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漏记——他们与大屠杀

乔治·斯坦纳提到了一个令我们都无法直视的问题：如果希特勒在1938年慕尼黑事件之后就金盆洗手，见好就收了，那么，结果又会怎么样？

达豪、布痕瓦尔德和特来西恩斯塔等集中营可能在20世纪欧洲文明中间运行，直到把最后一个弄到手的犹太人变成肥皂。在特拉法加广场上和卡内基音乐厅里，将充斥着豪言壮语，而听众将日渐凋零，厌烦日升。偶尔，有些国家可能会抵制德国生产的酒。但是，没有一个外国政府会采取行动。游客可能会涌向德国高速公路和水疗中心，路过（但不会太靠近）死亡集中营，就像我们现在路过葡萄牙的监狱或希腊的监狱岛。会有许多权威人士和新闻工作者向我们保证，关于集中营的谣言实属夸大，达豪集中营里能够悠闲散步。红十字会还会寄去圣诞礼物。

“让你漠不关心的事情，你就是它的共谋”。（乔治·斯坦纳）

乔治·斯坦纳写到：“从那以后，我从来没有对任何居室有过信心。犹太人经常被迫成为流浪者和客人。他可能会买一幢老宅，打理一个花园。许多美国中产阶级犹太知识分子努力融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背景，渴望田园生活是他们努力的一个典型特征。但我在想着是不是一回事，阁楼里的洋娃娃不是我们的，房间里的幽灵总带着租来的气息。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中的典型，都在流亡或避难中，客死他乡。犹太人的归宿不在某地，而在时间里，在他高度发达的作为个人语境的历史意识中，六千年的自我意识就是他们的家园。”

电影《汉娜·阿伦特》

这是一部知识分子电影，我的意思当然不是指电影类型，而是强调观影前提。知识分子电影，不但是关于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生活的，而且强调知识与观念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但是大部分关于知识分子的电影，比如说作家的传记影片，无论是《卡波特》还是《海明威》，都侧重知识分子的生活，最常见的是从知识分子的私生活入手，多少有些猎奇的意味，也失之于媚俗。但是《汉娜·阿伦特》的侧重点偏向于后者，它把影片的重心搁置在了观念对我们周围生活的影响上面。

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电影都是关于知识分子生活的——知识分子代表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仿佛他们的生活给普罗大众的生活提供了一个观看的对象或者异化的场景。但是在《汉娜·阿伦特》中，导演刻意选取的这个片段，很明显想是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改变我们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他们的哲学思考与我们的现实息息相关，他们用一种抽象的方式思考，并不代表他们的生活就是抽象的。我们不关心知识分子的私生活，同样也能感受到他们生活的激情，以及这种激情引发的观念对生活的碰撞。当然，关于知识分子的那种矫揉而浮夸的生活方式，影片也提出了含蓄的批判，尤其是对阿伦特在美国生活的朋友圈子中的那些鼎鼎大名的知识分子，开篇提到的玛丽·麦卡锡就是最为著名的一位。在影片中，阿伦特家中沙龙上，一旦涉及到那些犹太知识分子的争论，玛丽就躲得的远远的，表面上说是她不懂德文，但是更深层的缘由在于，这是美国知识分子与欧式知识分子的之间的冲突。很有意思，影片就是从玛丽与阿伦特的的一段争议开始。这对儿好朋友在一起谈论的问题不是哲学，不是文学，而是私生活——玛丽正在为离婚的事情而烦恼。而在影片的下一场争论中，一群流亡到美国的犹太知识分子、阿伦特的朋友们正在为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劫持的方式，以及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是否合法而争论不休，玛丽却与另外一位朋友悠闲地喝着鸡尾酒，乐得躲开德国朋友的争论。还有一个场景中，当阿伦特向《纽约客》杂志编辑威廉·肖主动请缨，想作为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前去耶路撒冷的审判现场时，肖显得十分开心，而另外一位女编辑显然对这位欧洲流亡的哲学家颇有微词：“哲学家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截稿日。”——此话在阿伦特发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时候倒是应验了。肖推荐她读读《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本之一，辉煌而抽象。我理解她为何要去耶路撒冷。”

