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你就八十二岁了。身高缩短了六厘米，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丽、幽雅、令我心动。我们已经在一起度过了五十八个年头，而我对你的爱愈发浓烈。我的胸口又有了这恼人的空茫，只有你灼热的身体依偎在我怀里时，它才能被填满。”

如此深情款款的告白，来自《致D》的卷首语。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是八十三岁的高兹写给妻子多莉娜的情书。出版后第二年，他与身患绝症、命不久矣的多莉娜，开了煤气双双离世，为这段长达六十年的热恋，划上惊人的休止符。

晚年的高兹与多莉娜

每个读到这句话的人，都有同样的疑问：这个痴情的高兹是谁？这个幸运的多莉娜又是谁？什么样的机缘，才能促成这段生死相随的绝恋？

故事，要从1947年说起。

一、

就在我们目光彼此交错的时候，我在想：“我不会有机会的。”

——《致D》

今天你去搜索“安德烈·高兹”，会跳出来一大串颇有分量的标签：法国政论性刊物《新观察家》的创始人。新兴学科"政治生态学"的奠基人。哲学家，萨特的门生，最后的"存在主义者"。代表作包括《历史的道德》、《劳工战略》、《艰难的社会主义》、《改良和革命》、《向工人阶级告别》……

然而在1947年，他离这些身份还很遥远，只不过是一个来自奥地利的穷小子，住在瑞士洛桑的廉租房里，连床都没有，睡在一张塌陷的旧沙发上，书架是用砖头和木板搭起来的，再加一桌一椅，就是全部家当了。

所以，你一定能理解他初遇多莉娜时的羞怯。这个二十多岁的英国女人，有一头浓密的棕发，珍珠色的肌肤，高贵而俏皮，美得像一个梦。当高兹只敢远远看着她的时候，已经有三个男人围着她大献殷勤了。

看起来毫无胜算。没想到的是，一个月后的雪天，高兹在街上冒冒失失地拦住多莉娜，邀请她去跳舞，她说出了两个令他欣喜若狂的单词：Why not.

上面这张照片，是正在跳舞的高兹与多莉娜，后来成为了《致D》的封面图。这样的眼神和笑容，只会出现在坠入爱河的人脸上。就在高兹那张寒酸的沙发上，他们交付了彼此。多年后，高兹动情地回忆起这一幕：

“很久很久，我默不作声地欣赏着这充满生命力，同时却又充满柔情的奇迹。和你在一起我才明白，欢愉不是得到或给予。只有在相互给予，并且能够唤起另一方赠与的愿望时，欢愉才能存在。”

像大多数爱情故事的开端那样，年轻的激情和神秘的吸引相互交织，引领他们来到名为“婚姻”的十字路口。无数曾经相爱的人没有经受住考验，只留下一座座爱情的墓碑。

高兹与多莉娜，也几乎不能幸免。

二、

你一直忠实于这份契约，但是你不确定我是否懂得如何忠实。我的犹疑和沉默加深了你的怀疑。

直到夏天，某日，你平静地告诉我，你不愿再等我有所决定。

你应该是认为我不愿与你共同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宁愿离开我，以免我们的爱情坠入争吵和背叛的深渊。

——《致D》

如果一个人告诉你，他爱你爱得发狂，但他不愿跟你结婚。你会相信吗？

多莉娜不信，所以她放下结婚计划，独自回到英国。

一直以来，高兹把多莉娜视为“避处”：她为他提供了逃避自我的可能，将这个充满威胁的世界隔开。

这是否说明他是个懦弱的男人？别忘了，高兹是犹太人，而这个时间，是1949年。距离希特勒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二战，才刚刚过去四年。

在十六岁时，高兹被迫与亲人分离，在战争的心理创伤中，饱受孤独的折磨。犹太人的身份、流亡异国的生活，化作深刻的不安，啃噬着他的灵魂。

社会和父母都没有给过他的安全感，只有多莉娜能带给他。他在这种美妙绝伦的爱情中，找到安全的避难所，得以逃避令人不安的现实。而婚姻，恰恰是生活的契约，具有回归现实的那一面。正因为害怕失去最重要的东西，令他对婚姻充满迟疑。

而当多莉娜离开的时候，他彻底明白了。他这样写道：

“我不需要任何所谓考虑一下的最后期限，如果我就这么让你走了，我一定会后悔一辈子。你是我第一个投入了全身心去爱的女人，我能够感受到你在我内心深处激起的共鸣；总之，是我真正的初恋。如果我不能真切地爱你，也许我再也不能爱任何人。……我希望我们能够永远结合在一起。”

