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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十一，我、曲小风和柳燕相约在南京漓江路和草场门大街交叉口的林氏渔馆吃饭，柳燕从书包里拿出了几本书说看完了要还我。我还没接到手就被曲小风抢了过去，他说他也要看看。

那天，曲小风穿了件紫色的假两件T恤，梳了个新加坡歌手阿杜同款的46式偏分头。凭良心说，那件假两件的紫色T恤，在当时真的可以说是很新潮很浪荡。俗话说，人靠衣服马靠鞍，曲小风穿上它，很有如今我工地著名工友李铁根的风范。李铁根是我管理的工地的管道工，腰里常年别着一套管工工具——扳手、改锥、钳子、锉刀，走起路来叮当响；裤兜里揣的一只金属外壳的手机，外放功能十分惊人，常年放着《最炫民族风》或者《跑马的汉子》，显得忧郁多情又不乏力量，是工地上所有女工友的情天大圣。每次看到他皱着忧郁的双眉从工地围挡前走过，我都会想起曲小风。真的。

2008年1月，我离开南京去北京，曲小风从大明北路骑了一辆破自行车到清凉门大街来为我送别。那辆自行车纤细柔弱，车座子又小又尖，曲小风的大屁股坐上去完全能把车座子淹没，从远处看就像一根DN25的钢管直接插进了他的屁眼儿里，让人十分揪心、不忍卒睹。

当时已是深冬，寒风卷起落叶，连法国梧桐都忍不住瑟瑟发抖。曲小风说，以前心情不好的时候，还可以跑到我的出租屋里蹭吃蹭住，现在我要走了，他多少有点无助。当时我觉得曲小风太煽情，又怪他抒情时不该押韵，因为一押韵就显得抒情抒得不够真诚。可现在想想，那也没什么。

2008年1月之前，我在某制药厂的试剂分公司，曲小风在该药厂玻的璃分厂。我们俩从同学到同事，好像认识了一辈子。虽然我们感情好，可我仍然记得，被他拿过去的书有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海岩的《舞者》、王小柔的《全是幺蛾子》，其他有的没的我记不清了。总之一句话：赶快还我。

“有的没的”这个词是我跟二哥学的，二哥是跟二嫂学的，二嫂是跟电视上学的。以前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也没搞懂。至于为什么突然会用它造句了，我还是搞不懂。这可真神奇。

在试剂分公司的时候，我在合成车间当技术员，后来当小组长，再后来当段长，挣着系数2.0的奖金，这让那些挣0.8和1.0的工人师傅很不平衡，因为大部分时间里我除了开会和他们一样无所事事。但我同样不平衡，因为车间主任挣着4.0的奖金，可是她除了开更多的会和我一样无所事事。

我们合成车间生产的伊维菌素专门出口美国，因为我们生产能力过强，美帝的需求量又过少，所以我们一年里有一半的时间处于在停产状态，这让我充分体会到了我们的生产能力之强大以及社会主义生产力之优越。和工人师傅不同的是，当他们在休息室喝茶扯淡的时候，我会拎着一把巨大的扳手四处乱窜。这是我初进合成车间时我的师傅大郭教给我的巡视工具，用以检查车间各反应釜阀门螺母的松紧。他还说，上班时间如果看见有人在蒸馏罐、结晶罐、发酵罐后边的空地上打地铺睡觉就去把他们踹醒。当时，我初为社会人，做事畏手畏脚，从来没有对其他人大呼小叫过，更不要说上去踹他们了。我第一次在蒸馏罐后边发现有人睡觉时，尴尬的很，畏畏缩缩的蹲在睡觉的人身边，用手把他摇醒，说：“醒醒啦，醒醒啦。”睡觉的人对我怒目而视，翻个身想继续睡，看见郭师傅了才站了起来。这让郭师傅很恼火，说我没有领袖气质。然后他拎上后来属于我的那把巨大的扳手让我跟着他去看看他是如何惩治不正之风的。

郭师傅身高臂长，五大三粗，四十多岁了还能跳起来扣篮，是NBA马刺队当家球星邓肯的忠实球迷。他肌肉虬结，那只大扳手在我手里像一只火车站武警拿的防暴叉，在他手里却像一只落单了的筷子一样。他把我带到结晶小组，一脚把门踹开，看到结晶罐后边有一只脚，于是大喝一声，一个飞铲过去，结晶罐后边的脚的主人惊声尖叫，登时跳了起来，站起来才看出来是个满脸青春痘的小伙子，我认得他是王拴虎。郭师傅得意的对我说，学会了吗？然后给王拴虎介绍我：“这是我们车间新来的技术员赵明，赵工，大学生。以后多向他请教，他主管我们车间的技术、安全和纪律。”王拴虎看都不看我，骂咧咧的走了。我听见他说：“大鸡毛学生，操。”

