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缓缓下降时，透过舷窗看到午后雾蒙蒙的台北盆地，散布着平淡无奇的房屋，不远处是蜿蜒流过的基隆河，以及稍显几分突兀的圆山大饭店。不知为什么，心底里竟而感到一丝失望。从松山机场出来，司机载着我们在城中穿行，到长春路时已暮色四合，街头的灯淡淡亮起，下车来张望了一下四周景象，蓦然间竟想起曼谷的唐人街。我随口说了句：“这里是台北的老城吧？”Suda在旁笑笑说：“台北有新城区吗？——除了信义那边之外。”
与台南相比，台北其实算是一座历史浅短的“新”城市：1875年才设台北府，但1894年省会迁台北之后，它便迅速成为全岛的中心。在台北探索馆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座城市的变迁，除了艋舺那一片零星遗存的清水祖师庙、龙山寺、剥皮寮街区外，它的历史便主要是现代化的故事。那天从诚品敦南店出来，车上司机说起自己原籍也是上海，他指着窗外的南京东路说：“我父亲1949年来台时，这里都是稻田！以前台湾北部，大米就是这里最好了，大稻埕嘛。日治时期，台北城只有三公里方圆，就是现在东南西北门的位置，西门町你知道吧？就是那儿。”
不论如何，在一个游客看来，这却像是个充满了象征符号和历史记忆的城市，因为它的景点大多与此有关。除了艋舺的老街区、不时可见的日据时代建筑之外，显然1945年后便致力于将新的符号刻写在城市的肌理之上，在某种程度上，这像是对一个遭受过殖民记忆的城市的重新驯服，只是这又遭到了抵抗。于是政治上的分歧和历史记忆的对立，便以空间的形式展现出来。
这在二二八纪念公园表露无遗。这座日据时代的“台北新公园”，原也可算是“殖民地摩登”之一例；但现今园内矗立的四个亭子，则显然是光复后所建，里面分别安放着对台湾史上的重要人物：郑成功、刘铭传、连雅堂、丘逢甲。但在另一侧，则是二二八纪念碑和纪念馆，里面以一种不失尊严的悲情提醒着游人：受压制的历史终将作祟。
在来台湾之前，我原无意多去观察台湾的政治，那太复杂又太有争议，不过入台后才渐渐意识到，政治意味是无孔不入的景观和存在，总难免会看到——它已经被空间化了。只是在这里，往往是两种、乃至三种话语在争夺同一个空间，或者是叠加在一起，或者是妥协共处。
在台南的延平郡王祠，祠前的汉白玉坊下，有一块2006年立的说明碑，指此坊是二二八后，白崇禧到台宣慰，经台南谒拜延平郡王祠时所建，“顶有青天白日之国民党徽”，“时有该徽有秽胜迹应拆除之议，惟历史为明镜，鉴古观今以为悔悟”，最后仍决定留着。在台中公园，最突出的景观是日式建筑湖心亭，但1974年建的“中正桥”也还保留着，国父铜像也在——只是公园的导览图上不予标示出来，放在儿童游乐区的角落里，但公园的铭牌上倒是特地介绍当年过访的日本亲王载仁手植的樟树。这也算是温和了。在台南时，那天一早下车后，穿过街心公园去台湾文学馆，偶尔注意到这个“汤德章纪念公园”的边上有这位二二八事件中遇难律师的像，但公园中央刻着“天下为公”字样的基座上却空无一物。这总让人感觉有些不对劲。一问在公园长椅上裹着被子露宿的一位仁兄，才知基座上原本的确有铜像，“国父的像，”他神色有些愤愤然，“民进党那些人，拉掉了啦，两年前选举前夕吧，具体时间我不清楚，住这里的人知道。”“您不是台南人？”“我是，但我之前几年在高雄。”之后问一位司机老伯，他也知道，“哦，汤德章，那是为我们台南牺牲的。那孙中山铜像拉倒了，有两年了吧，不知道他们后来扔哪里了。”