1949年初秋，高兹与多莉娜结婚。

三、

我们之间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可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仍然能够感觉到，我们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一种很特别的伤痕——这就是我称为“根本经验”的东西：一种不安全的经验。

——《致D》

早在关系一开始，高兹就敏锐地觉察到，多莉娜拥有跟他相似的不安全感，同样与战争有关。

多莉娜的父亲参与一战，负伤残废。而她的母亲与她一样美，有了别的男人。在多莉娜四岁时，母亲带着她到海边的小城市，与一个男人共同生活。关系破裂后，尖锐的争吵时有发生，她母亲和她视为父亲的男人都希望她站在自己这边。

年幼的多莉娜惶恐而孤独，她不止一次对自己说，如果爱就是这样，如果夫妻就是这样，那她宁愿一个人生活，永远不要爱上别人。

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习惯将亲密关系中的问题，归咎于原生家庭的影响。仿佛自己不幸福，完全是父母失和的原罪。

然而，多莉娜却从“宁愿不爱上任何人”，到自发地与高兹结合，并且在长达六十年的恋情中，坚定不移地维护他们的关系。

这其中究竟有怎样的心路历程，没有人说得清楚。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高兹给了她无比美妙的爱情。在与他的相处中，她见识到了与童年经历截然相反的爱，让她对另一种全新的夫妻关系满怀憧憬。

显然，对于个人幸福来说，生活的智慧远比哲学的智慧来得重要，尤其是经营一段漫长的亲密关系，更需要罕见的智慧。

多莉娜就是拥有这种智慧的女人，她成熟的感情观，引导高兹也拥有了这种罕见的智慧。

关于如何为婚姻保鲜，高兹和多莉娜有过这样一段精彩的讨论。

高兹问：“什么能够证明，在十年或二十年后，我们历经变化，而这种生活的契约仍然能够满足我们的欲望呢？”

多莉娜回答：“如果你和一个人结合在一起，打算度过一生，你们就将两个人的生命放在一起，不要做有损你们结合的事情。建构你们的夫妻关系就是你们共同的计划，你们永远都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加强、改变，重新调整方向。你们怎么做，就会成为怎样的人。”

四、

爱上一个作家，就是爱他的写作，你说：“那就写吧！”

——《致D》

高兹与多莉娜

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总会想起这句话：爱不仅是彼此凝视，更是看往同一个方向。

婚后，他们清贫的生活稍有好转，这主要得益于多莉娜的付出。对于常年的困苦日子，她一直拿出一副快乐的态度来对待。

她参与剧团演出、兼职英文教师、又给一位失明的英国女作家当秘书，每天还要花两小时给画家当模特……在她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的同时，挣的钱也比高兹更多了。

而此时，高兹在《世界公民报》担任记者，职位不太稳定，婚后第二年，便失业赋闲，在家写作。每天早晨八点，多莉娜就开始工作，中午回家吃饭时，高兹通常还没起床，因为他总是写作到凌晨，多莉娜从来没有为此抱怨过。

每当超过凌晨三点，多莉娜就会说：“上床来。”

高兹回答：“我马上来。”

多莉娜又说：“不要马上来，而是这就来！”

她的声音里没有一点责备。高兹喜欢她这样一边执着地要求，一边又总是留给他充足的时间。

我们成千上万人一生都在写，并且最终没有坚持到底，没有出版任何东西。多莉娜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从一开始，她就知道，一定要永远保护高兹的写作计划。

物质上的支持对多莉娜来说，似乎并不太难，而最难熬，大概是精神上的忍耐。

有一年夏天，他们看院子里的燕子飞舞，多莉娜说：“它们倒不需要负担什么责任，却可以享受如此的自由！”等到中午时，她对高兹说：“你知道吗？三天以来你一句话也没有和我说。”

多年后，高兹满怀歉疚地写道：

“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和我在一起，你比一个人的时候还要感觉孤独？”

多莉娜理解，他作为一个离开写作就无法活下去的人，写作可以随时随地占据他的身心。即便前一分钟还好好地吃着饭、谈着话，突然就开始出神地沉默：文思如潮涌，如果不能立刻抓住，一闪而过的念头就有可能溜之大吉。

