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入“地沟油”丑闻的台湾强冠企业公司董事长叶文祥11日召开记者会，两度下跪道歉，并喝下自己公司生产的猪油；第二天，台湾名厨阿基师，因自己代言的产品也“染上”地沟油，在上海下跪道歉。两天内2人下跪道歉，台湾人真的经常下跪吗？下跪文化从哪儿来的？他们下跪是作秀还是日本遗风？

在台湾 下跪已司空见惯

在台湾，通过下跪来表明诚意似乎并不罕见，道歉的主角除了犯了错的企业、个人，甚至军政官员也常常下跪道歉。

台湾空难复兴航空董事长下跪道歉

2014年7月23日，台湾复兴航公一架班机在澎湖失事，造成48人死亡。复兴航空董事长林明升火速从美国赶回台湾，到罹难者的灵堂祭拜。27岁罹难者许宪中的母亲无法接受儿子这么年轻就走了，下跪哭喊“还我儿子的命”。林明升当场下跪，全程跪着听这位母亲泣诉。

台湾地铁杀人案嫌犯父母下跪道歉

2014年5月21日，一名21岁男子持刀乱砍乘客，造成4人死亡，21人受伤。

事发一周后，嫌犯嫌犯郑捷的父母现身事发江子翠捷运站出口下跪道歉。两人一出现即跪地，一度起身后又再次跪下，不停掩面痛哭。

台湾民意代表掌掴护士引公愤 下跪道歉

2013年11月27日，台湾桃园县芦竹乡民意代表王贵芬因不满医院护理人员拒绝在电话中透露父亲病情，盛怒下跑到医院掌掴护理人员，在台湾引起公愤。

国民党桃园县党部28日对王贵芬作出停权一年的处分。王贵芬当天接受媒体采访，当场流泪下跪，表示愿意当面道歉。

台湾夜市摊主虐死流浪猫下跪道歉

台湾宜兰市东门观光夜市“沙茶大王”羊肉摊黄姓业者，6月底与妻子吵架，竟在妻子面前故意连续重摔4月大幼猫致死。这一过程被民众拍摄上传到网络，引起网友挞伐，黄男事后在夜市入口处下跪，向社会大众公开道歉。

台湾士兵中暑而死 7名涉事士官下跪致歉

2013年7月，台湾台中义务役下士洪仲丘退伍前3天死在军中，军方向洪妈妈坦承，整个过程确实有疏失，当时负责关禁闭的7名士官，除了遭到军事检查官传讯调查，也在8日晚间，到洪仲丘灵堂前下跪上香致歉。

台湾男子酒驾奔驰害2命 母代子下跪道歉

据台湾媒体报道，2012年4月25日凌晨，驾驶奔驰车的叶冠亨酒驾撞死晨运妇人李幸蓉，李妇丈夫伤痛过度，5天后也抑郁而终，遗下8岁女儿成了孤儿，住院中的叶冠亨致歉，叶母当场代儿下跪，声泪俱下自责。

下跪历史悠久 从日昭和时代才演变为谢罪形式

模仿古人行跪拜礼

下跪这种奇特的人际关系现象，在中国历史悠久。日本古代的下跪之礼也是从中国传来的。

在中国，下跪经历了“双方地位平等”到“下对上的礼节”的转变，后来在日本，下跪才演变成为谢罪的形式。

下跪的最初形式是跪拜，是一种双方互动的礼仪。

上古之时，不分贫穷贵贱，一律席地而坐，其方法是“两膝著地，以尻著踵而安者为坐”。也就是说，人们以双膝着地，臀部抵于脚根为坐。人们采用这种坐姿时，如若需要向某人表示敬意的话，只要将腰杆伸直，臀部离开脚根，即演化为跪姿；而当人们以手触地之时，则演化为拜姿；以头触地，则为叩首。古人认为，不跪不叫拜。拜，在古代就是行敬礼的意思。

那么，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人把平等的“跪拜”变成了自贬人格的“下跪”呢？

这就不能不提起一个历史上颇有名气的人物，他就是西汉初年的叔孙通。刘邦七年的时候，叔孙通倡导宴席礼仪：刘邦皇帝入席跪坐时，群臣“皆伏抑首”。

上下平等的“跪拜”变为上尊下卑的“下跪”了。随着皇权的一步步加强，到了清朝，臣民觐见皇帝更是要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使得下跪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的人际关系。一方高高在上，另一方位卑屈膝。

