时佩普团聚，像一家人那样生活，布希科十分喜爱儿子，甚至带着他去老家看自己的父母，在祖父母的建议下，儿子的名字由母亲所起的“时嘟嘟”，变成了十足法国味的贝尔特兰-布希科(Bertrand Boursicot)。
如果故事就此结束，这不过是个烂俗的肥皂剧，谁也没想到，好戏才刚刚开始。
安能辨我是雄雌
1983年7月，法国警察突然出现在这对夫妻面前，将他们两人逮捕并送上法庭，指控两人犯有间谍罪。
布希科对这一切似乎早有准备，他对指控供认不讳，称自己在乌兰巴托任职时，的确向中国方面泄露过使馆信息，但目的是为了保护爱人和孩子，使他们不至于因“里通外国”而在文革中遭到更多迫害。原本检控方指控的间谍案主犯是时佩普，指称她利用美色蓄意勾引外国使馆人员，为中国间谍机构服务，但布希科予以否认，他自称是自己主动要求提供情报的，而且由于中法关系良好，他所提供的不过是法国通讯社、报刊的文章，或上呈大使的剪报副本，谈不上“叛国”。
时佩普同样否认自己是间谍，是“蓄意勾引外交官”，但她的理由却让全世界都震惊了——她根本就不是女人，而是一个男人！
完全被惊呆了的布希科根本不敢相信这个可怕的现实，他固执地认为，是检方和警察在说谎，在故意打击他的意志，迫使他认罪。6个月后，当他和时佩普当堂对质，对方用冷静的口气证实自己是男人时，他仍不肯相信，直到一份医学报告放在他面前，他才彻底崩溃，并企图割喉自杀未遂。
医学报告同时证明，贝尔特兰-布希科既不是布希科、也不是时佩普的儿子，而只是个有新疆血统的中国孩子。戏剧性的“不辨雄雌”一幕不但让严肃的间谍案变成荒诞爆笑的花边肥皂剧，而且让检方原本的起诉依据也不得不重新调整，最终两人在1986年5月5日双双被判处6年监禁。
1987年4月，时佩普被当时的密特朗总统特赦出狱，自此定居巴黎，深居简出。而布希科则在坐了49个月牢后被假释，1989年，他成为一名厨师学徒，从此过起普通人的生活。
布希科曾感叹这段奇缘，称“当时觉得是个多么美好的故事，可惜结果并非同样美好”，当有人认为，他被时佩普所欺骗时，他叹道“被欺骗总比骗人好些，我只遗憾事实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喧嚣争议复归平静
尽管几位当事人都刻意保持低调，但好事者终究不会放过这个离奇的故事。
美国广播公司著名新闻女主播芭芭拉-沃特斯首先咬住他们，安排了一次对两人的共同采访。然而不论是布希科或时佩普都不愿直面对方，于是沃特斯只能分别和二人对话，这场被称为“两个自说自话者的独白”的采访轰动世界，却也埋下了许多至今揭不开的谜团。
法国作家罗杰-法利高是更执着的挖掘者，1990年，他和别人合作了《中国特工处》一书，将这件悬案描述为惊天大阴谋；2008年中，中法关系趋冷，法利高的应时之作《从毛泽东时代到北京奥运的中国秘密机构》，又以大篇幅重提这段往事，并坚持甚至渲染当初自己的论断。
最著名的要属电影了。1994年美国导演大卫。柯南伯格将这段往事翻拍成电影《蝴蝶君》，尊龙所扮演的“女谍”，其双重人格给人以深刻印象。
在结案后的最初几年，法国、美国的大学和业余剧社经常上演由这段故事演绎的话剧，小报更是连篇累牍，喋喋不休，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情渐渐被冷落，直到今年7月1日，时佩普死讯传出，才再次惊动了世人。
这个事件中有诸多疑点。
首先，18年的交往，布希科如何会不知道对方是男性？
