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槟城，如同俯瞰一座承载了两百多年历史的文化遗产博物馆，新旧各式建筑杂糅其间。槟城是一个以华人作为历史主流力量形成其社会发展的城市，诸多华人会馆、宗祠、庙宇等散落各处。
访谈之二：
梁文道：你刚才讲了一个我很感兴趣的话题，就是中国的大国崛起在东南亚这些国家中产生了一种状态，如何确立自己和中国的关系？太紧密，也许会被批评对国家的背叛。在这样的状态下，我注意到很多华人在看凤凰卫视。有一次我真的忍不住问朋友的妈妈，你认不认识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她就跟我讲谁谁谁，我又问她，那你认不认识马来西亚内阁有几个部长，她就不那么了解了。我真的很好奇，他们为什么要看凤凰卫视？因为虽然我们做的东西是华文的，某些东西可能也跨国界的，但基本上是针对中国大陆观众为主。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到底在看什么？
杨凯斌：这里有两个层面，我们说欲拒还迎了。一个是语言上的亲切感。另一方面是因为得到资讯比较方便。这也说明马来西亚的媒体本身这方面是真空的。马来西亚虽然也有国家媒体，也有印刷媒体，可是和国际媒体比较起来，是缺乏的，不那么现代化，公信力也不够强。
梁文道：甚至他们的媒体记者，坦白讲，水准相当的……不只是错字，还有编排的错误、资料的错误，我每天都能够发现……真的是很离谱。我觉得不只是语言问题，而是新闻专业的问题，比如说有时候明显是事实资料大量的错误，然后就可以随便堆砌出来，专业态度很不好。但我不会特别归咎哪些人，我会觉得可能是薪水结构的不合理。
杨凯斌:也跟那个制度有关系，所以《当今大马》的记者现在是最资深的，因为我们不走，员工的流动量很小。所以变成主流媒体现在要找好的政治记者，要来挖我们，用两三倍的价钱挖我们的记者。所以现在做主流的政治新闻报章的记者，几乎全部都是我们的前同事。这个是很特殊的，因为我们坚持自己培养。
梁文道：这很独特。因为传统媒体反过来是要依赖你们来提供人才。
杨凯斌：是。
马来西亚首府吉隆坡巴生河附近的繁忙街道，巴生河与鹅麦河交汇的河口是吉隆坡的开埠之地，也是吉隆坡马来语名称Kuala Lumpur的由来，意为“泥泞的河口”。
梁文道:再讲回凤凰卫视，它提供那么多关于中国的资讯和想象，这些常年在看它的这些马来西亚本地人会有什么感觉？
杨凯斌:我觉得主要是叶公好龙了。比如说薄熙来的事件，四版国际版全部都是薄熙来的事件。
梁文道：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杨凯斌：他就喜欢看，好看啊。从来没有这么好看，情节复杂。
梁文道:是不是说他依然有某种感觉，就觉得那个是华人的故事，跟我们很类似的认识。
杨凯斌:对，很容易认识。比如说那些邓小平历史，这种书一大堆，你说香港卖得很好，这边也卖得很好，习近平的书最近也卖得很好。
梁文道:像会关心这种中国新闻的人，他的年龄是什么样的？年轻人还会吗？
杨凯斌:还会。在马来西亚，像我念国际关系，也有很多人是北大毕业、清华毕业，都是念国际关系。而他们念了国际关系以后回到马来西亚是没有工作的，因为马来西亚的外交系统是不收我们这些人，只收那些特定系统的人。但是他们就去念，念了以后他们在外资做工，这样的人很多。
梁文道:这很有趣，会不会就是你刚才形容的那批今天很多人（包括不少年轻人），一方面不喜欢说自己是华人，宁愿说自己就是马来西亚公民，但与此同时他仍然会很喜欢看《习近平传》这类书。
杨凯斌:对，真的是这样。
梁文道:就当成是一个电视剧那样来看，像大陆有一些人，他不喜欢看中国自己拍的电视剧，但是很喜欢看美剧，所以他对美剧比较有熟悉感。
位于槟城的嘉应会馆如今已成为老年人的聚会之所。
杨凯斌: 整个趋势都是大家在做中国问题的研究，包括很多受英文教育的朋友。比如说薄熙来事件，有很多受英文教育的朋友，他们都在问我，说这个到底是怎么样。
梁文道:如果这么讲，我有点了解，比如现在英国人他们也关心美国大选，每天报纸都在报，美国人也会关心英国女皇是怎么样。假如我们讲理论一点，传统上我们讲媒体会塑造一个imagine communication。这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效果出现呢？
杨凯斌:这个没有，很奇怪，就说他有一个媒体阅读上的欢愉，这是一种了解，可是现实中，比如说马来西亚、新加坡，对中国大陆的感觉是另外一个层面。比如说在新加坡，你能感觉到新加坡人很排斥，因为他认为中国人跟印度人来跟他抢工作、抢学位什么的。目前在马来西亚还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你会发觉一些行业是不同的竞争，好像中国企业进来，比如华为，你会发觉他是来竞争的，他不会把生意给你。在现实中，比如说做生意，必须要去竞争的时候，那种所谓的好感和关系是不存在的，因为中国大陆也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有人就比喻说你在这边面对的是羊，你得当狼，可是你去到中国大陆发现那边全部是老虎，这就促成很多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跻身于英美国际企业里面。就是说英美国际企业需要的是了解中国大陆华语的。当初我在欧盟大使馆工作，我们一组人的感觉也是这样，就很奇怪。所以很多人不一定能够做很久，因为你要处理这两边的复杂关系。
梁文道:因为他们觉得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是一群接受西式教育、国际思想，但是又不是中国人，而且还懂中文。
杨凯斌:对，是一个桥梁。在现实的生意或就业的环境里面，大概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况。也许马来西亚、新加坡人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利用语文跟身处中间的优势。
当地的小朋友在做表演前的准备。
梁文道: 现在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重新学华文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
杨凯斌:一般都有学华语，但是你说那个程度要多高，这是一个问题。
梁文道:不一定要太高。
杨凯斌:对，所以它的问题就变成整个华语跟英语的水平都在下降，普遍下降。我的看法是因为它是普通话。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在目前这样竞争的环境中，像我们做媒体或者中产阶级还好，中下层尤其焦虑。新加坡更明显：我听他们讲，一般的技师剪头发本来是9块钱，中国的新移民来以后，他一个星期营业7天，每次只收3块钱，他竞争、他拼命，好像他们的父母辈那么拼。
梁文道:就像最早南来的移民一样。
杨凯斌:再比如说进大学，马来西亚本来就是有这个限制，我们习惯了。但在新加坡就变成三分之一要给印度或者中国新移民，三分之一是给东南亚好的精英学生，三分之一才是新加坡人。所以新加坡人要进大学不容易。
梁文道:用这样的方法限制本地人进大学，宁愿大学收更多的国际学生。
杨凯斌：而且收的都是东南亚成绩最好的学生，新加坡怎么收学生，他专门来到马来西亚好的学校，就问那个老师班上一、二、三名，马来西亚全国地区一、二、三名全包，小学六年级、初中、高中去都可以，全包。
梁文道:这真是一个精英至上的体制。
（未完，请返回继续点击阅读杨凯斌访谈录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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