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安置的大困局

贫困、毒品、艾滋病、孤儿，都是在谈到大凉山时不能略过的要点，某种意义上，它们之间互为因果，盘根错节，没有任何一项可以先于其他解决。

孤儿不会凭空产生，在凉山，让父母失去抚养能力的最大原因是毒品和艾滋病。根据凉山州民政部门 2012 年的统计数据，当地没有父母抚养的儿童约 2.5 万名，占总人口的 2%。另有数据显示，2016 年凉山州破获毒品刑事案件 1236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613 名，缴获各类毒品 550 千克。

虽有报道称凉山州在禁毒工作中屡创“历史新高”，但这个“新高”背后有其他原因。它一方面体现了公安机关禁毒力度的增强，但在可见的数据中，每年的毒品犯罪数量仍在逐步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力物力投入禁毒，现状却暂时是犯罪事件的不降反增，在凉山，短期内仍看不到解决毒品问题的希望。

大量的毒品犯罪意味着当地有大量的毒品使用者，常见的毒品吸食方式分为呼吸道、吞食和注射三种。呼吸道吸入常见于冰毒、可卡因、海洛因等，例如把毒品放入香烟中同吸、在锡纸上烫吸。吞食常见于摇头丸，毒品通过胃肠道吸收，但这两种吸食方式的毒品利用率和为吸毒者带来的快感都远不如注射。

在贫穷的凉山地区，毒品属于颇为奢侈的消费品，为了消耗最少毒品，达到最极端的体验，注射成了主流的吸食方式。这一方式带来的问题就是艾滋病的泛滥。截至 2015 年 9 月，凉山州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累计报告 38568 例，其中静脉注射传播的人数占到 57.8%，总人数占四川全省 50%，其中 90% 以上是 15-40 岁的青壮年，随之而来的性和血液传播则将艾滋病传给更多的人。吸毒后精神失常带来的意外死亡、劳动力丧失，艾滋病导致的痛苦、死亡，与贫困一同，不断“生产”着新的孤儿。

在原生家庭功能恢复之前，把格斗孤儿送回这种环境，很难说是一种好事。

摆脱这种恶性循环的最好方式就是生活上的隔离，远走他乡。凉山地区的汉族人口比例较低，劳动技能单一，汉语、汉文化水平低等原因令雇主不愿意雇佣凉山彝族，凉山彝族也没有外出务工的自信，这导致彝族人口在凉山州每年的劳务输出中占比很小。成年的青壮年尚没有勇气走出山区，遑论这些自小没有家庭关爱、缺乏学校文化教育的格斗孤儿。

格斗俱乐部收养的孤儿们，很可能是第一次生活在稳定的集体生活中，有规律的三餐和作息，有具体的未来。他们脱离家乡的恶性环境，付出了适应城市生活、学习汉族文化的代价，现在却要被送回家乡，重新回到贫穷落后乡村环境中。离乡的尝试以遣返告终，不单单是文化上的反复冲击，更是对生活勇气的磨灭。

当身边的人都困于贫困与毒品的时候，个人很难从中逃脱。在没有成熟的福利系统和家庭抚养的条件下，让格斗孤儿回乡，难说真的能好好“安置”。或许他们可以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但会在十五六岁时再次面临出山或留守的抉择。青春期的几年是偏差行为高发的时间，家庭功能的缺失再次降低他们对各种风险的抵御能力，可能有人已经沾染了毒品，剩下的回想起曾经被遣返的经历，也未必再有勇气出走，就此腐化成家乡不断循环的悲剧，造就下一代的孤儿。

政府能做什么？

遣返格斗孤儿的官方解释之一是接受义务教育，但学校在解决“凉山问题”上，恐怕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凉山州教育局的数据显示，2011-2013 年，当地教育投入从 49 亿元提升至 70 亿元。不了解毒品地区乡村生态的人总会认为教育是解决问题的金钥匙，好像孩子们进入学校就会学到东西，之后一步步成为有用的人才，给家乡带来积极的改变。可事实不会这么理想。在大量的乡村学生中，固然有一些成功者，但几年前，时任凉山州喜德县代理县长曲木伍牛在《凉山彝族地区贫困问题研究——贫困现状及其特点》中提到，当地彝族地区适龄儿童入学率低，受教育时间短，文盲、半文盲人数不降反升，教育资源投入的提升并未直接反映在教育成果上，更难以解决凉山面临的复杂问题。

升学考试的道路适合城市和较发达乡村地区的孩子，格斗孤儿的家庭功能、社会抚养体系都不完整，上学并不能解决他们平时无人照料、缺乏家庭教育导致的各种心理、生理问题。基础问题尚未解决，却纠结于他们的教育水平，无异于在没有地基的平地上盖房。凉山格斗孤儿的困局，不是他们的个人问题，而是他们整个家庭、社区的问题。

如果非要探讨教育的作用，那么义务教育阶段之后衔接的职业教育更值得重视，凉山地区也在推进名为“9+3”的职业教育计划政策包括免除每生每年 2000 元学费，每年补助每个学生 1500-3000 元生活费，以及补助交通、住宿、书本等杂费共七项。