这个时候，多莉娜罕见的智慧又发挥了作用。

换了几份短暂的工作后，高兹成为《巴黎新闻》的记者。她经常来到编辑部，帮丈夫处理极为繁重的工作，为他分析英国出版物的资料，还制作了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资料薄。这本不断完善的资料薄，在高兹二十多年的记者生涯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而多莉娜的优雅和英式幽默，也为高兹在老板面前挣了不少印象分。

五、

待到《叛徒》终于出版，我才重新意识到我欠你的是什么：你把你的一切给了我，帮助我成为现在的我。

——《致D》

高兹的事业步入正轨，他写的一篇关于太平洋领域势力共存的文章，受到《快报》创始人的赏识，称其为“杰作”。职业记者之路日渐通畅之余，他的第一本著作《叛徒》，也在萨特的推荐下，于1958年出版。

而多莉娜的魅力与智慧，也被时间打磨得更加光彩照人。高兹所有的报道，多莉娜都有所参与，几乎是一起完成的。高兹惊喜地发现，他的妻子竟然比他这个政论记者，更具有政治意识。

有一次，高兹和多莉娜拜访法国前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与他一起吃饭访友后，高兹完成了报道。与此同时，高兹即将与法国工人民主联合党的斗士会晤。多莉娜出于敏锐的政治嗅觉，坚持发稿前一定要先发给孟戴斯过目。

果然，孟戴斯感激地说：“如果你发表了这篇文章，我可能就再也不能踏上这座城市的土地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夫妻关系的基础也发生改变。不仅仅在私人生活中紧密相连，他们也在公众范围内，通过共同的活动形影不离。他们不仅是恋人，是夫妻，更是战友，是知己。

纷至沓来的荣誉和成就，早就让他们摆脱了物质上的困窘，而他们始终保持简朴的生活习惯。这源于他们共同的价值观：高兹讨厌所谓“富裕”的生活方式，多莉娜也拒绝追随时尚。

你已经知道了，没有时装的多莉娜，在她丈夫心中，仍然美得像一场梦。

高兹曾经偷偷拍了一张照片，是多莉娜的背影：在拉荷亚的大海滩上，她的双脚踏在海水里。这是他最喜欢的影像之一。

那一年，多莉娜五十二岁。

六、

在你昏迷的日子里，我决定六十岁就退休。我开始计算我们曾经分离的时光。我在做饭做菜中找到了乐趣，热衷于找寻能够帮你恢复体力的绿色食品。

——《致D》

高兹与多莉娜

多莉娜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做过手术。为了方便造影，医生在她的脊柱中注入碘油，并且保证，这物质十天之后就会消失。

然而八年后，这些碘油一直存在，并且顺着脊柱，上升到脑颅中，形成包囊，被诊断为蛛网膜病变，目前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抑制病情的发展。

剧烈的头痛折磨着多莉娜，没过多久，她又被诊断出子宫癌。手术后，高兹带着多莉娜回到位于巴黎郊区的房子里调养。那是他们亲自设计、一手建造的小屋，高兹将多莉娜的名字，凿在房子里的一块石头上，一如数十年前，他将这个大写的“D”，刻进自己心里。

这次预演的死别，让高兹决心远离奋战多年的媒体第一线，将全部精力用来陪伴照料多莉娜。他们在这栋房子里住了三年，迫于附近在建的核电站，又找了一处冬暖夏凉的房子。

像年轻时那样，多莉娜仍然鼓励高兹写作，随后高兹又出版了六本著作。更重要的是，他写下了这封不到三万字的情书——《致D》，他这样描写他们的晚年：

“你教会了我欣赏和喜爱田野、树木和动物。……你让我发现了生活的丰富性，通过你，我爱上了生活。”

多莉娜在新家的草坪上，创造了一个花草小灌木园；高兹在附近空地上，种了两百棵树。在这处世外桃源中，他们一起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二十三年。

也就是在这里，他们打开煤气，在亲手种植的花和树中，拉着对方的手，平静地离开了世界。

七、

我有时会看见一个男人的影子：在空旷的道路和荒漠中，他走在一辆灵车后面。我就是这个男人。灵车里装的是你。我不要参加你的火化葬礼，我不要收到装有你骨灰的广口瓶。

……

我们都不愿意在对方去了以后，一个人继续孤独地活下去。

我们经常对彼此说，万一有来生，我们仍然愿意共同度过。

——《致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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