参加工作以来，我的心里一直空落落的，想念在学校的日子，想念武大五教门前的蝉鸣，想念柳燕。每天上班都提不起劲，被王拴虎一骂，心里竟然特别舒畅。

2

郭师傅的身高和表情总让我想起我的大学老师路达。2004年，我刚满20岁，教我们环境工程的路达老师大我将近一轮，31岁了。路老师在环境工程理论课上给我们讲理想，他说：“你们年轻，趁年轻应该尽早出名。像我现在30多岁了，再想出名就晚了。到我这个岁数只能想着发点儿小财了。”

我喜欢路老师，路老师的话句句深入我心。当时我心中暗想：“一定要少年成名！”然后憧憬了一下自己鲜衣怒马的少年英雄模样，感觉热血沸腾激情澎湃——脚下这地在抖，身边的河在流，似锦的光明的美好的前程在不远的地方召唤着我等待着我勾引着我！40分钟以后，我下课回宿舍睡觉去了。这节关于理想的环境工程课，我直到今天才想起来。

路老师身高臂长，如果年轻的时候练一身腱子肉留一蓬络腮胡，杀气腾腾威风凛凛，就跟郭师傅一模一样了。郭师傅曾经是江苏工人篮球俱乐部的主力大前锋，所以我想以路老师的身体条件，刻苦训练训练，应该不愁打个小前锋。可是他长得太忧郁了，永远没有腱子肉，永远没有络腮胡，永远没有杀气腾腾，永远没有威风凛凛。眉是青烟聚，眼是碧水横。他的忧郁气质十分挂相，隐于眼底浮在眉梢，哪怕是满脸欢笑也遮不住藏不住挡不住。

2004年秋天，他在教二给我们讲环境工程理论，窗外风很大，法国梧桐的叶子卷在白杨和枫树的叶子中一起飘落。路老师突然毫无征兆的停了下来。没睡觉的同学诧异的四顾以为是睡觉的同学影响了老师的心情，睡着了的同学从突然沉寂下来的课堂上惊醒，睁着不安的眼睛盯着路老师以示问询——路老师却把目光转向窗外。骚动了一会儿，等教室里安静下来，路老师说：“窗外落叶纷纷，让我想起很多往事，我们一起沉默一会儿吧。”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我躁动的青春顿时也安静下来。然后我们真的一起沉默了一会儿。那天在沉默中，我对自己说，如果将来我当了老师，我也要找机会把这句话对我的学生说一遍。

后来，我真的有了一个当老师的机会。那天，我去北京的一所私立英语培训学校去面试，校长让我去给初级班的学生试讲一节课。那是2007年的春天，白杨刚刚突出新芽儿，桃花刚刚长出花蕊。那天我试讲的教室在二楼，讲台上一扭头就可以看见窗外的广场。我在那所英语学校讲课的时候，窗外刮起了沙尘暴，沙尘暴裹着花园里的杨树柳树，裹着杨树柳树刚刚露出的耐人寻味的新芽儿，把没关紧的窗户吹得哗啦啦响，窗帘也被从窗户缝儿里灌进的风吹的飘洒起来。我整理了一下思绪，磕磕绊绊的念完一大段英语文章，发现好些同学都睡着了。没睡着的同学大部分在东张西望，把目光投向了窗外呼啸的沙尘暴。我突然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触动了，想起了2004年秋天路达老师在课堂上说“我们一起沉默一会儿”的情景。于是，当我站在讲台上，望向窗外呼啸的沙尘暴，也东施效颦的说：“窗外黄沙肆虐，让我想起很多往事，不如我们一起沉默一会儿吧。”结果刚才扭头看沙尘暴的同学哄堂大笑，把那些睡着了的同学都吵醒了。我觉得他们很没礼貌。我说，你们看，窗外的杨树柳树正在泛起新芽儿，即使是不可一世的沙尘暴也阻挡不了他们。但是在这个黄沙蔽日生机勃勃的春天，我仿佛已经看到几个月以后，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天空碧蓝，宁静而高远，但落叶却缤纷而下，纷纷扬扬，这同样不可阻挡。这时候，学生们安静下来，但坐在最后一排的听课老师——我的考官，却突然说道：讲课不要废话太多——你跑题儿了。我看见学生们都眼巴巴的看着我，我望着这些眼睛，我感觉我有话要说。我想跟这些眼睛说说我过去的二十多年骑在青春的背上即将坠到青春的尾巴上的人生和理想，可他们不让我讲；我想跟他们讲讲春天的黄沙肆虐，夏天无休止的阳光和蝉鸣，可他们不让我我讲；我想跟他们讲讲我失败的爱情，可他们不让我讲。我只好沉默，可是我不能沉默，我知道，在沉默中我只能灭亡。于是，在迟疑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估算了从我面试的这所学校到柳燕就读的中科院的车程有两个小时之后，我爆发了，我说，同学们，下课！然后摔门而出，把校长晾在教室。我听见他在教室里喊：什么鸡巴玩意儿！

