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资质总是引人思索”。最牛的文论大家勒内?韦勒克竟用一种深恶痛绝的语气，总结了这种令人津津乐道的现象。毕竟，有不知多少枯燥无聊的午餐和聚会，都因以此衍生出各式各样段子的填充，才变成了一段欢愉时光。

若某人天赋雄才，甚或可以建立不世之业，他“令人思索”的资质就会接踵而至，比如汉高祖刘邦路遇一蛇，斩之，一下子就杀了恰巧变成蛇的白帝之子，他更被证明是赤帝化身，“诸从者日益畏之”。

可惜汉高祖虽雄才大略，毕竟还是过于流氓气，“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大诗人，也是骗子鬼柯勒律治说，“任何人的生平，无论它如何没意义，只要如实地记述出来都将是有益或引人入胜的”。

但说来，没有意义的人生，比如你的我的，如实记述出来，当然只能是更加没有任何意义。然而柯勒律治的鬼话可不仅仅只有这么多。

在18、19世纪的英国，上流社会吸食鸦片并不罕见。正是据大诗人自己说，在鸦片的作用下，他才创作出了名垂青史的《忽必烈汗》。柯勒律治和德?昆西都曾坚定地声称：“借助于鸦片，一个崭新的经验世界将开放供人写作之用。”

柯勒律治《忽必烈汗》插图

我们不应该忘记，“席勒在他的写字台上摆着烂苹果，而巴尔扎克写作时要穿上一件僧侣的长袍。” 如果说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仅仅是“原始社会的占卜诗人都学得一种导致自己进入心神迷乱境界的方法，由于根据东方的求神叩灵的规条，宗教仪式要在固定的地点和时间进行，因此现代作家学到了，或自以为学到了诱发创作状态的种种仪式”，那实在是无趣极了。

还有太多的作家只可以在夜间写作，这种倾心于夜间的习惯（夜晚是沉思的、梦幻的和下意识的时间），是浪漫主义的主要传统；“ 不过，我们必须记住旗鼓相当的另一种浪漫主义传统，就是华兹华斯式的传统，他们往往在清晨（此时有着童年的新鲜感）写作。有些作家则断言他们只能在某些季节中写作，像弥尔顿那样，他坚信他的诗的血管除了在秋分至春分这段季节里，从不畅流”……

音乐文件是双击打开好，还是右键打开好？

很多耳机狂热爱好者都非常清楚，音响“竖着放还是横着放”，“放的高还是放的低”，乃至“用的是水电、火电还是核电”，都会导致耳机的声音不同一样。

所以普鲁斯特与马克·吐温异于常人的成就主要在于他们坚持躺着写而坚决不坐着写，而不少作家，比如海明威就坚称，是用钢笔和墨水去打草稿，还是直接由打字机打出作品来，会对作品的风格产生影响。毕竟，是打字机“使作家送印刷厂之前的句子凝练”。

柯勒律治的鬼话要想证伪，恐怕就难多了。但是非常可惜与煞风景的是，根据现代医学的临床报告，在这些吸鸦片的诗人的作品中所包含的异常成分，看来是来自他们神经质的心理，而不是来自麻醉药的特殊功效。

J?马克思在一本趣味与研究主题都简直令人发指的书——《天才和苦难：吸毒与天才的研究》中信誓凿凿的告诉我们，德?昆西文学上的‘鸦片梦’，虽说对后来的著作有很大的影响，但实际上他开始“做梦”后的作品与他1803年未吸鸦片前所写的一则日记并没有多大不同。还是凯鲁亚克对他垮掉的一代战友们说的明白，你们吸过鸦片后写出来的东西都是一泡屎。

海明威：用打字机写出来的小说比用钢笔写出来的好

然而正如“论火电，水电，风电，核电对音质的影响”是极为严肃的耳机玄学，“论钢笔、墨水与打字机对文学的影响”，也是极为严肃的文学研究，以上几乎所有的“段子”，都出自韦勒克《文学理论》的一章——《文学和心理学》，这些段子手其实是一群可怕的“文学心理学家”。

“文学心理学”可以指从心理学的角度，把作家当作一种类型和个体来研究，也可以指创作过程的研究，或者指对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心理学类型和法则的研究，最后，还可以指有关文学对读者的影响的研究（即读者心理学）。

韦勒克不得不遗憾地极为克制与文雅地承认，他前辈们的工作，“前两个方面仅仅是艺术心理学的次要课题”（有点不忍直视，简直像一坨X）。

天才资质的奇特可不仅仅引起了学者们的思索。早在希腊时代，天才就被认为与“癫狂”有关（“癫狂”被视作介乎神经质与精神病之间）。诗人是“心神迷乱的”： 他或多或少地不同于其他的人，并且他无意识地讲出的言辞，也会被人认为既是下理性的，又是超理性的。

济慈的伟大是因为他长得矮，沃尔夫则是因为他长得高

另一个早期的持续的观念就是诗人的“天赋”是补偿性的： 缪斯使德姆道克斯失明，但“赐给他甜美的歌吟天赋”（见《奥德赛》），而瞎子蒂里西亚斯则被赐予预言家的灵视。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济慈的伟大主要是因为他比一般人矮；而托马斯?沃尔夫的伟大则是因为他比一般人高很多。