想要支持一名学生完成职业教育，这些补助非常吃紧，一旦遭遇疾病、意外等情况，学生家庭便难以负担。如果汉语水平、文化水平较差的彝族学生在城市生活的适应过程无人关心，在学校学习中的挫败感较强，失去家庭作为后盾，那么中途辍学的情况常有发生，补助支持的实际效用十分有限。

台湾地区有些情况类似的地区，居民以山地原住民为主，同样受困于毒品、酗酒等问题，在全台湾人口中，有 75% 的贫困儿童来自这类的贫困乡村。乡村地区交通和基础设施相对弱势，一个贫困家庭对社会服务需求又相对复杂，受限于信息和资源的闭塞，村民很难获取服务信息，有时并不是政府没有提供服务，而是弱势家庭不知道该如何寻求帮助。这时就需要把地区内专门针对儿童、养老、医疗、残障、妇女、社会发展等问题的社会福利机构进行统整，在乡村附近地区规划建立“区域性社会福利家庭服务中心”，政府提供资金和人力，建立单一窗口，实现以社区为基础，以家庭为服务单位的输送渠道，提供综合性的服务方式。

这类家庭服务中心的核心人员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社工，可以扎根社区，通过家访了解地区特点，调整个性化的服务，协调各方面的资源。这类服务的工作重点不在学校，不在就学率等表面上的数据。“成绩提升不代表翻转人生，偏乡有许多缺角家庭，需要的是有人用时间、耐心陪伴”，弱势家庭服务才是重点，尽管这些内容很难在统计数据上量化。

例如一个父亲吸毒、母亲缺位的家庭中有两位学龄儿童，家里老人无人赡养，在理想状态下，社工可以为父亲安排离家戒毒和就业技能训练，儿童则进入孤儿安置机构或者寄养家庭，老人进入社区集体赡养的养老院。等父亲恢复工作能力后，再将孩子和老人接回家庭，重启家庭功能，并实时跟踪个案状况开展进一步的调整。这就需要国家社会福利体系的健全完善。

社会组织视角下的安置问题

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体系和医疗体系类似，要求覆盖率高，确保国家公民在有需求的时候可以得到照顾，但是当前的城乡差异同样体现在社会福利服务的提供上。政府提供的福利安置机构多集中于城市，无法覆盖到乡村，也不是所有乡村社区都有能力像发达国家和地区那样建立服务输送体系，这时就需要强调政府部门之外的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去承接那些无法被官方服务覆盖到的群体，弥补他们家庭功能的缺失。

大凉山地区是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最蓬勃的地区，但大多数机构专注于学校、社区发展或定向扶贫的方向，同质性较高，服务对象相对重叠，导致大量投入之后难以看到效果。例如，一个专注于学校教育的机构，无法兼顾孩子回家之后的生活，孩子可能在学校取得了一分的进步，回家后的环境却带来两分的退步。家庭功能的基础不解决，其他能力的增长就无从谈起。如果没有系统的规划协作，大量社会组织的粗放式进驻，带来的会是公益资源的浪费。

现实上，公益机构同样面临贫富差距。大型机构在募款上有优势，资金压力相对较轻，但有些仍然采用传统的发放善款的形式，也无力负担自行开发大量社区服务点的管理成本。小型机构有扎根社区的热情，但往往因为资金和资源不足，导致专业性偏低，在服务提供的计划性和质量上有所欠缺。大凉山这种社会问题尖锐的跨文化环境，更需要专业的服务去处理各种复杂状况。如果大型的基金会可以在凉山社区中扶植一系列专业度较高的服务机构，自己担任类似上文“家庭服务中心”式的协调功能，或许可以为现在中国贫困乡村地区难以服务弱势家庭的现状打开困局。

除了社区内部的发展服务工作外，转移安置同样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出路。当原社区的服务条件有限，开发时间遥遥无期时，可以考虑通过转移手段将有需求的孤儿等弱势群体进行城乡之间的安置，而不一定非要追求回乡安置。城市的社会福利资源相对丰富，如果原生家庭确无恢复功能的希望，或家庭本身有强烈意愿将儿童送出乡村，那么可以通过中介机构筛选出合适的个案，将类似格斗孤儿的弱势群体进行合法的都市安置。政府配套解决他们的教养、安全、就学问题。年幼的儿童安排进入福利院等安置机构，长大之后进入自立机构，协助他们学习生活技能、锤炼城市生活心态、处理意外事件，提供半家长式的跟踪管理。无论是学习格斗或其他职业技能，进入社会务工或学习，都需要社会组织承担辅导工作，替代原生家庭的教养功能。

家庭式服务的缺点是服务进度慢，成果难以量化，人力成本高，不容易在漂亮的数据上展现。服务计划复杂，难以让外界人士充分了解，这也制约了类似计划的募款能力。捐款人总是希望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政府购买时也会有量化的指标评估。但在大凉山这类的复杂、长久的困局面前，追求数据上的成功是没有意义的，一顿饭、一笔钱、一所学校都无法根本解决问题。

政府与社会组织协作开展统筹性的家庭服务，从最基础的家庭功能开始修补格斗孤儿成长中的每个漏洞，或许是一种可能的出路。仅仅是“一刀切”式的回乡就学安置，难以挽回任何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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