就像“二二八纪念公园”和“汤德章纪念公园”的名字本身所暗示的，命名就是话语的争夺与记忆的铭刻。台湾、美丽岛、福尔摩沙，这些词汇的使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立场。在台北，不难找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些地名，这八字真言早在1930年代便已是国民党教科书中的符咒（一如延安抗大流传下来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也出现在大陆无数学校的墙壁上），而当初日伪对应的八字则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台中，看地图时发现贯穿城市的主干道“台湾大道”分段还各有名称，上网一查才知这也是近年来的提议，只是最终决定让“台湾大道”与“中正路”等旧地名并存。在台南，从亿载金城回安平的路上，忽然看到路边一个加油站标着一行字“中国油油”，初看极可怪，仔细一看才想到必是因为原名“中国石油”在去中国化后改为“中油”，但第二字“国”和第四字“油”的痕迹无法清除，以致粗看予人如此印象。那条路名为“光州路”，我第一反应尚以为是“光州固始”的“光州”，旋即注意到英文标识是Gwangju Rd.，才恍然知是韩国光州，那这一命名的深意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台南遇到的那位司机老伯很健谈，他开车已许多年，对一路上的地段和建筑了如指掌，我问到路旁一处题写着“关圣帝君”的金碧辉煌新庙时，他哦了一声说：“那是一贯道的，在大陆没了，它前身是白莲教的，他们不说，但我考证过，知道。我自己拜神农帝。”聊了一阵，他说：“我今年都75岁啦，民国二十九年生，那时还在日本人时代。年轻时我到台北、桃园，那时五毒俱全，十毒都有！现在烟都戒了，连槟榔也戒了。那会儿国民党来台湾，太霸道了啦，要讲国语，同学课间讲闽南话都罚钱，国语以前也就北方人说，那你要说你自己说好了，课上都学了，下课了讲讲都不行，真的太霸道了啦。”——他这里说的这种为讲国语而惩罚的措施，其实日本人在更早之前就施行过，当然，他不大可能有亲历的记忆。他说到那些仍然有些愤愤：“国民党做了很多让人不愉快的事，很不愉快。我们台南最讲人情，他们没有人情。马英九父亲七日不到都烧了，连孝道都不讲了。阿扁做了不少事，申请养老退休金什么的。马英九呢，说自己清廉，其实拿的比阿扁还多啦，现在女儿躲在美国都不敢回来。把阿扁关了五年，太过分了。”听他说到这些，也让我一定程度上理解了为何到现在还有人替阿扁说话（之前在台北的台湾博物馆门口便见到“天佑台湾，Free阿扁”的抗议条幅和棚子，但少有人搭理），以及马英九何以声望如此低迷。在台湾的那几天，阿扁在被羁押六年零四十天后刚刚获得假释；而在台南市议会的57席中，国民党仅占16席。
在台湾的媒体上，除了娱乐新闻之外，似乎就是各种政治新闻最为热闹了，而它看起来往往也像是娱乐新闻。元旦那两天，《苹果日报》上刚好在议论柯文哲在和马英九会面后所说的“看看回春之手和死亡之手哪个厉害”（柯是医生，而马英九则早有“死亡之握”的戏传，据说和他握手后往往发生不幸），被人批不厚道。到台北后看壹新闻，正见交通部长叶匡时说：“即使耶稣出来，高铁照样破产。”那两天感觉好像所有媒体都在讨论台语歌后江蕙（二姐）的谢幕演出，以及台南议长李全教涉嫌贿选的案子，而巴黎的查理周刊枪击案则不过一笔带过。关于李全教是否贿选、赖清德拒绝出席议会，究竟谁对谁错，名嘴们各执一词。有时看得多了，真不免想起《战后东南亚史》中所说到的菲律宾：“在马尼拉，这种［政治批评的］自由在政治上与心理上有时会达到狂热程度。人们尽情发泄，从来用不着承担政治后果；因此谴责声浪日趋激烈。不过抨击过了头，就逐渐失灵，也很难长期持续下去。”
