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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不上翻译大家，甚至连知名都不是，孙仲旭只是一个兼职译者，但不少文学爱好者却在周末一致地缅怀他。
上周五晚，@桥东里“受家属之托”，在微博上沉痛通告：“青年翻译家孙仲旭先生于2014年8月28日在广州辞世，享年41岁。”
这位曾经翻译过包括《麦田守望者》、《动物农场》、《一九八四》等共39部外国文学作品的译者，颇为年轻读者喜爱。朋友圈和微博上，一股股悼念的信息流，如哀伤不已的泪水。
很快，死因也在网络上传开：因抑郁症而自杀。一时间文坛震惊。青年作家@蒋方舟简直“不敢相信，不愿相信”，与孙仲旭有过一面之缘的@阿乙也有惋惜：“读过孙先生五六本译作，受益很多，广州见过一次，谦卑之人，就活在书本上吧。”
“福克纳得知海明威自杀后，说了句令人心脏一颤的话。他说：我不喜欢一个走捷径回家的人。”失去友人的@阿丁在悼文中既深感悲痛，又难掩气愤：“仲旭兄，这也是我想跟你说的。可我不是不喜欢你，我只是不喜欢你以这种决绝的方式离开。可我知，谁也没有权力苛责你。你的世界没有人能探知...我的朋友，作家黄孝阳说，‘我们一直希望文学能够帮助自身抵御现实中那些痛苦的匕首，能带来玫瑰与夜莺的叫声’，可是‘受过文学滋养’的你，却依然弃世，为什么？”
正值壮年，为何抑郁，又为何非自杀不可？同样的疑问，盘旋在读者心中。
生活拮据或许是原因之一。从@覃里雯的一段话中，即可看出孙的生活并不宽裕：“看孙仲旭写他和儿子之间的故事，坦诚到令人心酸。说儿子貌似乳牙换了之后恒牙又松动，想到装一颗假牙要上万元，忧愁之极。然后那牙居然掉了，另一颗又松了。他只好带孩子去医院，结果发现这俩都是乳牙，是儿子记错了。所以虽然看牙花了80元，想到省了两万假牙钱，还是很高兴。看得人悲从中起。”
如此多产的译者，为何却并不拥有与文学地位相当的富有？@出版人sophie借此机会呼吁，欲引众人对翻译行业关注：“为悼念抑郁症自杀的孙仲旭先生，呼吁国家提高稿费、翻译费起征点，降低税率。目前翻译费800元起征个税，税率20%（翻译一本20万字图书，按80元/千字，翻译费总额1.6万元，出版社要被迫提税务局扣缴译者个税3040元，译者收入不足1.3万）。”
若非孙仲旭之死，翻译行业的窘境，恐怕还真是没多少人关注。
这也激发了@历史作家金满楼的不满：“现在的国家政策，无论是出版方面还是税收方面，感觉就是和搞文字的人有深仇大恨。什么文艺复兴，完全做梦。”这种环境带来的后果正如@严锋所说：“这与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太不相称，也造成人才流失，粗制滥译横行。”
译者生存的艰难，也要怪自私的读者不买单吗？@不加V延续一贯的毒舌风格，将矛头指向那些哀悼的文艺青年们：“看了大家的叹息，才知道孙仲旭翻译了大部分文艺青年的精神食粮，且以他们喜爱的风格。可是，翻译的稿费一向很低，低到他只能兼职去做，却因大家的喜爱，而无法放下这份工作。你知道这感觉吗，别人都在做更省力来钱更快的事，而你为了别人的附庸风雅在做最贫穷最艰难的事，他们只是叫好，忽略你的生存。”
猛然间闻及此言，@mary灵珊亦有同感：“我说我以后也不要再写长稿了，很多人说哎呀为什么你继续写啊我好喜欢看啊。每次听到就想笑，想反问你们还买杂志吗？你们为看文章愿意花钱吗？不愿意花钱的爱都是虚伪的。反正我认为今天认真的文字工作者付出与物质收获远不成正比。”