后来，下跪又衍生出了请求、谢罪、求饶、感激、羞辱、惩罚等含义。

在日本，据说下跪是从昭和时代开始才演变成为谢罪的形式。

深受日本耻感文化影响

台强冠老总下跪致歉、喝下猪油的新闻出现后，被许多网友评论为“日本遗风”。

看到下跪致歉，第一反应确实极易联想到热爱鞠躬、下跪致歉的大和民族。并且不得不承认，1895年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台湾经历了50年的日据时代，并且由于地理位置的相近，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深受日本影响。

在日本，下跪是比较普遍的事。据日本的电视台在街头的随意调查，有三成的人承认有过下跪的经历。

日本人下跪的对象主要有三类。一是业务关联会社的人，比如工作中出现了什么失误，给对方带来损失时，赔礼道歉不足以表达谢罪之意，便下跪；二是对家人，比如做了什么对不起家人的事，男人有了外遇等，下跪求饶；三是对上司，工作不力，遭受到上司斥责，下跪赔罪。可见在日本，普通人遇到正常范畴内的错误也会下跪，尽量不给人添麻烦的思想使下跪成了常事。

而日本人的下跪谢罪习惯则源自于其“耻感文化”。二战即将结束之际，受美国政府委托，鲁思· 本尼迪克特通过其研究报告准确的预测并指导了战后美国对日政策，并据此出版《菊与刀》一书，此书贡献了对日本“耻感文化（shame cultures）”的阐述。

在他的书中，“耻”可以理解为因为别人的讥笑或排斥而产生羞愧感，进而形成对自己行为的约束。而这种耻感更加侧重于形式，而非侧重于结果。

“下跪”即是一种外在形式的表达，这也就解释了在耻感文化影响下的人为什么总爱下跪。当然，从另一方面讲，重形式的结果，往往是跪是跪了，但道歉可能并没有走心。而这点在政客换取政治资本时尤其明显。

政坛的“下跪风气”降低了下跪门槛

下跪，也是日本的政治家在选举中的惯用手法之一，有些候选人在选举中没有谈什么政治抱负，只是在众人面前下跪，以博取人们的信任和同情，由此当上议员，这未免让人想到下跪成了一种捞取政治资本的伎俩。

台湾也不例外，“下跪文化”在政坛似乎格外发达，从地区领导人到民意代表，争相以下跪为时尚，似乎不下跪就难以彰显努力从公的决心，愈到选举紧绷时刻下跪就出现愈多。1997年台北县长选举，卢修一选前“单膝一跪”，让当时陷入苦战的苏贞昌反败为胜。2002年台北市长选举，在马英九领先优势明显情况下，宋楚瑜在造势晚会上“激情一跪”，有人感动落泪，有人则莫名其妙。

除了台湾的“大领导们”，政坛其他人也不甘落后，2012年8月，参选宜兰县礁溪乡长补选的林成功，与支持者下跪发誓，坚持清白参选。

2009年8月，被称为“最美女立委”的台民进党“立委”陈莹误解了预算条文内容，以为要强制风灾村民迁村而下跪痛哭。

大小事皆要跪，让下跪成习惯、下跪成自然，大大降低了下跪的门槛，政坛这股风气难免不影响社会氛围。

重大案件、事故中的责任人，其道歉的成本也由此升高。如果不行“跪拜”大礼，表达自己最深刻的忏悔，恐怕难逃社会舆论的压力，也就难怪许多台湾人会在道歉时选择下跪了。

总之，台湾人爱跪，不管是受到耻感文化影响，还是为了“作秀”，至少让人看到了承认错误的诚意。而海峡的此案，这条路似乎还任重道远。

用网友熬评的话来做结束：9月11日，台湾涉地沟油企业老总下跪道歉，愿以3亿身家赔偿。6年前的同一天，涉案多达12个省、殃及近30万婴儿被查出肾结石的三鹿奶粉事件曝光，不仅无人下跪，董事长田文华从无期减刑至17年3个月，当年被处分或去职的30个官员陆续复出或异地升迁。一湾浅浅的海峡，隔着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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