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26岁的泰瑞莎·琼斯（Theresa Jones）是一名来自英国布里斯托的临床心理学家。她参与了 “无国界医生” 行动，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埃博拉治疗中心工作了一个月。早在埃博拉疫情爆发之前，她就已经住在利比里亚了。她在当地组建了一个三人心理治疗小组，致力于为无国界医生组织里的工作人员提供心理咨询。我们找到她，讲述了一些在治疗中心的工作。

－本文由特丽·莎琼斯叙述，海伦·尼纳斯撰写。

医护人员准备进入治疗区。图片由 国际疾病防治中心 提供

不难想象，与埃博拉病毒和病人们打交道是非常困难的。目前对这种病毒还没有治疗办法，大约70%的患者都会最终走向死亡。痊愈的关键，只能依靠病人自己的免疫系统；而医生所能提供的只是一些辅助治疗，让病人痊愈的希望大一些而已。

对那些平时救死扶伤无数、医术精湛的医护人员来说，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在这里的努力往往会付诸东流。而我的职责，主要就是帮他们用积极的心态面对工作。医生们需要认识到，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即便是给病人递一杯水、一句安慰、一次耐心的询问，不管看上去有多微不足道，都是有价值的。我的工作，就是帮这些同事们找到坚持下去的理由和意义。

每天的日程都塞得满满的。早上7点开会，我每天都会穿着相同样式的衣服，这是为了遵守组织制定的卫生标准。我一般会穿牛仔裤，因为裤子必须紧贴腿上，不能触到医院的地面；还要穿长袜，不然穿长筒胶靴的时候袜子会滑脱。如果和埃博拉患者共处一室，就必须穿上防护设备，包括一件像航天服的防护衣，特别紧。一般是两人在一起合作，所以必须监督对方穿脱防护衣，还得时刻留心同伴的安全。

医护人员正准备进入疫区。图片由 国际疾病防治中心 提供

医疗队通常在开会间隙吃早饭，聊聊前一天发生的事：今天又有多少人出院了，多少人去世了，今天我们还有多少床位，以及还能接收多少病人等等。开完早会之后，我就坐一辆小巴前往医院。我所在的医院是建在室外的，病人在帐篷里接受治疗。我们一直在扩建，不断增加帐篷的数量，腾出空间以便接纳更多的病人。

医院分为高危区和低危区，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级别的卫生标准。当你四处走动的时候，要按时洗手洗脚，也要清洁脚上的靴子。我一般不去高危区，但那些向病人提供心理治疗的同事会进去那里。我的工作站设在医院的外围，所以我都是在低危区走动。即使这样，每天我也要用液氯给双手消毒30次以上。

心理治疗团队就设在其中的一座帐篷里，人们随时可以进来咨询。如果当天遇到了什么特别严重的困难，我们还会在事后举行一次小组会议。白天经常会有领导过来开会，讨论员工的生活条件问题。我们发现，很多利比里亚本国的员工也是各有各的难处，有些人被逐出了家，有些人因为在医院工作被居住的社区拒之门外。所以我的团队为此开办了一个工作展示中心，邀请社区居民和他们的家人前来了解医院的情况，并且向他们普及医院里的种种安全措施。

到了午饭时间，我们会回到总部。我很注意饮食，因为我一整天都在跑来跑去的。午饭一般是有当地特色的鱼肉和蔬菜。我还会和 HR 及管理人员开例会，确认大家的工作情况。只要是能在医院传递乐观、希望、人性和尊严的人或事，都是我重点关心的对象。

埃博拉的症状包括呕吐、腹泻，间或伴有七窍出血。这种病轻易就能夺走一个人全部的尊严，而我们的心理治疗团队则致力于帮助病人恢复自尊自爱。由于我的工作范围与人的心理健康相关，因此我得全天保持待命状态。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很多人离开时都感到满腔歉疚，因此他们可以在晚上来找我倾吐他们的烦恼。

今年早些时候，我就前往利比里亚定居，来到医疗中心工作。当地对疫情一直没有采取积极行动控制，我对此感到十分沮丧。不过医院的气氛很好，大家都在努力，这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但也有消极的一面：无国界医生组织是唯一一个在疫情前线工作的组织，背负着相当大的压力。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把那些怀疑受感染的人送走。尽管目前我们是当地最大的埃博拉治疗中心，然而可容纳的病人数量仍然十分有限，无法满足所有患者的需要。我们在尽快扩建，但也不能因为求快而牺牲了员工的安全。

一些病人状况很糟，给人感觉非常绝望，这个时候拒绝他们实在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们的家人照顾他们，并提供家用的消毒装备，包括氯、肥皂、两个桶、一副手套、一套医生袍和消毒喷雾器等等，这样至少能帮助那些家庭预防传染。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家里也根本无法进行治疗。在蒙罗维亚，我们总共向高危人群及社区发放了5万套这样的装备。

显微镜下的埃博拉病毒 。图片由 国际变态反应与传染病研究所 提供

我们这个治疗中心有大约60名海外人员和600名本国员工。那些本地员工告诉我，他们就是想为自己的国家出份力。比如有一个专门负责把出院的患者送回家的年轻人，因为病人一般不会在早上出院，所以他本来下午2点才需要过来上班，但他还是每天早上9点就会过来帮忙，尽管并没有多的工资可拿 —— 他只是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帮助别人。

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有足够的希望和慈悲的情怀，才能面对如此绝望的现状。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我需要告诉那些医生，善意之举看似渺小，却有重大意义。为了时刻提醒病人和员工这一点，我们立了一块 白板，出院的患者在离开之前，会在上面留下一个彩色的手印。对我来说，这些手印是很神奇的，因为现在总要提醒大家洗手，不要随意碰触他人，所以手印是一个很强烈的象征符号。

我们的队伍中有一些人，比如负责埋葬死者的埋尸队，他们成天跟埃博拉病毒的受害者打交道，满眼所见尽是死亡，而不是我们的胜利以及那些幸存者。因此他们就尤其需要知道，我们所做的事确实是有效果而且有意义的。

在利比里亚，握手是一项重要的礼仪。当医患之间握了手，他们就建立起了友谊。如果患者好转出院了，你会看到医疗人员一路小跑过来和他们握手。当你看到此情此景，很难不被那种积极的气氛打动。但即使出院也并不代表你的生活会马上好起来。很多人回到家已物是人非，家人都已经因病去世了。而且患者所在的社区，也往往并不相信他已经痊愈了。

我们一般在下午6点半下班，然后开会到7点半，看上去好像不是很晚，但其实每个人都已经度过了十分疲惫的一天。大家的关系都非常融洽，晚上我们会在一起聊天，喝啤酒，吃东西。一天结束后，大家都很疲倦，只想洗个澡，和朋友聊天，然后睡觉。

我已经回到英国两周了，和家人朋友团聚的感觉很棒。虽然他们很担心我，却一直很支持我做的事。我觉得他们相信我有能力照顾自己，并以我为荣。我不会说自己有多么勇敢。也许我做的事是很勇敢，但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客观看待周遭的风险，并决定是否伸出援手。但我并不害怕重返利比里亚，我希望我能帮上忙，而且希望再去试试。

翻译：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