以金钱的多少来推断自杀的原因，这样物质至上的做法理所当然也遭致批评。同为译者的@刘波Kruger即不认为“翻译致贫”：“最近准备译本书，对稿酬自然极不满意，但译好书是大精神享受，且积累知识，训练思维与写作，鉴于这么大的收益，还是会翻。译书的确累而金钱收益低，但也不是极低，且其他收入来源不会如翻译一般舒心。个人觉得应痛悼疾病导致的悲剧，但也应尊重译者选择的快乐，硬往因翻致贫的模子里套反而是不尊重。”
与@刘波Kruger一样，@冰雪aire蜜雪飞花亦有相似之慨：“孙仲旭也好，张晖也好，即便他们对译者与学者的境况有过抱怨，他们的猝然离世还是偶然事件，与译者或学者受压迫的境况完全无关。这方面的讨论确实不尊重逝者，因为他从来不是为了钱而去做事，只为抗击虚空，否则怎么可能译出37本书？”
拮据只是表因，抑郁症才是核心。
于是，微信公众号“有难度”要划定界限，指出“抑郁症是病，跟行业无关”：“抑郁症就是一种病，得病就应该看医生、吃药。抑郁症患者的病应该有医学的药方，翻译出版事业的‘病’应该有体制的药方，两者不宜混为一谈...作家罹患抑郁症是事实，生前抱怨稿费太低也是事实，为逝去的翻译家鸣不平也未尝不可，但把抑郁症跟文字工作者回报低、待遇差联系起来，缺乏证据。”
长期受抑郁症困扰的@撇未猪一，也借此发出提醒：“太多人不了解抑郁症，对抑郁症有误解，从而对周围有抑郁症的人采取了不正确的应对态度，即便是出于善意，但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反而加重了对方的苦恼。”
同样从抑郁症阴霾中幸运走出的财新传媒常务副主编张进，也要现身说法提醒“请勿消费孙仲旭”：“谁都有可能得抑郁症。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得抑郁症。抑郁症是一种特异性疾病，患者的表现，也各不一样。并非得了抑郁症的人，就是性格压抑、扭曲、阴郁、不热爱生活。请勿给抑郁症患者乱贴标签...局外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居高临下甚至带有一丝优越感地同情、开导或者指责他们，这是不科学、也是不公平的...逝者已矣。追悼逝者，请先理解他。表达感情，请先尊重他。不要想当然，不要信口开河；更不必装模作样，声情并茂。”
事后，@左志坚有所总结：“这是三件独立的事情。选择喜爱而收入少的事业，本身是种奢侈的生活；翻译的稿酬也确实低的极不合理，导致市面上引进版图书品质很低；抑郁症患者越来越多，患者和身边人可能都缺乏准备。”
对矫揉造作的悼念不满的@冒安林，言辞更为直接更为犀利：“不是对逝者不敬，是对活着的装腔作势的鄙夷。这两天很多人缅怀青年翻译孙仲旭，顺带致敬《1984》《麦田守望者》，得瑟自己的成长如何经典，道德学问如何高雅。迷惑的我特意查阅资料，我看的《1984》董乐山译的，《麦田》施咸荣译的。孙仲旭数年前才动笔翻译过这两本，且评价不一。多少人缅怀是为了装逼。”
每个人都在试图去理解逝者，缅怀逝者，但能够摒弃道德优越感而论之者不多。“云也退”在腾讯大家专栏分析，孙仲旭“生活在一个不是为自己准备的时代”：“孙仲旭喜欢的作家，如奥威尔和塞林格，却都是清醒地拒绝真相，或至少在抵临真相前，还要挣扎着做一点什么的人。到了耶茨这里，抑郁便如肤色一样，想遮都遮不住了。一个认真的译者，他能仅仅译书，而免于一场昏天黑地的心灵洗礼么？”
译者之死，注定与所译作品难逃关系。恰如“云也退”所引用的一条孙仲旭的微博：“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欢迎关注微信公号“媒体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