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

谁能同时，睿智而困惑，温和却狂怒，忠诚又中立？（据说莎士比亚）

前两年新出的《甘地传》披露了甘地的同性恋倾向，也更详细地描述了甘地晚年与侄孙女，侄孙妻子（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年轻女性）赤裸睡觉的故事。我一直对甘地有着浓厚兴趣，倒不是对这些“变态”或绯闻的肉体关系有兴趣，而是对心理有兴趣。这些行为的意义也并非世俗视角中的“变态”，而有其更深的哲学、文化阐释。有很多人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对甘地加以研究，最近我读了《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此书更是完全以此入手。下面是一点笔记。

甘地留下的文字非常多，现在官方公布的甘地全集有超过一百卷。但其中最为出名，最为核心，也拥有最多读者的无疑是他1925年书写的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这是他人到中年的作品，可以与奥古斯丁《忏悔录》或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相比较的巨著。书里不仅介绍了甘地的一些经历，也透露出他的政治、宗教理念的深层根源。

甘地13岁时结婚，过早卷入性生活，这对本就在道德上异常早熟的他造成终身阴影。甘地在结婚前已由父亲安排两次订婚，前两位未婚妻都已死去。第三次和同村的加丝杜白结婚。他的父亲在赶回来参加儿子婚礼的路上出了严重的事故，马车翻倒，身受重伤，这对于甘地又是一个潜在的阴影。甘地对父亲的注意可能比对新娘的注意要多得多。

后面的几年，甘地父亲经常患病。他把护理父亲作为一个高于一切目标的努力。他不仅在弥补自己的罪过，也在原谅父亲的罪过（即父亲逼迫他早婚，从而使得他既要承担了父亲受伤的心理罪过，又要过早陷入对肉欲的悔恨的惩罚）。他相信，如果有了孩子，妻子更会成为他对父亲忠诚的直接威胁。

父亲之死对甘地有重大影响。甘地父亲重病的时候，他叔叔来看望父亲，并坚持睡在父亲的床边，帮甘地父亲按摩，并打发甘地去睡觉。甘地乐得轻松，回到卧室，“把妻子弄醒……不过五六分钟，佣人便来敲门，传递父亲去世的讯息”。甘地为自己陷入肉欲而在最后关头没有陪伴父亲，没有“享受服侍父亲的光荣”而悔恨不已。

甘地长期处于道德的焦虑之中，他承认，“当他们不在世时，我会得到自由，我要公开地吃肉，但在这之前，我还是要戒肉食。”而他的同伴经常鼓励他改变，比如偷吃肉，比如嫖妓。甘地确实尝试过，然后从中感受到极大的道德痛苦。嫖妓的那一次，朋友已把账结清，甘地面对妓女却无法开口。妓女把无能的甘地赶出了妓院。甘地认为那位妇女很“自然”地对他失去耐心，从而使得他有机会“体验真理”。

然后，19岁的甘地去英国读法律。他自认为到英国去，对于妻子而言也是一次“长期而健康的别离”。而他在去伦敦之前，最为焦虑的是自己有可能在性，饮食和其他传统方面受到诱惑，这种焦虑压倒了一切其他的不安。最后他母亲把他带到一位耆那教僧人面前，甘地发誓不接触肉食，女人和酒，这才获得了平静。

事实上，甘地并不擅长学习，他很少回忆在英国学会了什么，只是纠结于饮食和生活习惯。他同意大家的看法，肉食有助于强健身体，但认为肉食会毁灭精神。而且甘地似乎觉得，只有不吃肉才能体会到跟母亲在一起。最后他终于发现了一家素菜馆，保持了素食习惯。这种理念始终是甘地整个非暴力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支柱。

甘地离开英国时，已经学会标准的英国着装。可是后来，他在见丘吉尔的时候，就“尽量裸露”，使得丘吉尔对于这个“裸体主义者”极为愤怒。前后之间有个巨大的反差，也是甘地思想逐渐成型的直接标志。

甘地回到印度的时候就努力地改造自己的家，强迫家人用刀叉吃饭，穿英国服装，还让妻子努力学习，做一个英国律师的合格妻子。“我是一个残酷又仁慈的丈夫，我自以为是她的老师，出于盲目的爱而折磨她”。可惜甘地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律师，他的第一次开庭就以自己的羞涩不安而结束。甘地虽然已经“学成归来”，但他的自我压抑使得青春期极大延长，甚至可说一辈子都处于这个青春期之中，无法解脱。