时间回到2005年冬天，我们在教二上工程制图原理。还是教二，还是路老师。窗外下起了鹅毛大雪。千门万户雪花浮，点点无声落瓦沟。上午的前两节课，是路老师的工程制图理论，后两节课仍是路老师的课，是CAD上机实践。前两节课的第一节讲了一半，路老师看着窗外越下越大的雪说：课可以以后再上，大学不能辜负，你们出去玩雪去吧。我不喜欢玩雪，我喜欢坐在教室里。我喜欢我、柳燕和黑板三点落在一条直线上。我的目光掠过柳燕，假装看黑板，其实是落在她的马尾辫上，落在她的侧脸上，落在她的肩膀 上。有时候她会被我的目光灼到，回头看我一眼。那我就更喜欢了。

3

大学毕业以后，我顺利的找到这个国企的工作。我们公司管理制度很奇怪，上班时间没生产任务可以打牌，但不可以睡觉。睡觉属于违纪，打牌属于企业文化——因为每年都会组织几次棋牌比赛，所以没生产任务时打打牌属于训练竞技技巧。我上班两个月以后，上大学四年都没学会的拱猪双升斗地主，一股脑全学会了。三个月以后，我办完转正手续，郭师傅在办公室和车间主任以及仓库管理员训练竞技技巧，我独自一人带上大扳手去车间里抓工人违纪。我们工厂以乙醇为溶剂，所有车间都弥漫着一股酒的芬芳，工人师傅在车间里呆久了只有两个结果，一是酒量惊人，二是常年醉酒。所以每天都有人在车间里睡觉。我走进车间，看到有人睡觉，就会抡起扳手就往反应罐上砸，砸的声如洪钟、火星四射，睡觉的人吓得一窜而起，骂道：“你他妈的不要命啦？罐里不是酒精就是甲苯，砸出火星溅进去搞爆炸了怎么办？”我撸起袖子就往他身上撞：“你他妈的睡觉让公司查着，是要扣老子奖金的你知不知道？闲着没事干去休息室打牌去！”后来工人私底下都说：“这个姓赵的比老郭还不是东西。”

我上班的前半年在工厂树敌无数，每天都有人想在下班路上拿棍子敲我后脑勺。后来那些人慢慢都成了我的朋友，因为有一天值夜班的时候我和十几个工人在更衣室、车间、办公室睡觉时一起被巡夜的公司领导给抓住了。然后我替他们每个人写了一份自我检讨，十几份自我检讨风格迥异绝无雷同但又分别有着各自的真挚感人，领导看完以后做批示：合成车间的工人态度很好，觉悟还是蛮高的，就不罚奖金了。后来，合成车间有人犯错误被抓了现行，都来找我写检讨。我不光分文不取，还报以微笑服务，赢得一片彩声。

我不知道玻璃分厂是不是也像制剂公司一样活泼，也不知道曲小风在玻璃分厂混的怎么样。曲小风来找我的次数越来越少，我想，也许是他心情不好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所以应该混的不错。顺便问一句：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封面很漂亮，白底黑字，显得宁静悠远，可我一直看不进去，曲小风，你看进去了吗？

4

二零零八年十一，我、柳燕和曲小风约好了在南京漓江路和草场门大街交叉口的林氏渔馆吃饭，柳燕从书包里拿出了几本书说看完了要还我。我还没接到手就被曲小风抢了过去，他说他也要看看。如果我没记错，那几本书应该是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海岩的《舞者*上下》、王小柔的《全是幺蛾子》。

那天，柳燕穿了件玫红粉红相间的锐步T恤，梳了个王心凌式的传统马尾辫。绑辫子的不是红头绳也不是辫子花而是一条黑色的鞋带儿。柳燕说，鞋带儿张弛有度不松不紧用来绑辫子正合适，就是稍微长了点儿。她说这话的时候嬉皮笑脸，跟她往常的淑女形象完全不符。在此数月之前——当时还是隆冬——在合成车间浪荡了一年半的我被委以重任，负责试剂公司的污水处理。当晚，孤独无助烦躁不安的我接到柳燕的电话，她显得比我还孤独还无助还烦躁还不安。我总是这样，当听说一个人比我还要惨的时候，我的心情就会慢慢的好起来。通常，我总能找到那个比我还要惨的人——06年是顾超和二哥、07年是顾超二和哥、08年是顾超和二哥、09年是顾超和二哥，10年只剩下二哥，11年开始，已经没有人比我还要惨了。但是在07年末08年初，一向优越的柳燕竟然也会陷入困境，这让我十分开心。于是我决定替柳燕跑一趟武大，找一个叫常丹的同学在一张什么表上盖一个化学学院的章，然后给她送到北京。我拿到柳燕的研究生时代的学生证，感觉她的学生证上的照片非常像我大姑。可那天——2008年10月3号，柳燕那副嬉皮笑脸的眉眼，在我今天想起来，却十分像我六岁的侄女。