媒体如此热衷于政治新闻，自然也是因为人们爱看——那仿佛就像拜占庭时代的蓝党和绿党之争一样，既是长久支配政治生活的派系斗争，又是赛车娱乐活动。有时不经意便涉入政治话题。到台中那天，在去成功路旅店的路上看到楼顶一块广告牌写着“迁都台中”，一问司机，他摇头说：“那是选举语言，过了啦。迁都台中？十年前都讨论过了，胡志强也谈过几次了，都说说而已。”后来google了下才知许多人对此也诸多揶揄：台中犯罪率居高不下，迁都就能好？又或者不如各县市每周轮流做首都？那天司机说着说着激动起来：“你看看，修的BRT，没什么用，人家都过时了，现在说是先用三个月，不行再拆除，这叫什么鬼话？早该搞捷运了啦，胡志强任内不作为。”之后听另一位司机讲起，他更愤愤然：“胡志强当政13年，8年市长，变院辖市又5年，很多规划都定了，现在林佳龙上任也不能重划（没有改动的空间？）对啦，他就忙这些，13年停滞，国民党诈骗集团，有执照的啦。”
国民党似乎到处不大得民心，无怪不久前大输。到台北的第一天，在路上我见前面一辆车的车牌上标着“台湾省”字样，笑说：“现在还有台湾省么？”司机似有些不快地应声答：“怎么没有？这里就是台湾省！”我说，我只是以为李登辉废省冻省后，行政编制上已没了。他说：“有啊，行政编制上还很多大官，郭世英什么的……”他接下去便大肆抨击，说台湾吏治腐败，只有“假民主”。我问他怎么看新上台的无党派市长柯文哲，“他不是说要八年干掉新加坡吗？”他一听便怒了：“话我也会说啦，但有什么用？你知道最近的新闻吗？台北车站外的一处安全岛，原先评估说拆掉要花600万，现在400万拆掉了，柯文哲很高兴，那原来国民党说要2000万才能拆掉，2000万哪！如果我去做，100万都够了。”（后来看报才知是那是忠孝西路上公交车专用道的拆除作业，之前评估400万，但实际花了600万，他这里记忆有误）他又说：“你看见路边那些垃圾桶了吗？工本费每个1500块吧，预算编制里要列2万多一个，为什么？有多少钱要分钱哪，腐败得不行。”看他情绪激烈，我说：“大陆也有腐败。”他充耳不闻，继续说：“台湾，我们这一代，五六十岁的人日子最好，现在工人普通月薪三万块，年轻世代大学毕业22K。以前小蒋的时代，军公教系统很舒服，我一个同学现在还在其中，月入8万块，现拿，死了老婆还能拿一半。多少陆配就是看到这点，你想，老公死了，每月4万，20年下来也1000万呢。”临下车时，他一边找零还一边说：“现在政治不行，得有像宋楚瑜那样的手段。”我笑：“原来你喜欢亲民党？”他摆手：“我哪个党都不是。”
日本（以及日据时代）和大陆往往也是这些立场和态度的试纸。甚至仅仅是“日据时代”还是“日治时代”的微妙措词差异便已可见。不过总体上不难感受到，这个岛屿上的社会气氛是与日本更为亲近的。Lawrence Olson《日本在战后亚洲》一书中说：“要在汉城找一家唱旧时日本民间小调、引起哄堂大笑的夜总会（如同1968年在台北曾有过那样的事），那是不可想象的。在台湾（在亚洲几乎再没有这样的地方）至少还可以找到极少数人，他们在回忆日本人时期时，即使不是满怀欣喜，那也是带有眷恋之情的。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至今如此：在台湾常能不时见到一些日本产品和店铺，我在大陆从所未见，路上跑的也大多都是日系车；相比起来，来自海峡彼岸的品牌，也许微信是唯一的例外。我在上海的一个日本朋友很喜欢去台湾，问他原因时，他笑着给了我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因为没有语言障碍。”尽管许多大陆游客一厢情愿地怀着一种乡愁认为这个小岛上保留着失去的美好传统，但客观地说，除了使用汉语之外，从城市建设到社会形态，台湾大概更像日本而不是海峡那边的同宗。
