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代总觉得下一代吃不了苦，下一代总觉得上一代不能理解自己的压力；上一代总觉得下一代看着就要垮掉，下一代总心想你是没看到我的韧性。类似的嘴仗、笔战，在报刊文章与日常对话中反反复复地出现。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做一点实证呢？基于 1950 年以来的劳动市场数据，Kaplan 和 Schulhofer-Wohl 最新刊出的研究发现：两边的观点都有道理。一方面，劳动者在工作中感到“疲劳”与“疼痛”的程度在下降；另一方面，“焦虑”的程度与时俱增。

具体而言，2011-2015 年间的美国社区调查问卷中，包含以下一系列问题：在工作时，你在多大程度上感到快乐 / 悲伤 / 压力 / 疲劳 / 疼痛 / 有意义[1]？将个体的答案对性别、年龄、教育、职业等多个变量做回归，即知每一变量对特定情绪的影响大小。接下来，假定不同行业工作对前述六种情绪的影响随时间保持不变，利用 1950 年来劳动力市场中职业组成及个体特征的相关数据，即可利用前述回归结果，反推 1950 年来劳动者整体中六种情绪的相关变化趋势[2]。

结果如上图所示：近 70 年来，六种情绪的变化趋势相差明显。对快乐、悲伤和意义感这三类情绪，我们看不到特别明显的趋势。疲惫和疼痛方面，老一辈人的成见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二者都随时间呈现显著的下降之势；压力方面，年轻人的抱怨和委屈也有据可循：1950 年以后，劳动者感受到压力的程度一直在上升。这些变化折射出背后劳动者职业选择的变动：以律师、医生等职业人士为例，尽管这一职业面临较高的压力，从业者占整体的比例仍持续上升。

按性别拆解以上结果，得到的结论更加有趣。如上图所示：男性劳动者中，压力增加的同时，快乐和意义感两种情绪却持续下跌；女性劳动者的压力基本维持不变，悲伤情绪稍有下降，快乐和意义感两类情绪则有非常显著的上升。这些数字变动，可能是劳动力市场平权在心理层面的衍射。最后需要指出一点：本文依赖的假设非常强，这也是本文结果所面临的局限之一。如果要推进同一题目的后续研究，学人或许还需要收集更多历史材料，并作深入的文本分析。

[1] 答案从 0 到 6 分布，数字越大意味着相关情绪越强。

[2] 这是一个非常强的假设。采取如此权宜之计，原因是我们不可能获取几十年前劳动者对工作的感受。这是研究者面对数据缺乏问题时不得不做出的牺牲。

参考文献：Kaplan, Greg, and Sam Schulhofer-Wohl. "The changing (dis-) utility of work." Forthcom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