阿伦特为何要去耶路撒冷呢？

作为一位德国的流亡者，她受业于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以情人的方式，但却猝不及防地遭遇了哲学的背叛；她经历了几个月集中营生活，幸运地得以逃脱死亡的阴影；她看到了她精神上的同类的死亡——本雅明在流亡途中的自杀，对她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她从一个年轻时候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变成了更为审慎的理性主义者。这些人生经历对她现在的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她想从这位纳粹军官艾希曼身上得到什么样的解答呢？对犹太人的屠杀需要什么样的审判惩罚呢？这些都困扰着阿伦特。她在美国的生活已经改变了她思考问题的方式，她把自己看作美国人，而不是犹太人；一个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而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一个普通的人类，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在以色列与她的老朋友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见面时，他们的分歧就依然存在了。在库尔特看来，一个犹太人怎么会对以色列没有感情呢？怎么会不热爱她的同胞呢？阿伦特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任何民众，为何要爱犹太人？我只爱我的朋友，那是我唯一有能力做到的。”在这方面，阿伦特从一个抽象的族群回到了富有感情的个体。对她而言，犹太人与其他任何民族并无不同，有高尚者，同样有卑劣者。不能因为这个族群遭受到了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灾难就可以成为一个高尚的集体概念。所以她在文章中丝毫没有掩饰在大屠杀中对自己同胞负有责任犹太委员会，丝毫没有遮掩自己同胞对自己同胞所犯下的罪责。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之所以引起巨大的争议，虽然是因为阿伦特把艾希曼看作了一个唯唯诺诺的普通官僚，认为他是一个平庸的人，一个根本没有自我意识，只知道执行上级命令的军官，但从更深层的原因分析这次审判，她意识到他的思考已经超越了这次审判，她觉得这样的罪行深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换句话说，当她的朋友和同胞期盼她描述一个大魔头时，她却走得更远。艾希曼无疑有罪，当他被捕接受审判时，判决结果已然是注定的，而且因为纽伦堡的审判提供的先例，对艾希曼的审判几乎不会有任何异议。但是对哲学思考而言，这次审判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法律的范围。这才是阿伦特的文章引发的争议所在。

我们会说阿伦特的文章不合时宜，因为当公众想看到一场正义的审判时，她却把艾希曼看作了一个平庸的人，一个根本不具备执行力的官僚；当公众预设了对幸存者的同情时，她偏偏豪不掩饰犹太人的罪责；当她的朋友期待她对自己同胞深沉的爱时，她偏偏选择不爱。她所有的一切都过于理智、冷静、冷酷。她唯一的错就是她用哲学家的方式思考，而不是用媒体记者的方式写作。

影片的最后，阿伦特为了那些批评他的人，做了一场演讲。她愤怒地回应那些恶毒的批评：“我不是为艾希曼辩护，但是我的确是想把这个平庸的人与他所做的恐怖行为联系起来。尝试去理解并不是要宽恕。我有这个责任去理解。那些敢把这个话题在媒体上公开讨论的人都有责任去理解。”理解并非要去宽恕，宽恕也唤不回死去的幽灵，为了幸存者，我们更应该去理解大屠杀是如何发生的。这些犯下非人类罪行的恰恰是人类自己，人成为了自己的悖论存在。如果能理解这种存在的悖论，也许人世间的罪恶就能少一些。

另外一种观点。

以赛亚·伯林在《伯林谈话录》中说：“我无法接受阿伦特的邪恶之庸常性的观点，我认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是荒谬的。纳粹并非庸常之人。艾希曼深信他一生中做过的主要事情是对的。我问过肖勒姆为什么人们钦佩阿伦特女士，他告诉我，任何严肃的思想家都不会这样做。那些钦佩她的人，只不过是会摆弄字母的文人，他们不用脑子思考。”

在埃里克·沃格林给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写的书评中，沃格林说，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某种程度上都受到了当代极权主义群众运动的影响，“无论人们是当代极权主义群众运动的成员、支持者、同路人、阴谋家、现实或潜在的受害者，还是处于极权主义政府的统治之下，还是仍然可以自由地组织对这场灾难的抵抗，每个人与极权主义运动的关系是他们精神、知识、经济和物质存在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当然是二十世纪上半页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但是在我们的时代中，这个极权主义可以换成另外一种或多种泛滥的意识形态，比如娱乐，比如腐败，比如虚无，比如另一种形式的极权主义，或曰后极权主义……

沃格林还说：“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宗教创立者、哲学家、帝国征服者能够实现这样的成就——通过创造一种对所有人类的共同担忧来创造一个人类社会——在这种西方的糟粕的全世界扩张之下，那些不幸遭难的社会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承诺给了历史一个美好的未来，然后发现这个未来一直都存在于历史中。这些都是历史的诡计使然，因为历史的进步绝不是没有代价，绝不是直线前进这么简单。每一个进步的脚步中，都有历史的阵痛，都有堕落的身影，而我们总选择视而不见。

乔治·斯坦纳解释为何他不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在某种意义上，以色列建国是一个悲伤的奇迹。赫策尔的犹太复国主义计划明显带有十九世纪晚期星期的民族主义的烙印。在非人道和大屠杀的灰烬中诞生的以色列不得不紧握拳头。没有人比以色列人有更强的民族感情。如果要以失去家园为代价，才能从门口的堆中捡回姓名，强烈的民族感情就必不可少。沙文主义几乎是生存的必要条件。但是，尽管以色列的力量深入到每个犹太人的意识中，尽管犹太人的生存可能依靠以色列的力量，但这个枪支林立的民族国家，在一个拥挤的世纪，是一片痛苦的废墟，是一块荒诞的遗迹。它与犹太精神中最激进、人道的一些成分想抵触。

因此，有少数犹太人想留在冰冷的外面，留在民族主义的圣殿之外——尽管这座圣殿最终也是他们的圣殿。一个犹太人并不一定要葬在以色列。伦敦的海格特公墓和高特格林公墓，乃至是风中，都可以是葬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