的确，那是不少台湾人所经历的“殖民地摩登”。诚品书店里所卖的文学书籍，日本文学是个大类；而打开电视，居然还有个“靖天日本台”，专门放日本的节目。在台北捷运的西门町站外，有复原的西本愿寺遗址——上海原本也有，但复原是不可想象的。在台中车站，许多纪念品都是日据时代的痕迹（旧日影像的明信片、1923年的台湾地图）。离车站不远处的一家礼品店装修得颇为精致，据说也很有名，但它仍沿用着1927年初建时的旧名“宫原眼科”，显然并不认为名实不符有何不妥。作为台中这种城市标志的台中公园湖心亭本身就是当年的日式建筑。在台南的街上见到一家店，名为“林”，初看还以为是汉姓，走近一看标识上的拉丁文是“Hayashi”，才知是日本姓氏。在高铁上看车上杂志，才知台湾还有33个车站地名与日本相同，连日台的温泉都有交流活动，其彼此深入交织的程度，恐怕不是两岸交流所能及的。台湾的“亲日”，似乎也不是简单只是一种情结，也因社会形态上的亲近？当然，或许很容易把韩国作为反证。作为社会多元化的一种表现，台湾的媚日也非比寻常——在台中还见到了“台湾民政府”，这个传说中的组织，他们自认在法理上“现在是美国人，最终要成为日本人”，而尤为奇怪的是，这个团体的要人之一城仲模居然曾是司法院副院长。
我以前在任何地方旅游，都不曾像这次在台湾这样，对自己的身份如此敏感。这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感觉，其细微之处则各自体会。刚到台北时，和司机聊天时我不由自主地称他“师傅”，Suda悄声提醒：“台湾似乎不习惯叫司机为‘师傅’，应该叫‘司机先生’吧？”那天在台南打电话去约车，那边一个司机听我开口说了一句便笑问：“你是要回北京吗？”大概“北京”就象征着大陆。在机场，看到中华航空的英文是China Airline，忽然之间意识到，为何北京的国航不能叫“中国航空”，而非得累赘地叫做“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了。在木栅动物园，听到许多商贩拿着熊猫礼品叫卖：“熊猫，100块。”——我心里立时感到一阵奇怪，为什么他们是说“熊猫”而非“猫熊”？晚上坐下点菜时，忽而愕然发现菜单上有一种菜叫“大陆妹”，指给Suda看时，她笑笑说：“台湾这里似乎是把莴苣菜叶叫‘大陆妹’的。”点了一份，听服务员报菜名时叫到“大陆妹”，我心里还是略有点不舒服，Suda苦笑下说：“唉，我也是大陆妹。”在台南，那天无奈在孔庙外的石凳上给阿福换尿裤，我们俩都好像有点做贼心虚，Suda边换边嘀咕：“唉，真是不巧，可别明天这里报上就写着：《大陆游客不文明行为：当街换尿布》。”
六岁的小毛这次也是头一回到这样陌生的环境之下，他没几天就想回家了，每日总说无聊。到台中时他便已强弩之末，哀求“妈妈，我们换一个国家好吗？我不想再旅这么久了。”——严格地说，这句话也有点政治不正确了；不过，后来当我们试着用百度音乐来播放《小苹果》让两个孩子乐一下时也发现弹出对话框：“抱歉，你所在的国家无法播放。”对孩子来说，理解这些太难了。我们只能耐心解释说，好不容易才来一次，他说：“难道连你们以前也没来过吗？”“是啊，十年前我们都还不能来。”“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随便到别的国家去玩？”他总是提出这种终极问题。最后几日在台北的木栅动物园，他忽然又问：“爸爸，我们现在是在中国吗？”——只能对他说，两边都是中国，但就像亲戚之间不和了，就不欢迎随便上门了。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说：“吵架了，也不会一直不来往吧？”“是啊，你看，我们不是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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