我到北京见到柳燕的时候，她笑着告诉我她失恋了。她说她在实验室翻她男朋友的手机，看到她男朋友劈腿的短信。我以为我可以趁虚而入，马上跟她表白。柳燕当场拒绝了我，说一直把我当兄弟，亲密归亲密，但无法想象和我在一起是什么样子。我笑着说我也把你当兄弟，虽然暗恋你四年多了，但同样也无法想象和你在一起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回南京以后投了几个简历，正好一个小韩企接受了我，于是我果断辞掉了制剂公司的工作跑来北京在这个小韩企上班，白天在这个公司当狗，晚上下班以后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去中科院找柳燕。有时候她在实验室做实验没时间搭理我，有时候她心情不好不愿意见我，有时候她导师请她吃饭不能和我一起吃饭。我每天给她转发北京联通给我发的天气信息，她终于烦了，说：“你有完没完，我不需要你天天给我天气预报。”

我经常在中科院和北京林业大学的花园里一个人喂蚊子喂到十点钟，然后把一袋零食挂在她租住的房间的门把手上赶末班车回公司睡觉。2008年4月12日，柳燕给我发短信说，你能带我出去玩吗？我受宠若惊兴高采烈的跑到中科院找她，我们去新街口买了条丝巾，在庆丰包子铺吃了顿包子。那天出门前她哭过，我在庆丰包子铺讲了几个笑话想逗她笑，她却因痛经疼的站不起来，更笑不出来，让我送她回宿舍。她回宿舍后我收到一条短信：我们还是算了吧。我说，行。

我当时所在的公司，在老板韩真植的英明领导下，两国的员工过的都很不如意，都很像狗。每天每个人都把眉毛拧成麻花状。2008年4月底，韩国老板回国了，大家欢呼雀跃。公司由老板的妹夫代为管理。他妹夫叫MOONSON。我经常和MOONSON一起出门，MOONSON有个特点，和他一起出门必须得让他开车。MOONSON开车很猛，挂上一档踩油门加速到50km/h也不换二档，车抖得跟拖拉机似的。MOONSON人不错，他管理公司的时候大家拧成麻花的眉头都舒展开了。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愉快。半个月后的一天，我和MOONSON外出跑材料，回公司的路上MOONSON接了一个电话，立马儿蔫吧了。我突然感觉有点儿胸闷，无意中朝公司的方向望了一眼，只见一团乌云从北边天空压过来。这时我的电话响了，于艾双在电话里小声的说了一句话：“韩真植回来了。”没等我说话就把电话挂断了。回到公司，果然发现大家刚刚舒展了几天的眉毛又拧到了一起。我心情低落，坐下来，打开电脑，马上把韩真植回来的消息抛到九天月外，因为四川地震了。

那天是5月12日，柳燕发短信说地震的时候她实验室的试管架哗啦啦晃了十秒钟，情形十分可怕。从一个月前我们去吃了庆丰包子，柳燕再也没搭理过我，这天趁地震给我发了短信，算是和解。我就坡下驴，非常礼貌的回复她：没事就好。

2010年元旦，柳燕马上就读完研究生回南京当公务员去了。我因她而来北京，现在我留了下来，她却要走了。这一两年当中，她已经有了一个南京的男朋友，而我不是在换工作就是在换女朋友。2010年元旦，柳燕说再和我聚一次，我们俩用两个假学生证买了两张话剧《骆驼祥子》的学生票去人艺看话剧。进场检查时我们都忐忑不安，没想过程却十分顺利。我记得我们的位置离舞台很远，舞台上风雨飘摇，我们看不清楚却看得津津有味特别专注。看完话剧，柳燕打车回学校，我打车回家。下车的时候，我误将一张五十块钱和三张十块钱当成是四十块钱给了出租车司机，把用假学生证买话剧票省下来的四十块钱又全部搭进去了。我心理很不平衡，直到如今。顺便问一句：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封面很漂亮，白底黑字，显得宁静悠远，可我一直看不进去，柳燕，你看进去了吗？若是那天我说的是不行，你会不会容我再坚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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