最可怕的“文学心理家”，自然是大名鼎鼎，祸害了无数人文社科领域的弗洛伊德。就像他的许多欧洲同事——其中著名的有荣格和兰克——一样，弗洛伊德具有高度的一般文化素养，受过奥地利本国的教育，从小就尊崇古典著作和德国古典文学。

弗洛伊德认为，诗人是一个社会所认可的或推崇的白日梦者； 他不必去改变自己耽于幻想的性格，而是要持续不断地幻想下去，并公开地发表自己的幻想。几乎没有作家同意正统的弗洛伊德学说，但的确有些曾经接受精神分析疗法的作家是真的再也写下去了。

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分别代表了“自我、本我、超我”，唐僧是什

当然，大多数作家都不愿意被“治疗”或“调节”，要么觉得接受了“调节”就会终止写作，要么觉得拟定的“调节”不过是趋向于恢复常态或与社会环境妥协，而这些正是他们所鄙弃的庸人作风或中产阶级的陋习。于是，奥登同意了一种修正的弗洛伊德主义，并且断言，艺术家应该尽他们的能耐去做神经病患者。

就请我们不要再谈及《西游记》中，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为什么是一个人的“自我、本我、超我”（请别问我唐僧代表了什么，我不知道！）等等伟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创建了，“虽然有时它们可作为文学研究方面有吸引力的教学方法，但是我们不赞成任何以文学作品的起因来评价文学作品的尝试”（韦勒克还是在文雅而节制的说，有点不忍直视，简直像一坨X）。

韦勒克问道：“基本问题在于， 假如作家是个神经病患者，那么他的神经病是提供了他作品的主题呢，还是仅仅提供了他写作的动机？倘若是后者，那么作家便与别的沉思者没有区别。另一个问题是： 假如作家在表现自己的主题时是神经病患者（像卡夫卡肯定就是这样的），那么他的作品又如何为读者所理解呢？”

段子大王（新批评领军人物、文学理论大师）勒内·韦勒克

大多数令人觉得愚不可及、面目可憎的文学研究，大概都与“文学心理学”这种“艺术心理学的次要课题”在逻辑上相似，比如：

传记式的文学研究法；实际上它只能妨碍我们对文学创作过程的正确理解，因为它打破了文学传统的秩序，而代之以作家的个人经历。

因为它也无视了很简单的心理学方面的事实：与其说文学作品体现了一个作家的实际生活，不如说它体现作家的梦：或者说，艺术作品可以算是隐藏着作家真是面目的面具或反自我；还可以说，它是一幅生活的图画，而画中的生活正是作家要逃避的。此外，我们还不要忘记艺术家借其艺术去“体验”的生活，与人们实际的生活经验有所不同；实际生活经验在作家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样子，取决于它们在文学上的可取程度，由于受到艺术传统和先验观念的左右，它们都发生了局部的变形。

人们往往提出真挚性（sincerity）为文学的准则。如果以忠实于作家的传记，并以由外界资料所证实的作家的经验或感情与作品之间的相应性来评判文学，那么真挚性的准则就是完全错误的。真挚性与艺术价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

在搞清拜伦与妻子安娜贝拉感情如何之前，更紧要的问题或许是他是

拜伦的《与你再见》一诗它戏剧性的表现出了拜伦与妻子的实际关系，但它完全不像莫尔所想的那样，由于原稿上找不到泪痕所以是一首坏诗；更不像托马斯?穆尔认为的，拜伦确实是掉泪在手稿上的，所以它就是一首好诗。

更可怕的则是“文学社会学”，文学从来不像德国浪漫主义者和浪漫精神最刁钻的传人——马克思以为的那样，反应时代精神。

大名鼎鼎的凯恩斯并非不是文人，他用无比诗意的语言把莎士比亚的存在归于这样的事实：

“当莎士比亚出现时，我们正好处于可以资助他发展的经济地位上，伟大的作家们处于轻快、振奋和统治阶级感觉到的经济劳心的自由的氛围中，他们的事业欣欣向荣，这种情况是在利润极大增长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

然而一个苏联学者层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见：

“莎士比亚之所以以悲剧眼光看待世界，是由于他的戏剧所要表现的是伊丽莎白时期失掉从前权力地位的封建贵族阶级。”

段子大王（误，应为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家之一，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理论流派——“新批评”领军人物）勒内?韦勒克的《文学理论》是几乎所有中文系学生都知道的专业必读作品和考研必看书目， 然而在翻开以后，这本被誉为“打开经典的经典，文学批评的批评”的大著，真是让人“大跌眼镜”——活生生的爆笑段子集呀！

想想他们无以计数的中文系学生要考前临时抱佛脚背遍此书上的知识点，还要在写论文时活学活用，痛苦地想法设法避免运用被韦勒克讽刺过的那些研究方法的中文系学生，用一种几乎是阅读数十年年前出现的大批具有曲线救国之能，供批判用的“内参读物”之法“学习”高能段子（以上所有段子仅有一条并非此书），实在是“幸甚至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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