在沃特斯的采访中，布希科称时佩普用剧照和“梁祝”故事暗示，自己是女性，只是从小被家人当男孩子养，并让他“保守秘密”；而时佩普则坚称自己从未骗过他，“也许是自己法语不好，表达不清楚所产生的误会”。两人有过肌肤之亲，更“生过孩子”，可这也未能让事情穿帮，对此两人都闪烁其词，宣称是“东方的羞涩”让两人在亲密接触过程中始终保持“节制”所致，而一些小报和谣言则绘声绘色地渲染时佩普的“东方奇功”。
布希科在认识时佩普前，在阿尔及利亚有过一次异性性行为，不可能缺乏起码的性知识，但他本人有长期同性恋倾向，甚至在承认并资助时佩普母子的同时，与男人图雷以夫妻相称并同居，因此许多人怀疑，其实布希科并非不知道对方是男人，但由于特殊的性取向而不肯自拔。
但时佩普的说法也存在很多问题：即使真如他所言，“从未告诉对方自己是女人”，那么伪装怀孕、生子又作何解释？难道他想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女人能生的孩子，男人也同样可以生出来？
其次，“间谍案”的真相究竟为何？
法国检方指控时佩普受中国情报部门指使，色诱外国使馆人员，骗取情报，她的“儿子”是中国情报部门从新疆找来的；罗杰。法利高则绘声绘色地宣称，布希科通过时佩普和中国“秘密警察头目”康生直接接头。布希科则称，他是主动提供情报，且情报是直接交给时佩普的，目的是“保护母子俩免受红卫兵迫害”。而时佩普则否认自己是间谍，声称只是为了获得更好生活才和布希科交往，而对情报问题闭口不谈。
据资料显示，布希科所提供的，主要是关于中苏对立期间蒙古的外交政策走向，以及蒙美关系等方面的剪报、通讯、报道，属于级别较低的机密，按照布希科自己的供词，这一活动系1969年9月开始，他并未见到过中国情报机构的什么大人物。而从情报成色看，也的确配不上让康生出马的档次。
当时流传的另一种说法则是，布希科其实本是法国的情报人员，结果被中方用美人计弄翻，最后成了双重间谍。
也有接近时佩普的人透露，时佩普其实头脑并不如人们想象的复杂，她最初同意和布希科交往，是以为布希科这个“使馆财务人员”是“使馆大干部”，而理由则是“连大使都要问他领工资”，也许事情原本再简单不过，这个头脑简单的人为了在文革中自保并且过得好一些，便编造了各种离奇的谎言，骗得对方寄钱、寄物，最终如愿以偿移民法国。
但这种说法有个最无法解释的疙瘩：孩子。如果是贪小，在那个特殊年代，杜撰一个混血孩子，并以单身母亲身份养上10多年，其付出并不比得到的少。
不仅如此，时佩普声称孩子是她托邻居马大夫弄来的，并支付了3000元人民币，在1966年，这笔钱相当于一名科级干部6年的薪水。
由于《蝴蝶君》和法利高那些耸人听闻书籍的渲染，如今的人们几乎很难分清那些是真实的，那些是艺术的或虚构的，比如有人绘声绘色地宣称见过布希科，并称此人仍深爱着中国，并高呼“毛主席万岁”；《纽约时报》则在1988年4月10日称，时佩普被法国驱逐出境，在中国“神秘消失”；一些记载称布希科和他的“儿子”感情深厚，其子“时嘟嘟”并不理会时佩普，反倒曾恳求记者们“别过分取笑我的父亲”，而另一些记载则称，“时嘟嘟”直到最近，还一直和“母亲”时佩普共同居住在巴黎。
是耶非耶，转头成空，随着时佩普的去世，昔日的悬案搅起一池春水，又注定会在毫无头绪中，迅速被世人重新遗忘。对于还健在的几位当事人而言，恐怕只有下面的两句诗，最能概况他们的心情：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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