很快他就去了南非，并且在南非开始了自己的激进政治事业。这中间发生了一系列故事，比如著名的“甘地在彼得马里茨堡被扔下火车”等等。但这些事情对甘地的刺激，恐怕远不如他在组织建设凤凰村，构筑自己广义上“家庭”时感受到的愉悦来得重要。甘地在南非与同性的卡伦巴赫保持着密切联系，不管有没有肉体关系，背后的动机也是甘地对于掌握“家庭”的满足感，这是他的自尊来源。

据说甘地在南非时，平时对各种有组织的游戏都没有兴趣，但他愿意在旁观看，并在游戏出现争议时加以调解。他的兴趣不在游戏，而在于对游戏本质的把握。他37岁时在南非向妻子加丝杜白单方面宣布禁欲，以此来把握欲望。但另一方面，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看，禁欲背后的动力仍然是欲望，欲望越强，禁欲的决心越大，甘地就从这个无限循环中开始展现自己的政治力量。

在南非时，甘地已经在南非和印度同时出名，与激进的提拉克，温和的郭克雷同样出名。那两位都比甘地年长二十岁以上，拥有丰富的学识和斗争经验，政治观念上比甘地明晰得多。甘地超越他们的地方，仅在于掌握了自己的肉体能量。甘地在南非就体验到，内在禁欲和简朴所散发的道德力量惊人，远远超过外在政治诉求所蕴含的道德力量。对于精神的深刻认识，是他在南非学会的核心武器。他在日后补写的《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里指出，“非暴力抵抗者必须确定每次运动中准备为之付出生命的不可降低的最低要求。相反，假如一有进展就提高要求，对手就有机会模糊斗争的真谛，贬损自我受难的精神。”

1914年，甘地离开居住21年的南非回到印度。回来之后，甘地并没有投入很多精力来研究外部的政治环境，而是更努力地从内在来寻找力量，同时在故乡建设“真理学院”。最弱就是最强。甘地潜意识里从母亲和被贬损的印度女性身上学会了最可怕的抗争武器，并非解放女性，而是让男人像女人一样去受难，把印度传统的女性规范强加于男性身上。印度的女性地位最低，所以非暴力激进政治行为的道德力量就最大。甘地说，“灵魂的高贵在于意识到你就是印度，在你的解放中自然有印度的解放。任何别的都是作假。”

甘地在行动上也有其狡黠的一面，活泼的一面。比如甘地为了避免性欲过剩而拒绝喝牛奶，同时他也找出道德依据，避免因为要挤出奶牛身上最后一滴奶而加诸奶牛的残酷。甘地绝不会轻易承认他不懂得什么让他不舒服。他的自我诊断建立在一种道德疾病分类学上，并且为此提出道德性的治疗方案。比如痢疾就是对食欲的惩罚。治疗方法就是完全承认并愉快接受。但是甘地最终并没有拒绝喝山羊奶，并为牛奶和山羊奶的区别作出一番荒诞解释。他并不担心解释本身的一致性，只是关心这类行为与他内向性道德准则的兼容性。

因为甘地的思想有一个非常阴柔的“印度母亲”内核，所有行为都指向这个内核。比如甘地主张独立等于自治，自治等于自我管理。他用“妓女”来比喻一直被认为具备合法性的议会，因为它今天被这个先生控制，明天被那个先生控制。甘地要用重新界定的“印度母亲”来代替已经沦为“妓女”的英国国会，要让每个印度人从“母子关系”来认识自己与国家的关系。这也是他与印度教激进成员在世界观上的本质冲突。

甘地始终保持了充沛的活力，永远在疯狂地操演他的道德逻辑，即使晚年也不例外。在他遇刺前夕，虽然已是70多岁高龄，身体虚弱，还是为了印巴分治的剧烈冲突而赶赴西孟加拉邦巡游，四处演讲，甚至还在筹划最拿手的绝食。毕竟生理的衰老不可避免。在晚上不住地发抖时，他才希望某个女伴靠着他躺下来，温暖他。他自己的解释是，希望藉此测试他控制欲望的能力。可为什么年轻时不需要测试克制欲望的能力，到70多岁才需要？妻子加丝杜白在几年前去世。甘地早就宣布禁欲，他的欲望一直以禁欲的力量来变态展现。所以甘地与侄孙女的实质关系，只是用这种“生命精髓”来支持他日益衰落的政治影响和刺激他颠倒的欲望。

甘地的政治手段极为激进，可谓一辈子都在青春期。

转载请注明：微图摘 » 和侄孙女睡在一起的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